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引发的思考：中国传统政治的内在逻辑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引发的思考：中国传统政治的内在逻辑一、引言初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被其思想之深刻、立场之鲜明、观点之明确所折服。

与其他历史著作侧重于叙述史实、注意立场中立不同，此书重在评论，其要义在于解放思想，而思想解放之工具在于明了“得失”，故全书体现着钱穆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之思考。

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中国的传统政治被冠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

在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西方坚船利炮裹挟着政治思想入侵中国，急于变法图强的国人忽视传统政治，以至于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故书中所述诸多观点与世人历史常识多有出入。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切入，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得失利弊，揭示政治制度变迁的规律，从而深刻阐释中国传统政治背后所蕴含的逻辑。

在钱穆先生写作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在骂声中被贬斥地一文不值，但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任何制度只要存在一两百年，就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环境相适应。

现在我们批判传统中国政治，是凭自己所处环境和需要来评价历史上以往的各种制度，按钱穆先生的说法这是一种时代意见。

但实际上，今人研究古代的人与事，时代的烙印不可避免的会在我们的观点中有所体现，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尊重历史意见。

何谓历史意见？钱穆先生认为是制度实施时期有关各方意见之反应。

中国的政治制度史所包含的内容卷帙浩繁，但总有一些规律贯穿始终，结合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我们可以理顺历朝历代政治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及文化要义。

钱穆先生精通这一方法，通过观察汉唐宋明清五代政治制度发展，一些规律性的特征从纷繁复杂的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被总结出来，这些特征的背后包含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

钱穆先生在书中总结中国的传统政治有这三点特征贯穿始终：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社会阶层的日趋平等；政治制度的教条化。

从本质上来说，这三点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特征以及其他从属特征都可以归纳为两点：控制模式的转换问题以及制度过程的理念问题。

二、权力与道理：中国传统政治的控制模式对于政治的概念人们有很多种理解，我所理解的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在分配者与被分配者之间一定存在一种控制关系，这种关系确保分配结果被双方所接受。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三种控制模式：权力控制模式；金钱控制模式；道理控制模式。

权力控制是基于一种政治的逻辑，或者说是统治的逻辑，我比你有权，所以你要听我的。

金钱控制是基于一种经济的逻辑，我比你有钱，所以你要听我的。

还有一种是道理控制，或者说是交流控制，这是基于一种文化的逻辑，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别人听你的。

除了金钱控制外，权力控制与交流控制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主要的控制方式，并且这种控制方式并不是阶段性的，不同的控制模式存在于同一阶段的不同关系和相同关系的不同阶段中。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主要存在二对控制关系：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

中国的真正统一始于秦汉，秦朝以前的统一是一种封建的统一（夏商周），秦朝之后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统一的政府，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权力分配才开始影响中国的历史。

在封建时代，官员们某种意义上是为处理皇室家事而存在的，宰相只是皇帝的管家而已，这一点从官员的名称上就可见痕迹。

秦汉建立统一国家之后，皇帝化家为国，从管皇帝家事到管国家大事，宰相由封建时代的大家庭的管家变成了政府的领袖。

首先，从控制模式的角度来分析，或许人们会认为皇权与相权之间是一种权力控制模式，俗话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

皇室与政府是分开的，这是中国人的一向意见，也应是历史的大趋势，政府的事务是由宰相领导，皇帝如果想干预政务，必须经过宰相，这是政治制度上的安排，不是例外事件。

在唐代，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被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

（42页）所以说，皇帝如果想要宰相听话，必须在道理上说服对方，用权力强压或者直接越过都是有违制度的，所以说，某种意义上皇权与相权的控制关系是一种道理控制。

其次，皇权与相权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关系，呈现一种皇权逐渐增强、相权逐渐衰弱的发展趋势，从控制模式分析，即是从道理控制向权力控制转变。

汉宰相采用领袖制，唐代宰相采用委员会制，宰相的权力被分割到多人手中。

在宋代，军事、财政、人事三权从相权中分割出去，宰相治国多有掣肘。

及至明清，胡惟庸案之后，宰相制度被废除，相权低落到极点，与之反面则是君权提升。

明之内阁、清之军机处或部分具有宰相之权，但已无法理之依据。

中央决策之意志，均出自皇帝一人，余人不过执行耳，且执行过程时常逾越规制，清代尤是如此。

此时控制模式乃是权力控制，而且权力因素在控制机制中所占比例极大，“我比你有权，所以你要听我的”，此种逻辑充斥着整个政治生态。

就地方行政而言，钱穆先生认为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差（84页）。

汉代官级分得少，地方政府只有郡县二级，官员调动极为灵活，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感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11页）但后来朝代越来越倾向于中央集权，层级多，等级森严，这造成了中央过于强大、地方过于孱弱的局面。

或许是汉、唐均发生过内乱，宋代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是高度权力化的，财政、军事、人事权均在中央，因此一旦中央出事，地方就无法自保，北宋就是最好的例子。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需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

（50页）但是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集权国家，且中央集权的程度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增强，因此在钱穆先生看来，就政治制度来讲，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处在退步的状态之中。

然而这里却存在一个悖论，广土众民的大国家想要统一，必须中央集权，但是中央集权则会伤害地方的政府能力，致使国家发展不平衡，一旦有外力介入则会使国家再次陷入动荡和分裂。

因此，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程度，历来就是中国政治中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

那么该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呢？或者说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建立过程中应该具备怎样的特性？首先，中央不能对地方压迫过甚，同时地方也不能过于独立。

二者必须基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合理构建相互关系，同时这种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

这要求中央与地方互动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而不是将权力关系作为处理双方关系的唯一准绳，通俗的说就是“讲事实、摆道理”，二者处在一种道理控制模式中。

其次，中央政府应绝对代表全国性，而其地方政府要竭力避免陷于地方性，以此永远维持大一统的局面。

（33页）这是汉代中央、地方政府的特征，也是钱穆先生所推崇的中央-地方关系的理想模型。

这些特征具体表现在官员的选拔任用、军事兵役制度以及税收劳役上。

此种模式有利于维持统一，但在发挥地方政府施政积极性上略有不足，因此，良好中央-地方关系的平衡点需在治理实践中寻找。

三、法治与人治：公私交织的治理过程正如人们对传统中国政治“专制黑暗”的误读一般，传统中国的治理过程也长期被人所误解，人们印象中的传统中国是无法治，只有人治，一切治理过程只在当权者的嘴里，而不在白纸黑字的条文中。

当然这种误解也是有其根源，就是满族人对中国的统治，因为时间过去不久，所以印象深刻。

在谈论清朝的治理问题时，有必要明晰两个概念，这就制度与法术。

政治制度有些是制度，而有一些只能叫做事件或者法术。

（140页）大抵制度是出自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

（140页）清代的政治是私心的，其政府背后的支持力量不是读书人，也不是其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群体，而是部族。

而他们用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以此维持统治，这只是一种法术。

某种意义上说，清代的统治的确是人治，而且是一种私心很重的人治。

从控制模式角度分析，清代政治的控制模式是一种权力控制，这种权力来源于人，而不是制度，更不是中国的传统。

但清代以及元代等少数民族政权不能代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国的传统政治需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去研究。

钱穆先生曾言，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

（127页）这似乎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中国政治大相径庭。

实际上，汉、唐、宋、明等诸多朝代都有一套适合自己时代的治理规则，并以此为准绳进行施政。

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政府的组织制度、考试和选举制度，还是财政税收制度，亦或是国防与兵役制度，就设计而言无疑是详尽且符合和实际，至于之后制度的崩坏，环境变迁，又岂是设计者所能料到。

如陈群设计九品中正制，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才为朝廷所用，哪能料到此乃世家政治的源泉。

实际上，无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为，哪能有好结果。

细细想来，中国历朝历代前中期政治都还算清明，百姓生活还算安康，正是制度作用的结果，无制度之约束，何来安定之秩序。

但相沿日久，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天天繁密化。

如前文所述，过度依程序办事反而导致效率下降，行政腐败。

“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要紧公事都停顿了…”。

（126页）中国传统政治的治理过程并不是法治与人治二元对立，而是同时包含这两种因素。

正如周雪光先生所说：“国家治理实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优劣选择，而是一系列优劣不一的选择间的拼凑与权衡。

”法治与人治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重要的是治理过程所带来的结果。

据此而论，探讨传统中国的治理过程，需明了法治与人治具有何种特征。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于法治与认知的论述，主要提到了两对概念：制度与法术；公心与私心。

那么我们可以如此归纳：法治依据制度，出自公心；人治依据法术，出自私心。

毫无疑问，自秦至清的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史，人治与法治难以分开。

以钱穆先生所推崇的汉代制度为例，“汉代制度，政治清明，但只是皇帝好，人事好，却没有立下好制度；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大问题。

”（32页）汉武帝以其个人的能力破坏了制度，东汉前三帝之后的皇帝则是无能导致了制度的崩坏，这是缺少约束皇帝制度所致，用现代政治的话语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似乎缺少一部宪法。

无宪法作为顶层设计，政治的良好运行只能寄希望于皇帝。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推断，传统中国的治理过程不是基于制度，而是基于法术，出现的良好治理也只是某些人雄才大略的体现？正如我前文所讲，无论是纵向的时间线还是横向的空间线，单一的治理模式不可能概括传统中国全部治理过程。

首先，中国或许不存在今日那种明文的宪法，但也绝对不是对高权力毫无约束。

在传统中国的治理过程中，宪法层面的约束其实是传统文化，这种约束具有隐蔽性、伸缩性以及继承性。

它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因为缺少强制性，传统中国将遵守宪法的确定性寄托于个人的羞耻心以及道德评价上，这对于过强和过弱的人来说缺乏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