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读书报告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读书报告

所谓国际契机，即指国际环境。历史上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以此形成了“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而欧洲接触亚洲就必须面对一个以整个亚洲为规模的按自身规律运行且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这样，中国面临的国际契机不仅是来自西方的影响,还有是以自身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

滨下武志的这本《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比较有代表性地阐述了他对亚洲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看法。主要表现在关于亚洲近代史开启的契机，以及以整个亚洲为对象的亚洲近代史怎样把握的问题，并且他强调地缘经济的作用。所以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从制度和市场两方面展开推导出亚洲区域在内的历史纽带；二是以中国的对外贸易为焦点，特别是关于欧美的商人、银行是怎样进入中国的贸易体系为中心，即以贸易金融、投资行动的变化为主线进行探求；三是试图从人、物、才的流动方面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的网络结合点的作用。所以我主要围绕这三方面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

一、从制度和市场两方面展开推导出亚洲区域在内的历史纽带。滨下武志首先对亚洲历史全貌进行了再探讨，并认为历来对亚洲近代史的研究，都是作为近代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冲击来说明的，即经常提到的“西力东渐论”或“西方冲击论”。在这些理论里，欧洲扮演的是主动者的角色，而亚洲扮演的是被动者的角色。但是滨下武志并不认

同这样的传统观点，因此他试图寻求“一种既能有效地继承过去的传统，又能全面地把握各国不同的历史特质和现状，进而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定问题。”首先把亚洲连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即将亚洲各个部分有效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该体系以朝贡、回赐这种和中国之间形成的两国关系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构成的体系，是既有包容关系又有竞争关系的立体的复杂的地域圈。这实际上就是亚洲经济之间的体制因素。因为这种朝贡关系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即“亚洲经济圈”，或“前近代亚洲市场”。所以，当西欧进入亚洲时，亚洲经济圈除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外，依旧保留和继承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这样西欧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有着自身规律的、按照自身秩序运行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换句话说，欧洲也有一个面对来自亚洲“冲击”的问题。因此，“西方诸国一方面采取加入和利用亚洲原有的朝贡贸易形成的网络，另一方面则通过介入朝贡关系的一角，并试图使其改变的做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实际上，朝贡贸易是一种等价物的交换，价格标准原则上是以中国国内市场（北京）的价格为基础换算的，支付手段也是中国的纸币。而纸币实际上是白银的支付凭证，亚洲区域贸易圈的形成、扩大使得白银流通量加大，白银结算体系逐渐形成。

二、以中国的对外贸易为焦点，特别是关于欧美的商人、银行是怎样进入中国的贸易体系为中心，即以贸易金融、投资行动的变化为主线进行探求。16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经过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对华输入白银的阶段；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随着印度鸦片向

中国的流入增加，白银从中国流出，“其原因不应仅仅归结为外国贸易结构性质的变化，而更应看成是一种新的起点——由此产生新的贸易金融关系的展开，决定了诸列强掌握侵入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状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发生质变的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历史特征。”19世纪50年代后为白银的流入期，以英国为中心的外国银行在此时期打下了自身活动基础，列强正式对中国进入金融；19世纪70年代初一后，伴随欧洲金本位制的扩大，向亚洲的白银流入增加。白银的流入使得银价下跌而白银的流出使得银价上涨。其间，由于中国茶叶及生丝出口的激增和英国棉制品出口的停滞、印度鸦片的利润低下以及印度的出口增大和进口英国棉制品的停滞，导致了原先稳定的三角贸易结构出现动荡甚至开始逆转的倾向，这又导致英国和欧洲的白银向亚洲流入以及围绕中国贸易关系的国际再构成——殖民地银行从亚洲扩张以及对中国投资和中国金融的依赖。总之，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如从金融的角度对其整体的经济活动的综合表现进行考察时，“中国经济已被卷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规模的国际结算体系之中。”

三、从人、物、才的流动方面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的网络结合点的作用。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作者首先概括以往香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是作为“现状研究”来进行，在作者看来，香港作为自由港、中转港的象征，作为殖民地香港的历史，在其对外关系方面，具有很大的历史性特征。二是涉及到香港的“历史意义”问题时，也仅仅是殖民地政策的内容，即历代总督统治史的有关问题。“因此，

香港经济社会的扩大发展，以及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关注”。于是作者把香港设定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其认为必须注意香港在历史上的两大对外关系。第一，“香港始终被作为中国华南经济的一部分这一与中国在地域上连接性的特点。第二，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以后，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先端部分、新界地区或被割让、或被租借，它们作为香港殖民地，起着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据点的作用……这两大对外关系，也许是形成香港经济史特征的最根本因素。”

再者，香港的移民问题。中国人的移民历史，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移民源远流长，香港作为移民中转地的角色不容忽视。由于宗族制度，移民以男性为主，移民条件艰苦，死亡率高，通过中介移民，当时看好中国移民。随着东南亚农产一级采矿业的发展，新加坡成为集散地，但是仅有香港的移民以及移民是否安全成为了香港政府关心的问题。移民们为了养家，归还费用给中介，华南-东南亚交易圈的存在，投资等原因使得华侨汇款。汇款的方式有邮寄，自己或托人归国时携带，托客头转带，通过信局和外国银行寄款，汇款的流动防止了东南亚汇率的下降，由于外国银行的作用，中国和日本，欧美的联系更加密切。读完这本书心中真的感慨万千。首先是作者滨下武志的学术精神使我感动与钦佩。在很多评论文章中，有一共同点显而易见，即学者们不约而同的认可了滨下武志对以往亚洲近代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观”或“西方中心观”的批判。“虽然有些学者对此持批判谨慎态度，但或多或少赞同滨下这种独辟蹊径，不落窠臼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