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武版“西方文论主要知识点”缺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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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是“西方文论主要知识点”,但是第三章缺失五个小点,直接从第6点布瓦洛开始的。后翻遍网络,终于找到!!
缺失部分:
第三章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的文艺理论
1,文艺复兴时期文论对古希腊罗马文论的继承与创新各表现在哪些方面?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论整体上并未突破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的理论体系,这就为文艺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余地。新古典主义文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它们具有共同的基本主张,即“模仿自然”、“崇尚理性”、“严守规范”、“服从古典”等。由于新古典主义文论的哲学基础是唯理主义,所以它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论既有继承又有反拨。就前一点看,它继续高扬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以理性反对宗教迷信;就后一点看,它轻视感性、情感与创造性,把对古代文学遗产的继承借鉴推向极端,由此产生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向。
2,文艺复兴时期文论是如何认识文艺的自主性特征的?
3,《为诗辩护》是从哪些方面论证了诗人和诗的地位及其诗的价值作用的?
(一)诗人是预言家和创造者。
锡德尼引经据典,说:“在罗马人中间诗人被称为瓦底氏,这是等于神意的忖度者,有先见的人,未卜先知的人。“”希腊人称诗人为普爱丁,而这名字,因为是最优美的,已经流行于别的语言中了。这是从普爱恩这字来的,它的意思是“创造”。在这里,我不知道是由于幸运,还是由于聪明,我们英国人也称他为创造者,这是和希腊人一致了。”由此,他断定,诗人是配先于其他竞争者而享有君王的权利的,应该把桂冠戴在诗人的头上。
针对自古以来谴责诗人是“说谎的母亲”、“腐化的保姆”的谬论,锡德尼批驳,说作为诗人就难做说谎者,因为诗人从不肯定什么。他虽然不叙述真实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并不当它真实的来叙述,所以他并不说谎。由于人们未能把诗的滥用和诗的正当功能区别清楚,所以人们就会认为诗人是“腐化的保姆”。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诗人在才智方面确是应该超过一切别人的,因为他们的一切只是从他们自己的才智来的,因为他们真是自己的创造者而不是人家的剽窃者。”
(二)诗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价值
《为诗辩护》中首先论证并论述得最为充分的是诗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诗是人类文化的源头。
其次,从诗本身怡悦性情的特点来看,诗能开发学术的各个方面。
再次,诗的形象结合了一般的概念和特殊的实例,因此它胜过历史和哲学。
总之,在锡德妮看来,诗高出于其他学术,是学术之父。
4,达芬奇的诗画比较意在抬高绘画的地位,但为什么却深化了对诗的认识?
从古代到文艺复兴时代以前,绘画的地位一直比较低微。达芬奇为了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竭力为绘画的地位和价值辩护。于是,他把绘画与诗、音乐、雕塑进行比较,鼎力论证绘画是一门科学,是最为完美的艺术形式。其中,诗与画之区别的系统分析显示了他对诗的特性的认识。
从性质所属来看,诗是伦理哲学,画是自然哲学。
从所使用的媒介材料来看,诗的手段是语言文字,画的手段是逼真的形象。
从所诉诸的感官来看,诗是听觉的艺术,画是视觉的艺术。
从时空角度看,诗在时间中逐渐展开,画在空间中同时出现。他把这种区别称之为“被肢解的身躯与完整的身躯之间的区别”。
达芬奇对于诗画的比较,当然有他的偏激与狭隘之处,这与他本身是画家而非诗人以及急于
提高绘画的社会地位有关。然而,他的角度选得准确,揭示了诗的特征;而且他的分析是系统而全面的。
5,卡斯特尔维屈罗《〈诗学〉诠释》体现出的诗学思想是什么?
卡斯特尔维屈罗的文艺见解,主要见之于他用意大利语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附有的《提要》和《注疏》(又称《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诠释》。
(一)诗的目的和功用
卡斯特尔维屈罗定诗之目的为娱乐,且主张以民众为娱乐对象,这不仅是对中世纪宗教神学文艺观的反叛,同时也超越了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的理论,充分显示了他的反抗传统的姿态。(二)诗的本质特征
他认为诗是一种想象和虚构的创造,但他同样要求其现实基础和合理性。
(三)“三一律”的初步主张
卡斯特尔维屈罗认为,悲剧必须考虑到实际的舞台演出和观众,因而在时间和地点方面受局限较多。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事件、时间、地点三方面对悲剧提出了一些要求。事件“是在一个极其有限的地点和极其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发生的”。“事件的时间不应超过十二小时”。表演的时间“和所表演的事件的时间,必须严格地相一致。”他的这种看法,是符合戏剧艺术集中性、舞台性、直观性的特征的,有利于发挥戏剧之所长。从这种主张的影响来看,它促使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把“三一律”确立为一种必须遵循的艺术法则。
(四)悲剧净化说新解
卡斯特尔维屈罗以他的娱乐说为理论根据重新解释悲剧净化说,他把悲剧净化解释为快感,一方面剔除了为教益而教益的功利性,另一方面把快感落实到实用因而又与为艺术而艺术论者划清了界限。
总的说来,卡斯特尔维屈罗借助对《诗学》的诠释所强调的文艺的创造性、想象性、娱乐性等,不仅更为正确地揭示了文学艺术活动的特征,同时也进一步批判、否定了压抑人性的基督教神学,传播与鸿扬了进步的人文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