委托代理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

委托代理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特点和公司治理机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委托代理问题在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企业产权趋于明晰，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得到强化，委托代理问题得到缓解，但仍然在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上面临一些困难。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的理论思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和产权特点的原因，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特有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在实践中十分困难，在理论上也存在着相当的难度。总的来说，现有的委托代理理论是以西方现代企业契约关系和管理制度为基础的，而我国国有企业在契约关系和管理制度上均有自身的特点，如果简单套用委托代理理论的一些现有结论，很可能会陷入逻辑的困境。

（一）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

客观地看，在上文所阐述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三条主要弊端中，委托人层级复杂、定位不清和契约关系非市场化更多地是国有企业的特有矛盾，而代理人行为短期化虽然在其他所有制企业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国有企业中具有其自身特点。换言之，国有企业现有的产权和体制特性与这些弊端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委托代理问题是国有企业的固有弊病，势必造成其经济效率的损失，也就是说，在不考虑国家经济安全和就业安置等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单纯从经济效率来看，国有企业是无效的。事实上，关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西方的主流理论中，公共财产管理的低效性和国有企业效率损失的观点一度被广为接受，并被视为经济制度的固有缺陷。

事实上，公共财产的治理与国有企业管理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可类比性，例如产权均为公众所有；使用权占有者均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监督难度较大，且直接关系到资源使用和运行的效率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公共资源管理的研究逻辑可以类比到国有企业治理，既然在信息沟通充分、惩罚机制公开透明且经过占用者公认等前提下，公共资源的治理可以符合经济效率，那么，使用权分配相对更加明确、激励机制和监督体系业已成型的国有企业完全可能接近经济效率的最优结果。从理论上来看，经济效率能否实现取决于三点，一是信息传递，即在各个层级委托人之间关于代理人努力程度和工作业绩的信息必须得到充分传递，并且不能失真；二是激励机制必须公开并得到认可，关于惩罚或激励的承诺必须可信，这将直接影响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博弈中的行为；三是监督必须有力有效，这是保证信息真实传递和激励机制切实落实的保障。显然，这三个关键点并未与国有企业的产权所属直接相关，即并不是产权国有的企业就必然产生或无法克制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弊病，产权的特点更多是在技术性的层面上显现其影响。

（二）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

外部监督是缓解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所存在弊端的重要外部保障。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来看，国有企业监督机制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是监督者、委托人、代理人三个体系的重叠。外部监督的本意在于借助第三方力量，保证委托人和代理人严格履行契约规定的职责和义务，防范其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外部监督相对容易实现，例如会计监督、审计监督等，都是外部监督的形式，监督人和企业成员特别是代理人利益通常相互独立，使得监督能够实现客观有效。然而，国有企业产权国有，其社会性较其他企业更加明显，因此与社会接触的边界也更加宽泛，企业组织更容易向社会延伸，这就决定了其外部空间要比一般企业广阔，或者说更容易将各种与企业相关的关系和事物包括监督内部化，导致监督主体丧失独立性。对于企业代理人体系而言，它又是督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监督人。三个角色的重叠，使其容易模糊三者之间的角色定位，特别是在承担企业外部监督角色的环节上，可能失去独立性和客观公正性，从而使得这一环节的外部监督流于形式。一旦外部监督不力，委托代理契约中的约束将会松弛，委托人和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惩罚的预期成本下降，不尽职的风险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