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文及公文写作

浅谈公文及公文写作

公文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文学作品，优秀的公文名篇，诸如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西晋李密的《陈情表》等，固然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与卓越的艺术特色。但它们毕竟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出的实用时文。从公文角度去检验这些古代公文的优劣，主要应根据它们所达到的最后实践效果，而不仅在于主题意义是否正确，谋篇布局是否谨严，辞章文采是否华丽。这里主要是借以说明，研究公文首先要从公文的角度去研究，而不能仅从文学角度去研究罢了。

政策策略性、针对可行性、时效性这三性再加上思想性与艺术性，或统称为“五性”。构成了公文写作学的主要内容。怎样才能写好公文(当然，这不是指一般事务性短小公文)，就必须把这五个方面当作一个有机“系统”去研究，而不能仅仅说什么“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只强调文章形式与文人写作个性，或像肖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那样，只讲构思、讲文笔，就能提高公文写作水平的。明确了上述公文写作的特殊个性，有助于从整体出发，进一步探讨古代公文在表现手法、写作技巧上的特色，下面仅以韩愈的《上宰相书》为例，从以下几点作一简述。

《上宰相书》共有三篇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首先向宰相介绍自己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儒学卫道士。“平日”所读皆“圣人所说”，“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所颂皆“尧舜之道”，所著述“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其才“足当我宰相之举”。其次是论述他的“上之于求人，下之于求位”，上下相须、上下相求的观点。他认为身为宰相应效“古君子之道”，“乐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应学周公为“急于见贤”，“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最后说明自己之所以急于自进自举，是因为处境“既危且亟”，有如“溺于水而热于火者”是自己不愿“去父母之邦”而适夷狄，又不愿逃隐山林“独善自养”，而“有忧天下之心”的缘故。

第一，公文的政策性与针对性。古代优秀公文，在内容上多体现了强烈的政策策略思想，在写作上有明确的针对性，从而能较好地达到它的创作意图，实现它的政治目的。在韩愈的《上宰相书》中，韩愈是怎样像当时的宰相自荐的呢？从《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光看这些题目就能给人以急迫感，尤其一月之内三上宰相书，求助的频率不可谓不高。在看信中表白：一则说“上书后十九日不得复，内心惶恐而不敢逃避，不知如何是好”（《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再则说“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三则说“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让人感觉这“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的自荐意识也太强烈了，针对性也太强了。在《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韩愈假设了这样一种情景，有人落水，他大声呼救，很多人，包括爱他的人和曾经与他有过仇恨的人，都会动了恻隐之心，会尽全力去救他，这是因为他确实需要同情与援助，在这里，韩愈小心的询问宰相，如果宰相遇到这样需要帮助的人，会不会及时的施以援手？这样的反问是充满策略性的，似乎给宰相留了一个小小的陷阱，引导宰相给予自己期望的帮助。

第二，公文的说服力与真实性。真实性是公文写作的根本原则，古人早就有“修辞立其诚”，“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事以明核为本”等说法。公文上行文成败关键，从内容上讲在于所阐述的主张，提出的政策是否符合上级方针和利益；从写作上讲，在于所

选用的材料论据，是否真实，使人信服。只有真实的东西，才会真正有政治力量。韩愈的《上宰相书》不仅自荐意识强烈，而且还有成套的理论。在他看来，有难求人是人之常情甚至本能，形势危急者尤其如此。他跟宰相说：处在水深火热的人，只要看到旁边有人，哪怕那是他憎恶怨恨的人，他也会大声呼救，因为形势实在危急（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按儒家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天下有道则显，而“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优天下之心，则不能矣。”（《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在韩愈看来，天下一统之时，心忧天下者，既不可去父母之邦，也不可独善于山林，套用孟浩然的诗便是“端居耻圣明”。所以不管是常人还是士君子都有求人之时，都要懂得自荐。再看助人的理由，在韩愈看来，见难不救的人不仅不是仁人，恐怕连常人也算不上。因为即便是常人，只要听到有呼救声，哪怕是自己所厌恶的人的呼救声，也会“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这是问题的根本，也符合儒家仁爱的宗旨，说的是该不该的问题。再有是能不能的问题，在上位者当然有能力救助或荐举沉沦下潦者。在韩愈看来，求人与助人都是必要的，甚至是互利双赢的。有了这样的理论作为支持，韩愈个人的求助理由就很充分了。他说自己正“蹈于穷恶之水火”、“既危且亟”，是“君子之所宜动心者”（《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所以要大声呼救。

第三，公文中“情”的运用。多年来流行的看法，认为公文大多是“官样文章”，“晓之以利害”可以，抒情则大可不必，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公文的种类繁多，其写作方法的变化运用也是多样的，古代公文中也有一些名篇采取了“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手法，去实现作者的目的意图。《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是韩愈写给宰相的第二封信，信中以动人之笔，比喻自己处境艰难如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试图以此来打动宰相。文章紧扣“势”、“时”着笔，运用比喻、设问、反驳等手法，将个人的思想写得振振有辞，跌宕起伏。作者很讲究行文变化，尤其恳切的言辞将其迫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