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核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坚持把提升劳动生产率

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着力点当前浙江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在加快结构优化调整的同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必须把提升劳动生产率作为推动转型升级、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切入点，把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从扩大规模转到提高效率上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真正实现效率驱动发展。

一、提升劳动生产率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强劲动力。

国内外发展实践表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重点和支撑动力也不同。同时经济增长更多是一个长期现象，长期增长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依靠短期需求刺激能制造短期繁荣，不能产生长期增长动力，反而可能制造泡沫。当前，由于“人口红利拐点”、“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茨曲线拐点”三点叠加，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加之世界经济贸易格局显著变化，依靠需求拉动的出口导向型、粗放型传统发展型式日益式微。近年来，随着发展环境的变化，我省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弱化，经济增速趋缓、下行压力加大，前期刺激形成的产能过剩仍处于消化阶段，工业经济仍处于下行趋势，房地产销售额和面积均出现负增长，转型阵痛加剧。特别是自2009年以来，GDP增速已连续5年列沿海四省末位，这几年一直在8%左右徘徊，与广东、江苏、山东的差距逐年扩大。2014年一季度，浙江经济同比增长7%，再创近五年来新低，在全国已经公布经济数据的十多个省份中排末尾。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特别是“三个”过多依赖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增长质量和效益偏低，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2012年，浙江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约相当于美国的20%、日本的21%和韩国的44%，而同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8.4%、日本的9.1%和韩国的20.0%，台湾的34.1%，不到人均GDP相对水平的一半。即使与兄弟省市比较，我省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明显偏低。2012年，我省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为9.4万元/人，分别是上海的

54.7%、江苏的82.5%和广东的98.9%。在要素资源投入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如果2012年浙江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1.0%，当年GDP就可以增加

9.3%。我省劳动生产率水平上的差距，也反映出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空间，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对增长的边际贡献会不断下降，要确保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劳动依靠生产率提升。因此，只要我们着力在提升劳动生产率下功夫，推动经济增长向效率提升驱动，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且也可以为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提供强劲动力，保持经济社会长期增长。

二、提升劳动生产率是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抓手。

劳动生产率水平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核心指标，因而也是衡量转型升级、发展方式转变是否取得成效、成效大小如何的关键指标。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报告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就是通过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劳动力素质提升等途径，使真实劳动生产率每隔数年翻番，从20世纪50-60年代仅相当于美国的20%提高至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50%以上。我们说当前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就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资源的投入，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过低。2007-2012年，浙江工业劳动生产率从72836元/人提高到100709元/人，年均仅提高4.9%，低于工业增加值（9.2%）和GDP（9.6%）的年均增长速度。从绝对水平看，2013年浙江规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6.3万元/人，分别低于上海（28.0万元/人）、江苏（26.0万元/人）、山东（26.6万元/人）和广东（17.7万元/人），只是全国22.7万元/人的71.8%，其中31个大类制造行业中，浙江有23个行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过低的背后是我省长期以来低层次产业比重过大、产品附加值过低、企业创新能力薄弱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加快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也不是简单地看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提高了多少、服务业比重提高了多少，比重仅仅反映数量上变化，而核心是效率的提高，即促进要素资源向高生产率部门如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流动，进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坚持内生发展、高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集约发展，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达到不断提高设备、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利用效率，以及提高土地、环境、水资源等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加大技术改造、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加快实现机器换人、腾笼换鸟，达到增进经济运行效率的目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低耗低排放产业，加强产业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协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达到优化升级经济结构，以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的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把提升劳动生产率作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的着力

点，切实破解当前发展中保持经济增长与加快结构调整的“两难”问题，真正为实现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三、提升劳动生产率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根本途径。

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番是本届省政府的重要目标。但从浙江实际看，提升劳动生产率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六普”表明，2010年浙江工业就业比重达到44.7%，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比江苏、上海和广东分别高出9.6、8.5和4.8个百分点。研究表明，2001-2012年，浙江工业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6%，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0.4%，目前这两个比例还在稳步提高。1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下降至37.3%，纯粹的农业收入只占15%左右，主要来自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占比达到52.6%，比2000年提升了5.6个百分点。即使在低收入农户中，工资性收入比重也很高，2012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626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996元，占47.86%。2因此，自于工业的工资性收入不仅是目前我省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且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也很大。而劳动生产率作为企业及社会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标志，决定了工资收入水平的高低。2013年我省通过实施“机器换人”，规上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9.9%，职工平均薪酬增长12.2%。

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必定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反之亦然。总体上看，近年来我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这与相对较低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2012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5.10万元/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0%，明显低于当年规上工业企业人均劳动报酬的相对比重

（90.3%）。2012年，与我省人口地理、经济规模类似的台湾制造业从业人员小时劳动报酬达到9.5美元，是浙江城镇制造业在岗职工小时劳动报酬的2.8倍，主要由于台湾制造业较高的小时劳动生产率（每小时36美元），约为浙江城镇制造业的2.7倍。全球范围看，2012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足7千美元的5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低于6千美元（1990年GKs），制造业人均个人可支配所得普遍在2千美元以下；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高达5万美元的25个较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均GDP 平均超过2万美元（1990年GKs），制造业人均个人可支配所得普遍在1万美元以上，收入增长较快。这说明，如果工业等行业劳动生产率不能得到较快提高，工业企业劳动报酬提升的空间已经很小。因此，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番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提升全社会尤其是工业劳动生产率，并通过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