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抉择

生与死的抉择
司马迁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注定了要面对死亡，但，每个人的死亡方式都不同。

有的人选择自杀，比如屈原，有的人选择坚强的活着，比如司马迁。

人在一念之间会决定很多事，有时，生与死，只在一念之间。

屈原和司马迁，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

他们面对苦难的反抗方式完全不同。

屈原选择了死亡，而司马迁则选择了继续奋斗。

面对两次遭流放的打击，屈原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他忍受着巨大的孤独与痛苦，始终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

终于无路可走，只有以死明志，杀身成仁。

对于他的反抗，我们只能表示叹服与钦佩，而不能有任何指责与议论。

他可以死，也可以活，然而他选择了死。

这是他的选择。

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另一条路。

遭受宫刑之后，他在破败的官邸中忍受着凄清的长夜，一阵阵的疼痛袭来。

一个铮铮铁汉变得残缺不全，命运的不公，无理地降临在他身上。

人竟要这样艰难无趣地活着吗？绝望沉重地压迫在他的心头。

或许，他想到了死。

但如果一个人无所作为，即使他肢体健全又能怎样呢？事业上的侏儒不是与身体上的残缺一样可怕吗？所以，他选择继续勇敢坚强的活下去。

面对宫刑的奇耻大辱，他虽然也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巾也”，而且痛苦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他想到未成之作，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跟勇气，终于忍辱负重，完成了父
亲留下的修史重任。

他的丰功伟绩，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让后人只能敬为神明。

屈原之死，是“一死以明志”，而司马迁，未死志亦明。

究其因是因为两人之志不同，所以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也不同。

屈原志在辅国安民，政治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围绕着政治，当他一再受到打击，政治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对他来说，辞赋只是“小道”，而他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千古绝唱。

而司马迁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志向在于他的《史记》，在于史有所传。

所以面对苦难，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活下来，写下去。

他不能去死，屈原的死是一种壮烈，而他的死是一种屈服，徒增他的屈辱与软弱。

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为了这个志向活了下来，最终他成功了。

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手术，而他的《史记》则向汉武帝证明了他的勇气与坚毅。

他的冷静、公允、胆量，通过《史记》已经“绝唱”了两千多年，恐怕还要继续“绝唱”下去。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实际上也把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史记》进行了比较。

司马迁和屈原，一个忍辱苟活，写下千秋巨著，一个愤然投江，系个人生死于国运兴衰。

事实上，他们都胜利了，屈原的死成就了《离骚》，司马迁用活谱写《史记》。

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确实，生与死的抉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想到过死，只是没有人去做而
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活着的责任，不能轻易放弃自己。

但屈原不同，他在明白楚国的情势后，不愿做亡国之臣，他头戴着巍峨之冠，身披着兰草香服，高吟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纵身一跃进了汨罗江。

生与死之间，他选择了死。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

司马迁得罪皇上后不得不遭受难以想象的痛苦，受到宫刑，但他为了完成《史记》这部著作，毅然选择了接受宫刑。

他如果像屈原一样赴死，也不失为一个壮烈的举动，但他没有。

生与死之间，他选择了生。

有时，死是一种牺牲，生也是一种牺牲。

屈原抱着他对楚国的深沉的爱国之情与悲凉的心投身汨罗江。

他不愿意看到被别人践踏的楚地，他不能够也绝不会选择苟且偷生，不如选择干净的死。

“生是楚国人，死亦楚地魂”，屈原死得崇高。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宁可接受宫刑。

对于那时的男人而言，宫刑是一种多么巨大的耻辱，遭受着如此羞耻和痛楚的宫刑，司马迁还是使尽浑身气力去撰写《史记》，这成为他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

这凝注着他的心血和刻骨铭心的痛。

死有时倒比生容易得多，司马迁选择生，可谓悲壮矣。

为什么有人择生，有人择死？孰是孰非？其实，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要遵循自己的心，就可以了。

选择无处不在，尽管我们未必能遇上这么重大的抉择，但当哈姆雷特的疑问回荡在你身边时，你应该，勇敢的遵从自己的心灵，勇敢地在你选择的路上迈开脚步，并且铭记，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参考书目：
1.屈原《离骚》，来自网络原文
2.司马迁《报任安书》，选自《古代汉语》中册（修订本），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蒋绍愚、田瑞娟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