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我国产业集聚研究综述

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我国产业集聚研究综述摘要：本文总结了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对国内学者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分析我国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进行归纳和概述，发现了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甚少，而且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对我产业集聚现象的解释和分析有硬套的现象，我们应该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相关理论进行一定的修正和改善，从而使理论更好的服务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产业集聚；规模经济1、引言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宗旨是将区域经济学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

国内学者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甚少，主要是对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实际问题结合进行论述。

本文总结了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成果，对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简单述评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2、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本内容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以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模型的提出为标志，在经济理论中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融合，从而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它阐明了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空间经济的形成和演变的[1]（邱竞、薛冰，2008）。

对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一些现象，如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以及两个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却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新经济地理学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的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 [2]（金煜、陈钊、陆铭，2006）。

刘长全[3]（2009）总结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包括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数学定量分析，建立了中心―外围、国际专业化、全球和产业扩散、区域专业化及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等模型，认为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来源与模型特点决定了其非常适合分析市场深化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要素流动、产业分布变化和产业集聚趋势。

谢燮、杨开忠[4]（2005）。

杨盛标，张亚斌[5]（2009）从改进的角度认为新经济地理的几个基本模型都是在某些理想的假设下建立起来的，研究者可以从改变垄断竞争函数形式、考虑异质工人、非同质的区域空间、拆散厂商的完整性等方面放松前提出假设，从而使理论研究更加贴近现实。

3、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我国产业集聚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

生产商的集聚有利于产生当地的专业化供应商，进而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厂商的地理集聚有利于专业技能的产生和信息的溢出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6]（克鲁格曼，1997）。

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开放之后均出现了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且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这些现象是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而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产业集聚和地区间差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2]。

国内学者通过研究我国产业集聚现象，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检验，并其指导我国实践进行了一定的发展和创新。

一个新的理论产生，需要通过实证检验，并不断的完善，从而更好的指导实践，同样，新经济地理理论也需要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下进行检验。

金煜等通过对我国产业集聚现象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地区企业数量的产业外部性和地区消费者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均为正，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

李娟，郑平等[7]（2011）通过分析东莞外资主导型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的现象，也验证了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动态均衡的结果，提出了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需要一定的组织和干预，以减少转型成本。

在传统理论难以对“义乌商圈”的形成发展做出解释时，任光辉[8]（2008）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认为其形成过程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拓展及其主导下的区际分工协作格局形成的过程，伴随着市场规模扩张和区际分工协调模式的转换，逐步跨越区域发展的“非均衡陷阱”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工业发展产业集聚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也证实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科学性[9]（韩永彩，2011）。

一个独立的理论难以对现实经济做出完整的解释，所以有学者认为应该结合不同理论还分析我国产业集聚的现象。

张明倩，臧燕阳，张琬等[10]（2007）结合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利用1999―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产业集聚的因素，结果得出了与贸易理论的预期相同的结果，交易成本对产业集聚形成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并未使产业的区位选择突破运输费用和区域保护的限制，并发现产业的市场外部性对产业集聚有着不显著的正影响。

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等[11]（2009）将Harris-Todaro模型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相结合，赋予农业剩余劳动力假设，并考虑中国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迁移成本，建立一个内生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得出单个传统政策措施的经济效果不佳，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只有逐步放松户籍制度才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计划生育政策仍具积极作用。

胡洁，陈彦煌等[12]（2011）结合了城市失业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建立了一个两国两部门的新经济地理失业模型，认为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本国资本外移，存在失业的本国会出现“产业空洞化”趋势，运输成本降到一定程度，本国制造业可能全面外移，制造业最终完全聚集于外国。

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在理论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但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的一定拓展研究。

陈林生，李刚等[13]（2003）从四川省的发展现实出发，通过对基本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做一些拓展后，得出城市体系将会演化成数量不断增加的，分散的，专业化的小城镇。

周加来、李刚[14]（2008）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要素流动和经济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生产要素，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

郑剑锋[15]（2009）则从浙江经济发展的经验出发，加入了制度因素，得出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源在于制度和地理的相互作用，但是，制度和地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种要素本身，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生产与利用，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用于指导实践，我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差距都比较大，因此怎样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是一项迫切而且非常重要的课题。

从政府的层面，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在政绩考核指引下具有过度作为倾向，政府应建立一套综合指标判断本地经济状况，一旦发现市场出现了集聚的雏形，需从本地实际条件出发，积极扶持，做好聚集发展的宏观规划[16]（柴志贤，2007）。

市场开放度方面，城市级别、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状况、信息传播等要素是影响中国会议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对会议中心城市集聚[17]（张琰，郭英之，2008）；加大地区之间的产业联动，有利于加快物流集疏运网络建设，使商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以扩大市场规模，吸引更多企业到港口集聚以壮大经济实力，促进技术进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韩永彩2011）。

姚林如，高翔等[18]（2009）的研究表明，在初始经济结构对称的条件下，“偶然因素”导致的消费需求转移会使得均衡时的地区资本份额发生变化，并可能产生“中心――外围”极端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地区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将削弱资本的集聚效应，然而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受“偶然因素”使地区资本形成产生的集聚效应，会出现“路径依赖”，因此，要使地区转向均衡发展，需要打破“偶然因素”的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的了解，并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指引地区产业的集聚。

4、述评综述所述，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总结和评述层面上，应该加强对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在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解释或者指导我国产业集聚时，虽然有一定的创新和拓展，但还是存在硬套的现象，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的产业集聚性质和我国产业集聚性质存在质的差别，我们不能一味人家的理论搬过来解释或者指导我们的实践，应该结合我国产业集聚的现状和特点，对理论进行一定的修正和改善，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1] 邱竞，薛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综述[J].兰州学刊2008（4）[2] 金煜，陈钊，陆铭.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5（4），79-89[3] 刘长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的产业集聚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综述[J].世界经济情况：2009（12），75-82[4] 谢燮，杨开忠.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差异[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5] 杨盛标，张亚斌.经济活动的聚集与扩散分析――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的逻辑基础[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68-72[6] Krugman P R. Space： The FinalFrontier[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2（2）： 161-17[7] 李娟，郑平.东莞外资主导型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1（1），62-65[8] 任光辉.市场规模扩张、区际分工转换与“义乌商圈”之谜―一个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1），147-149[9] 韩永彩.新经济地理视角下广西北部湾港口腹地产业联动发展研究[J].沿海企业与科技：2011（04），71-74[10] 张明倩，臧燕阳，张琬.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产业集聚现象[J].经济地理：2007（11），956-960[11] 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及政策分析：Harris-Todaro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综合[J].世界经济：2009（3），82-95[12] 胡洁，陈彦煌.自由贸易化、产业聚集与失业：新经济地理观[J].世界经济：2011（3），40-50[13] 陈林生，李刚.四川城市化战略选择―一个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50-52[14] 周加来，李刚.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新经济地理、要素流动与经济政策[J].经济理论与管理：2008（9），29-34[15] 郑剑峰.从制度、地理之争到新经济地理――关于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导刊：2009（14），136-138[16] 柴志贤.产业集聚、演化与政府作用――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考察[J].经济论坛：2007（15），4-6[17] 张琰，郭英之.中国会议中心城市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研究框架[J].旅游学刊：2008（8），85-90[18] 姚林如，高翔.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地区资本集聚效应分析[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