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倾听——读《存在与时间》有感

海德格尔的倾听

———读《存在与时间》有感

于晓风X

(山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现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是一位杰出的划时代人物。代表海德格尔整个哲学思想的奠基性著作是《存在与时间》。而对于世界的影响,撇开历史和个人的状况不谈,我们仍旧可以公正地说,在西方思想史上,《存在与时间》是一部绝无仅有的著作。

此书之所以享誉于世,是因为它在现代西方社会这个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是海德格尔的巨大贡献。

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存在的问题之所以在西方引起极大关注,这与西方社会数百年的历史和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方社会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尤其是近代科学哲学革命以来,理性一直是一面高扬的旗帜,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判才能谋求自己的合法生存权。然而,理性的荒谬性如同其合理性一样是有迹可寻的,这其中蕴涵着非常微妙的机理。理性主义者倡导理性的最初本意是企图利用理性的力量去掉禁锢人的锁链从而获取自由。他们以为只要把理性无限地加以发展,人就可以相应地获得最大的自由。

精神的痛苦最早引发的哲学形态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他把整个世界描述为痛苦意志的无望挣扎。尼采把叔本华的哲学发展成强权意志的哲学,生命就是对于强权的渴望。如果说叔本华、尼采深刻地感受到理性的统治而导致人生意义的失落,自己受制于这种精神痛苦的折磨而又无法挣脱内心深处的骚动从而带有强烈的反理性色彩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则可以说相对比较冷静。他不是用反理性主义来和理性主义对抗,他提出的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对此在与世界的关系的哲思,表明他试图在存在的意义彰显的前提下含摄理性,因而他的哲学便显得更深厚扎实,更有意味。

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全部卓越的工作,他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莱布尼兹、康德和黑格尔的批判性研究向我们指出,纵观柏拉图之后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以及亚里斯多德、笛卡尔之后的科学技术史,甚至可以说整个西方文明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恰恰是存在如何被遗忘的历史。而20世纪认识论、逻辑学发展无非是这种遗忘的逻辑后承,并将这种遗忘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只要看一看现代西方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大城市中的西方人———的生活状态,便可知道他们是以怎样的心理方式或物质方式体现着、表现着这种对存在的遗忘。可以说,西方广泛存在的技术性问题、异化现象、反人道主义的深刻危机,都在向人们提示着存在的遗忘。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武断的、界说的和分类的西方形而上学用语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它将导致理性……技术性对生活的虚无主义统治。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可以说提供了理性统治生活的全部方案。因此很显然,正是理性化了的形而上学的技巧,阻碍了我们对存在问题的思考,也妨碍了我们将思想放置在追问的富有活力的诗的境域之中。海德格尔试图在此在和世界的本真层次上以悬而未决的、循环往复的动态对话方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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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卷第5期

V ol.2　N o.5 潍坊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eifang University 2002年9月

　Sept.2002

X收稿日期:2001—11—11

作者简介:于晓风(1978—),女,山东安丘人,山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亚里斯多德、培根以及现代实证主义哲学那种富于征服性和审讯性的不平等方式。在亚里斯多德那里,自然提供证据,而培根俨然以法官身份自居,他要审讯自然,逼迫自然交出自己全部秘密,自然站在了被告席上。在这种近代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人向自然挑战役使自然,迫使长风秀木、高山流水唯人是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曾经指出,主人因其与奴隶的依赖关系而被异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也由于那种作为我们肢解、奴役对象的自然而被异化了。理性主义对存在的遗忘招来了激烈的反对者,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反理性主义是对理性主义强烈的回应。但是理性主义不能拯救人类,它甚至可以毁灭人类,那么作为它的对立面的反理性主义能够拯救人类吗?也不能。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各执一端,不可能诞生富有建设性的成果。海德格尔对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都很不满意。他说:“非理性主义唱的是理性主义的对台戏,理性主义盲目以待的东西,非理性主义也不过眄顾而言罢了。”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的哲学显得比较冷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渗透了理性态度,以此而区别于或者悲观绝望的叔本华,或者崇尚酒神的尼采哲学,后两者的反理性主义色彩是非常突出的。叔本华指斥康德,认为他“极自由地把这些概念抛来抛去,使读者惊奇不置!”他对德国古典哲学可谓深恶痛绝,指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在玩弄抽象概念方面是愈演愈烈,以至于提出“赤裸裸的胡说,拼凑空无意义的、疯狂的词组,如人们此前只在疯人院里听到过的最大的狂妄,最后都出现在黑格尔身上。”尼采则骂德国古典哲学家是一些“没有血色的概念动物”,是编织抽象概念哲学体系之网的“大蜘蛛”,进而提出“理性无论如何是摧残生命的危险的力量!”与叔本华、尼采相反,海德格尔明显地淡化了对理性思维的不屑一顾的态度,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相对来说比较尊敬,应该说,他已经意识到了反理性主义同理性主义一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寻找新的途径。

海德格尔的高明之处在于,在他对近代革命的本性所进行的哲学沉思中,他进一步批判地考

察了存在之被遗忘的历史,但是他不是反理性地简单地回到叔本华、尼采,他站得更高,看得更深。他试图通过此在与世界关系的本真的哲学阐释,把存在的问题与科学理性两者统一起来。

海德格尔认为,非本真关系是由本真关系派生出来的,本真关系是非本真关系的前提,因而是更为内在的。近代哲学发端于笛卡尔,对于笛卡尔及其后继者来说,确定性、客观性、自明性决定着真理及其有效性。笛卡尔的著名口号“我思故我在”向世人表明了自我意识、理性优于存在,自我意识、理性是存在的条件,因此真理也就取决于自我意识、理性。这个绝对的自我意识作为主体与它身外的世界(自然界)首先是对立着的,然后才发生联系,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作为认识者,自我意识、理性把外界当作一种客观对象来研究、认识,寻找其普遍规律,而作为利用者,自我意识则变成了一个掠夺成性的怪物。海德格尔对笛卡尔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构造的一切理性和科学认识论的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海德格尔坚决反对笛卡尔式的那种把人类自身和自我意识、理性置于中心地位的理性主义。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绝不是实在的批判者,对实在来说,人虽然是有自我意识、有理性的存在,但是他也不过是一种具有优先地位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与他所周遭的世界的关系决不是笛卡尔甚至黑格尔总其大成的理性主义所讲的那种认识与被认识、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而只能是一种倾听关系、理解关系,我们人作为此在是一个历史性的有限者,但在其本真的意义上却可以试图倾听存在的永恒的声音,在非本真的意义上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真理常常是扬弃了绝对对立双方的统一,但是究竟如何吸取唯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积极成果,剔除其消极方面,从而构造新的现代的思维模式,这是摆在全世界哲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合理性哲学既讲理性,又讲情感,理智与情感相互交融,既合情又合理。从思想的发展角度看,《存在与时间》最早代表了这一倾向。海德格尔用他的倾听,重新征服了整个世界。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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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潍坊学院学报 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