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解读 叔世硕儒 戴震
戴震的治学思想
戴震的治学思想由宋至清初，思想界主流绕了一个圆圈：“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程朱理学”。
清初学者阎若璩曾在《潜邱札记》中指出清初学风的三个弊病，即陋、俗、虚。
为突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人们思维方式上所设置的藩篱，戴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戴震幼年从学时就对宋元以来理学家随意解释经传、歪曲孔孟学说的原旨感到不满，对其宣扬的明心见性、明道穷性、主静主敬的那一套求学途径极不赞同。
他指责“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见，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
其于天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
①”他决心通过治经来还先儒的本来面目，揭穿宋明理学家托名诠经、实为乱经的实质。
他指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其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２”这是针对宋儒妄谈义理、轻视训诂之学而提出的。
他十分重视对名物的考证，主张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了解古代经书的涵义，如他说：“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
３”所以戴震强调治经要获得“十分之见”，。
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
本末兼察。
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其众说以裁其化，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源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４”在这里，他强调学者治经必须“巨细毕究，本末兼察”，所得结论要合乎客观规律，经得起多方验证。
他教授生徒时，鼓励弟子独立思考，从疑章难句中发现问题，敢于怀疑旧注，责难先儒。
他纠正了许多后世对先秦经传的附会解释，在学术上多发古人所未发。
戴震对当时学人或称新立异哗众以扬名，或迎合名家附骥以得利的治学态度极为不满。
他指出“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
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爆，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
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摘要：
一、引言
二、戴震的儒学治学思想
1.尊重经典
2.以实践为基础
3.强调“性”与“情”的统一
三、戴震儒学治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1.对当代儒学研究的启示
2.对现代教育的借鉴意义
四、结论
正文：
戴震是清朝时期著名的儒学家，他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戴震的儒学治学思想进行探讨，并分析其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首先，戴震主张尊重经典。
他认为儒学的根本在于经典，只有深入研究经典，才能真正理解儒家思想。
戴震主张回归原典，对经典进行严谨的考据和解读，从而为儒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一观点对当代儒学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提醒我们在研究儒学时，应充分挖掘经典的价值，避免脱离实际的空谈。
其次，戴震强调儒学治学应以实践为基础。
他认为，真正的儒者应该将儒
家思想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做到知行合一。
戴震主张通过实践来检验儒学理论，使之更加接近现实。
这一点为现代教育提供了借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最后，戴震强调“性”与“情”的统一。
他认为，“性”是人的本质，“情”是人的情感，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戴震主张在儒学研究中，要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实现“性”与“情”的和谐统一。
这一观点为当代儒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儒家思想。
综上所述，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十一讲：戴震
“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孟子字义 疏证》卷上）。
2. 理存于欲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孟子字 义疏证》卷上） “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同上） “欲者血气之自然。„„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 谓理义。„„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同 上）
3.生与息
“气化之于品物，可以一言尽也，生生之谓与!”（《原 善》上） “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同上） “生则有息，息则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同上）
二. 血气心知
血气心知 理与意见 私与蔽
1. 血气心知
“有血气，夫然后有心知”（（《原善》上） ）。
“盈天地之间，有声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举声色臭味则盈 天地之间者无或遗矣。外内相通，其开窍也，是为耳目鼻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心之精爽，驯而至于神明也，所以主乎耳目百体者也。”（《原善》 中）
2. 形上与形下
气就是“形而上”的，不应以“形而上”为理。他说:“气化之于品 物，则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谓，非气化之谓。„„一阴一阳 流行不已，夫是之为道而已。”（《孟子字义疏证》卷中） 《易传》所谓“形而上”，即指“形以前”;所谓“形而下”，即指 “形以后”。不但“阴阳之未成形质”是形而上的，就是“五行之 气”，也是形而上的，那“有质可见”的五行才是形而下的。
气化即道 血气心知 理存于欲
理学与朴学
一. 气化即道
气与道 形上与形下 生与息
1. 气与道Βιβλιοθήκη “道言乎化之不已也”。（《原善》上）
戴震专题研究资料
戴震专题研究资料(一)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戴东原新理学思想探微——兼论其哲学体系诞生之背景姓名：卓汴丽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哲学指导教师：张怀承20050501目录文摘英文文摘引言和文献综述外篇内篇第一章天道系统第一节元气实体：戴震新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第二节对理学超验本体论的否定第二章(人)性系统第一节血气心知：戴震新理学体系的逻辑展开第二节理欲之辨：戴震新理学体系的价值核心第三节对程朱派人性论的批判第三章人道系统第一节体情遂欲：戴震新理学体系的逻辑终点第二节对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控诉结语参考文献后记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摘要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最后的杰出的代表。
在中国学术史上，宋儒是“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而乾嘉诸儒又“得其制数，失其义理”。
戴震不满二者学术各有偏废，于是将“制数”与“义理”结合起来，创建了一种融二者于一体的“新理学”。
一方面，戴震针对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学说，继承并发展了张载“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体情遂欲”的政治哲学主张。
同时，戴震也将“由训话而推求义理”的哲学研究方法应用至其哲学体系当中，从而建构起考据学与义理学相结合的“戴震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由训话而推求义理”的哲学研究方法，是戴震创立的一种注重实证，讲究严密逻辑推理的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戴震建构“新理学”哲学体系的过程当中，他通过对这一方法的灵活运用，重新分析定义了儒家在天道，人性，人道三个领域中的一系列传统哲学范畴，深刻地批判了宋明理学在理论上的荒谬性和在实践上的危害性，从而大大地推进了我国封建社会反理学的进步斗争。
就戴震创立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本身而言，它又具有了三层代表意义。
第一层，它代表了清代学术，尤其是清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即重考据、实证。
第二层，它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后的重要代表。
国学经典解读 戴震研究专题(五)理欲之辩：义理之学的价值核心 下
国学经典解读戴震研究专题（五）理欲之辩：义理之学的价值核心下三．自然与必然：对理、欲思想的深层次诠释在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概念所确定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有所扩大或缩小，加上中国传统的经典诠释特点，对一个特定的概念范畴，往往是不同的思想派别或不同的思想家都在使用它，因而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思想派别那里，就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这是一种思想现象；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一个概念范畴由于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涵义所限，它往往很难传达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所有信息，因而不得不采取许多“辅助”的方法来说明、诠释这一概念。
戴震的理欲思想就是在这一层面上来使用的。
戴震的理欲思想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内容，戴震为了更深入更形象更准确地揭示其理欲思想的丰富内容，戴震又从一个侧面即物与则、自然与必然的角度来深化其理欲思想，通过戴震对理欲思想所做的补充说明，使人们能够更加全面系统地把握戴震理欲思想的精髓所在。
1、一个新的视角：“自然”和“必然”18世纪的中国思想界，虽考据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但程朱理学作为影响中国社会达数百年之久的官方意识形态，尽管已遭到明中叶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来不同思想家、不同学术派别的猛烈抨击而日呈衰颓之势，但在社会日常生活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中，程朱理学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戴震提出的关于自然、必然关系的伦理思想，正是与程朱理学宣扬的“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存天理，灭人欲”、“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等观念针锋相对的。
程朱理学以“天理”作为衡量、评判一切思想行为的价值标准，从根本上限制了人的自然情欲的合理发展。
戴震坚决反对这种荒谬的观点，他指出，人欲与天理问题，实际上就是自然与必然的问题。
欲、理之极致便是自然、必然。
人的自然情欲是人们从事其他一切活动的最基本前提，脱离了人的自然情欲，一切将无所归依，宋儒所谓“理”也便无存在之基础。
戴震指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
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
戴震对宋明新儒学的误读及其思想的时代意义-兼对心之诸能力的阐发
戴震对宋明新儒学的误读及其思想的时代意义——兼对心之诸能力的阐发【内容提要】戴震是十八世纪清代考据学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考据学的方法与对义理的阐释结合起来，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解读：他以“血气心知之自然”言性，性无不善，然不免有“失”，所以必须通过对理义的学习以使同样是出乎自然的“心知”进于神明，如此方能使心之“反躬”在情欲之流行中把握到理。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他对宋明儒的心性之学，对他所以为的程朱理学身上的老、释、陆、王的成份进行了批判。
然而这种批判却是基于对性、情、理、欲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及宋明儒所谈论的问题的误读，这种误读使戴震在贯彻其思路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种困难，戴震最后对“心”的理解超出了传统儒家的立场，而使人心带上一种知性甚至理性的色彩，从而预示着近代哲学的发端，其思想的时代意义也正于此。
明季以降，学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士人们有感于家国之痛，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经世致用之学于是大兴。
对宋明新儒学之“空疏无用”的批判导致了重新建构儒学传统的努力，即通过运用一种极具实证精神的训诂考据的方法来恢复儒家经典的本来面貌，清除佛道教义对经典的污损。
这样一种传统对十八世纪的考据学派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经典的方法。
这样一种方法最终导致了对儒学经典的道德特征的忽视，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指他们对天文、历算、算术和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兴趣）和文献考证等技术手段对于经典的解读才是本质重要的。
然而，他们对宋明新儒学的批判显然是基于一种误读，这一方面是由于批判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所运用的以考证为特征的儒学话语使他们无法读懂宋明儒所讨论的那些问题，这些有关道德践履、心性修养的问题对于他们的努力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这种误读却是必然的。
晚明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领会他们所处的世界，人心开展出另一种向度。
基于这样一种变化，人们是以自己领会世界的方式去面对古人生活中所特有的问题，如此，误读就不可避免了。
戴震文言文阅读理解训练及答案
文言文，完成4～7题。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
读书好深湛之思，少时塾师授以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
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
从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学质之永，永为之骇叹。
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惟震能得其全。
性特介，家屡空，而学日进。
北方学者如献县纪昀、大兴朱筠，南方学者如嘉定钱大昕、王鸣盛，余姚卢文弨，青浦王昶，皆折节与交。
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徵海内淹贯之士司编校之职，总裁荐震充纂修。
四十年，特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
震以文学受知，出入著作之庭。
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
震亦思勤修其职，晨夕披检，无间寒暑。
经进图籍，论次精审。
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尤精核。
又于永乐大典内得九章、五曹算经七种，皆王锡阐、梅文鼎所未见。
震正譌补脱以进，得旨刊行。
四十二年，卒于官，年五十有五。
震之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
谓：“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于古经。
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
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
彼歧古训、义理而二之，是古训非以明义理也。
”震为学大约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
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
后十余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
”上惋惜久之。
（选自《清史稿？儒林传》，有删改）先生是年（震十岁）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久矣。
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
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
”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
”“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
戴震《中庸补注》研究
戴震《中庸补注》研究戴震是清代思想家、哲学家，著名的《中庸补注》对于诠释汉儒经典《中庸》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从解析戴震《中庸补注》为题，通过阐述其中的五个例子，探究其在中国哲学史上所具有的重大地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戴震如何解释“进而无止境”这个词。
在他的《中庸补注》中提到：“进而无止境，道之本也。
如渐升渐积之雪，由少而多，由散而密，而以成其大。
或如逐兔之足，全而不散，充中一虚，然后用力，群之必得，是以进而无止境，而不可已也。
”这个解释有着深刻的含义，表达了“进而无止境”对于追求道德与修身之道的意义。
同时，通过戴震的注解，我们也可以得到许多启示，例如在追求某一目标时，要坚持不懈，不断努力，始终保持目标不退化，才能成功。
其次，戴震如何解读“中庸”这个词。
他认为“中庸”小节，既不偏向情欲，也不能偏离秩序，这是为中坚不移的美德。
只有在坚持永恒价值的同时，才能在世俗变迁中获得安定和固定。
通过戴震的诠释，中庸这个词不仅仅代表了中间立场，更是一个内隐的表述，强调他对于健全的人格及道德规范的重视。
同时，戴震对于“怀远人至”这个词汇的注解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他认为，怀远人至是指“念及远事而至此也。
”这个注解传递出的信息是，传统的中国哲学注重人类的历史发展，强调必须具备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智慧和视野。
进行自我审视和对未来征途的探索是获得智慧和应对变革的关键因素。
通过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戴震对于深层的含义和智慧的重视。
此外，戴震对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这个词的解释，也是他深入阐述思想的重要之处。
他认为，知止能带来安全感，知道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正确的，并且要根据其行事，不要超越自己不可承受的边界。
同时，定是自我清理的过程，它能让我们在思想上得到更多的支持，优化自己的学习和行动过程。
而静是对自我精神的冥想和深入思考，只有安静的头脑才能够集中精力思考并深入理解问题。
这种思考方式不仅能给予我们洞见问题的视角，而且能让我们远离杂乱、快节奏的生活，获得平静和沉静的内心状态。
戴震
戴震（1724——1777），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
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屯溪）人。
进士，曾任纂修、翰林院庶吉士之职。
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的气是宇宙本原，阴阳、五行、道都是物质性的气。
认为理是事物的条理，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理就在事物之中，“理化气中”。
他还认为宇宙是气化流行的总过程，“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
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天地之化”，通过耳目鼻口之官接触外物，心就能发现外物的规则，致知格物就是对事物进行考察研究，只有经过观察和分析，才能认识事物的道理。
他还提出“光照说”，认为心之认识如同火光照物，光小照得近，光大照得远，这实质上是一种朴素直观的反映论。
在伦理思想方面，认为人“有欲、有情、有知”，这是人的本性，否定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为人”。
他主张要区别欲与私的界限，认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
要“理存乎欲”，使人的自然情欲得到合理的满足，而不能只“存理灭欲”。
他还提出“以情洁情”的主张，反对道学家的伪善，“以理杀人”。
一生著作很多，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考据、哲学等多方面内容。
有《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1980）、《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0）等。
针对当时对汉儒传注株守笃信的学术倾向，提出“志乎闻道”的为学宗旨，主张寓义理于考证，在对儒家经典的训诂中去求义理。
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及《答彭进士允初书》等，批判宋明以来程朱陆王之学，集中阐明其哲学主张，在清代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书中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见解。
认为理就是条理，而宋明理学家的所谓理，不同于儒家经典中的理。
指出：“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
”抨击程朱“以理为气之主宰”是“诬圣乱经”。
痛斥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以理杀人”。
与之针锋相对，他提出了“欲，其物；理，其则也”的命题，认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
《戴震难师》
03
《戴震难师》中的学术争议与 批判
Chapter
对于戴震学术观点的批判
批判观点
有些学者认为戴震的学术观点过于极端，甚至有些偏执，缺乏足够的严谨性和科 学性。例如，他对于经典文献的解读方式被认为过于主观和随意，对于一些历史 事件和人物的解读也存在着明显的偏见和误解。
支持观点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戴震的学术观点具有独特的创新性和启示性，对于一些传统 学术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和解决方法。他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很强的 进步意义，对于推动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对于戴震及其学派的争议与探讨
• 争议与探讨：戴震作为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和 学者，其学派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然而，关于戴震及其学派的学术成就 、思想内涵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问题， 历来存在着争议和探讨。有些学者认为戴震 的学派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思想贡献， 应当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评价；而另一些学者 则认为戴震的学派存在着一些理论和实践上 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评。
研究不足
尽管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如对某 些方面的研究尚不深入，缺乏系统性等。
研究建议
为了推动《戴震难师》研究的深入发展，建议加强跨学科 合作，拓展研究领域，注重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结合， 提高研究质量。
《戴震难师》的研究前景与展望
研究前景
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传统文 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戴震难师》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 前景广阔。
背景介绍
戴震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其著作《戴 震难师》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戴震难师》 的研究综述，旨在梳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后 续研究提供参考。
文献综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总结出《戴震难师》的 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研究不足之处，为后续研 究提供参考。
国学经典解读 戴震研究专题(九)
国学经典解读戴震研究专题（九）明清之际经世实学思潮与人文启蒙思潮的系统考察明清之际，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
本文将从理学之弊与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反对理学空谈心性、主张实学实行实用，舍经学而无理学的价值取向、西学东渐与自然科学的复兴以及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启导人的思想解放几个层面对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与人文启蒙思潮做一全景式的描述。
经世实学理学心性西学经学人文启蒙价值冲突社会转向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汉唐时期的高度发展，至宋代时达到了巅峰阶段。
巅峰同时也就意味着衰落。
明清之际，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是可以与春秋战国之际相媲美的重要时代，还是思想家自觉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的时代。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
其中最重要的是随着明清之际的知识界、思想界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末流的猛烈抨击，随着封建体制内部革新派与新兴市民阶层两股社会力量的“会合”而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本文将从理学之弊与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反对理学空谈心性、主张实学实行实用，舍经学而无理学的价值取向以及西学东渐与自然科学的复兴四个层面对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做一全景式的描述。
理学之弊与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谁都不能否认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形态的发展有其前后的继承性，前一时代的思想不可能在后一时代突然消失，后一时代的思想也必然能够在前一时代找到它的萌芽。
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思想流派都是在继承前人已有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每一个思想家必须汲取前人已有的思想或学术成果，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思想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李畅然：戴震解经方法论发微——以《与是仲明论学书》为中心
李畅然：戴震解经方法论发微——以《与是仲明论学书》为中心展开全文戴震于乾隆十四或十五年二十七八岁所作之《与是仲明论学书》最早提出“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的口号，是戴震终生乃至整个乾嘉考据学的解经方法论纲领，自清至今引发学界广泛的兴趣。
而且《与是仲明论学书》完全有资格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诠释学理论，并非为戴震或清儒所独占。
本文借助哲学诠释学和现代语言学揭示其严密的结构和广阔的理论适应性，以期澄清对戴学的误解；并借机搭建更为清晰完善的经学诠释理论框架，减少今日“后续的汉宋之争”中无谓的争论。
本文集中研读《与是仲明论学书》最具纲领性的一段文字：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与是仲明论学书》字·词·道的架构中，“词”指经书的句子和篇章，初稿作“辞”，更符合社会习惯，故本文凡再次引用戴文一律改用“辞”。
现代语言学在言语活动中区分出“语言”和“言语”两个范畴，“语言”（langue）是后台起支配作用的词汇和语法，相当于文本诠释中的“文字”、《与是仲明论学书》所谓“字”（汉语语法问题不突出）；“言语”（parole）则是实际说出来的话语，也即词汇遵照语义和语法的线性组合——句子和语篇，相当于文本诠释中的“文本”、《与是仲明论学书》所谓“辞”。
在文本诠释的论域下，现代语言学关于文字和语词（语言）的区别可以忽略。
假如把《与是仲明论学书》的“字”“辞”解读为文字和语词（语言）之别，则《与是仲明论学书》“所以成辞者字也”的命题无法成立。
本文分三部分，依次解说“经之至者道也”、“由字以通其辞”和“由辞以通其道”三语，涉及经书与普通文本、文字与文本、语言与其使用者三个课题。
“经之至者道也”表明戴学聚焦在儒家经典上，而非外教经典或日常文本。
“由字以通其辞”主要是从抽象的字到具体文本的演绎过程，而“由辞以通其道”则是读者通过特定的经典文本得出作者写作用心暨道的归纳过程。
《叔世碩儒戴震》舒大剛編（1997）
《叔世碩儒戴震》舒大剛編（1997）叔世碩儒戴震（1723—1777）戴震是清代中葉最具個性的儒學大師，他在學術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樹，對他生活的時代以及後世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如梁啟超說：“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
”[注]胡適也認為，“戴震的哲學，從歷史上看來，可說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
”[注]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學的基礎上，主張治學須“志存聞道”、“求之《六經》”，回歸儒學原旨，重建儒家「人學」，在中國儒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上篇：幾番科場坎坷一代朴學大師戴震，字東原，安徽休寧隆阜（今屯溪市）人。
生於清雍正元年，卒於乾隆四十二年。
休甯這個地方向來人文薈萃，商賈雲集。
戴震的祖上沒有什麼顯赫的人物，父親是一個商人，走南闖北，很見過一些世面。
文獻記載戴震大器晚成，10歲時才開始說話。
為他作《年譜》的戴門弟子段玉裁解釋說“蓋聰明蘊蓄者深矣。
”就在這一年，他去拜師讀書，無非是《四書》、《五經》之類。
他的記憶力非常出眾，能達到“過目成誦”的境界，每天能記誦數千言甚至更多些。
[注]這表明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養成了獨立思考、盤根問底的學習方法。
當時學子都要讀《四書》、《五經》。
《大學》是《四書》之一，宋代理學家極力表彰，朱熹並作《大學章句》，將《大學》一篇分為經、傳兩個部分，並移易舊文。
從首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雲：“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對於朱烹區分經傳，雖然有人提出過懷疑，但五百多年來，程朱理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佔據了統治地位，人們也就相信了朱熹的說法。
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
有一天塾師講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戴震問：“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塾師回答說：“此朱文公所說。
”又問：“朱文公何時人？”回答說：“宋朝人。
戴震性善说中的“礼”与“理”
不是时间上的，而是逻辑上的。 朱子关于理的逻辑
经学为宗，以程朱理学为矢的，“ 理” 在他这里毋宁
在先性最典型的说明如下：
要之也先有理。 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
明日却有是气。 也须有先后。 且如万一山河大
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⑦
尽管朱子从构成角度谈理气问题时认为理气无
先后 ⑧ ，但是他从来不讳言理相对于气在本原上的
气先后关系时指明“ 有理然后有气” ⑥ 。
是著书驳斥程朱理学，但是仍陷于论“ 理” 的窠臼：
“ 又吾郡戴氏，著书专斥洛闽， 而开卷仍先辨 ‘ 理’
字……陷于阱获而不能出也。” 这种流于表面的指
按照冯友
责无疑是没有认识到，戴震所论之“ 理” 在其思想框
兰先生的解释，朱子所论的理相对于气的在先性，并
架之下并非如在朱子那里具有根基性的地位，他以
争的重要环节。 换句话说，除了对古代礼制的具体
在程朱理学的思想框架中，对于人性本原及构
考证辨析以外，戴震从理论上对于“ 礼” 的正名亦是
成问题的探讨总是基于他们对理气关系问题的认
下启礼理之争讨论格局的重要一环。
识。 人性禀受的来源为何，其具体构成又是如何，这
本篇论文基于对戴震性善说的整理，旨在揭示
其性善说中“ 理” 与“ 礼” 的关系———即在程朱那里
在近代以来的学术史、思想史叙述中，戴震是顾
炎武之后清代学术与思想的又一个代表人物。 作为
一、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
清代“ 皖派” 学术的领袖，学术界对于戴震思想的讨
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儒家性善之说并不仅仅
论方兴未艾。 纵观这些“ 戴震学” 研究，学者们主要
是一种单纯的伦理或政治学说，事实上，它体现了儒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戴震是清代著名思想家，他认为，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
但是对于经典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
戴震认为，孔子以前的儒家圣贤如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等以身行道，其致治之法即文章所载之道。
至周道衰而弃为陈迹，孔子不得执政之位，因而只能删节编纂先王所遗文章，昌明社会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以遗世垂教。
孔子以后的儒家学者明圣人之道也就只能本诸圣人载道之书如六经了。
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叔世大儒”——戴震
作者： 胡发贵
作者机构：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出版物刊名： 船山学刊
页码： 45-50页
主题词： 戴东原;著名思想家;以理杀人;程朱理学;中国学术史;刀光血影;谢济世;饮冰室;乾嘉;
朱子
摘要： 十八世纪,中国学术史上虽然有“乾嘉汉学”,但思想界却是一派萧杀沉闷,文字狱的刀光血影冻结了自由精神的驰骋;就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中,却涌现出了一位高呼理学“以理杀人”的著名思想家,他就是戴震——戴东原。
关于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梁启超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稍为研究过中国近世学说史的人,都应该认识戴东原先生的位置和价值”(《饮冰室文集》,第65册,“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
国学——精选推荐
国学 清代初年，王朝正朔的变易并未带来社会制度的变⾰，学风亦承袭旧朝，积弊甚多。
满清统治者仍奉程朱理学为圭臬，科举制度蹈袭明代规矩，⼠⼤夫多穷年皓⾸背诵经注以求科场飞黄腾达，狭窄和僵死的学风扼杀了⽆数学⼈的创造才智，造就了⼤批抱残守缺的腐儒。
⼀些有识之⼠已深感到宋学和⼋股⽂的流弊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
潜⼼探求变⾰学风之途。
⽣于其时的启蒙学者戴震，起⽽承继顾炎武“舍经世⽆理学”的⼤旗，借求真以矫伪，借复古以创新，⼒纠宋学的空疏，倡导经世致⽤，讲求实学，以他为⾸的皖派和以惠栋为⾸的吴派继承发展了由清初阎若璩、胡渭等开创的汉学，造成了清代朴学的黄⾦时代。
他⼀⽣治学授徒，其⼒作《原善》、《孟⼦字义疏证》撼动了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对其时学风的嬗变起到重要作⽤，预⽰出清代学术⼀个新时期的来临。
⼀ 戴震于学风嬗变之功，⾸先表现在他⼤胆地破除对程朱理学的迷信，通过训诂的途径，对汉代儒学进⾏了重新研究，倡导实学，借求真以矫伪。
先秦学术则是中国传统⽂化精神之母，⽽尤以儒家学术对中国历史和⽂化⽣活的影响为巨，甚⽽可以说，封建中国的整个精神⽂化形态和学术均被其规范和制约。
⾃汉武帝置五经博⼠后，传习儒经便成为历代⼠⼈的⾸要功课。
经学发展⾄宋，理学出现程朱及其门徒遍注诸经，标榜要阐发儒经的微⾔⼤义，实则是根据封建社会后期强化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统治理论的⼭穷⽔尽必然出现⾮理性的强权政治)，借释经来建⽴新的“天理”⾄上的儒学思想体系，其实删割了先秦儒学的理性内涵。
然由于孱弱的封建社会肌体的需求，程朱理学经南宋理宗的褒扬得以占据官⽅哲学宝座。
明代王守仁倡导“致良知”的⼼学，虽是出于对程朱理学的怀疑和不满，但王学只专尚悟⽽不讲实学，空论良知⼼性⽽不求经邦定国，造成明末虚⽆主义和清谈学风的泛滥，把⼈们的聪明才智引向⽆⽤之地，如清汉学家江藩所斥：“明⼈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不读，终明之世，学案百出，⽽经训家法，寂然不闻，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
中国历史典故说明
中国历史典故说明历史典故(一)戴震难师戴震是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
戴震治学广博，见解独到，他对理学家“去人欲，存天理”的学说进行了质疑和抨击，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
戴震十岁才会说话，但他能“过目成诵”，学习知识喜欢追根究底，敢于怀疑和批判传统的经典。
他在私塾学习时，听老师讲授《大学章句》。
讲完《右经一章》，老师说：“这一章是孔子的话，由曾子记述的，下十章是曾子的话，由曾子的学生执笔记录的。
”戴震问道：“老师，凭什么说这一章是孔子的话又由曾子记录的?又凭什么知道以下十章是曾子的话，由曾子的学生执笔记录的?”老师告诉他：“这是先儒朱熹的注释里写的。
”他又问：“朱熹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答：“南宋。
”他追问：“孔子和曾子又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答：“东周。
”他又追问：“周与宋相距多少时间?”老师答：“大约两千年吧!”戴震接着又问：“既然时间相距这么远，那朱熹怎么会知道两千年以前的事情呢?”老师无言以对。
小编解读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习就必须勤于动脑，独立思考，这样才能有自己的见解，学为所用。
戴震不迷信老师，不迷信先贤朱熹，正是这种批判精神和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才使他最终取得非凡的成就。
历史典故(二)祁黄羊举贤去私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现在缺个县令，你觉得谁是担任这官职的合适人选呢?祁黄羊说：我认为解狐可以胜任。
平公很奇怪：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怎么举荐他?祁黄羊回答：您问我合适做县令的人是谁，不是问我我的仇人是谁。
平公称赞说：祁黄羊真是好官啊!于是任用了解狐。
而解狐果然不负众望，大家都称赞这个任命非常高明。
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国家现在少个掌管军事的官，谁担任合适呢?祁黄羊答道：我认为祁午合适。
平公又惊奇地说：祁午不正是你的儿子吗?你怎么敢这么直接地推荐自己人?祁黄羊回答：您问的是谁适合这个职位，不是问我的儿子是谁。
平公大赞道：祁黄羊人品真是好啊!于是就又任用了祁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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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解读叔世硕儒戴震叔世硕儒戴震（1723—1777）作者:杨世文戴震是清代中叶最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
”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主张治学须“志存闻道”、“求之《六经》”，回归儒学原旨，重建儒家“人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上篇：几番科场坎坷一代朴学大师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市）人。
生于清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
休宁这个地方向来人文荟萃，商贾云集。
戴震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父亲是一个商人，走南闯北，很见过一些世面。
文献记载戴震大器晚成，10岁时才开始说话。
为他作《年谱》的戴门弟子段玉裁解释说“盖聪明蕴蓄者深矣。
”就在这一年，他去拜师读书，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
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境界，每天能记诵数千言甚至更多些。
这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
当时学子都要读《四书》、《五经》。
《大学》是《四书》之一，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朱熹并作《大学章句》，将《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移易旧文。
从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
”对于朱烹区分经传，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但五百多年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的说法。
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
有一天塾师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戴震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塾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
”又问：“朱文公何时人？”回答说：“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时人？”“周朝人。
”“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几二千年矣。
”“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塾师无法解答，只得夸戴震说“此非常儿也。
”的确，戴震小小年纪就敢于怀疑，不盲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这对他后来倡导朴学、批判权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戴震读书，有一种“每一字必求其义”的习惯。
塾师授课，讲以下引文凡见于《年谱》者不再注出处，凡见《戴震集》者仅注篇名。
解前人的传注训诂，戴震往往不明其义。
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何况前人传注中往往谬误百出。
因此，他要探本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穷究近代字书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
在此基础上，他“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
”这样，为以后学术、思想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通训诂”成为戴震及其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学方法。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达数百万言。
可17岁的戴震已能“全举其辞”。
他后来对段玉裁说：“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
”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
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他曾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
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
”在他看来，宋儒重义理而轻文字、音韵、训诂，专尚空虚无用之学，是没有在基本功上用力。
他对为学先后的看法、对宋儒的批评虽然定型于晚年，但在17岁左右的读书实践中就已经萌芽了。
这以后，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
同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
20岁那年，回到故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年学者了。
戴家小少爷的名字慢慢地被当地的一些名流所知。
同邑的程询很喜欢这位还有些稚气的年青人。
他说：“载道器也。
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
”他看出这位博学的后生有着过人的才华，擢高第、取显宦，如探囊中之物。
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够顺利吗？离休宁不远的婺源县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经数十年，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久闻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门下，“取平时所学就正焉”。
当时歙县大商人汪梧凤建不速园，广置图书，招揽学者，戴震与同县人郑牧、歙县人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人与江永皆“诵读讲贯其中”在这以后，戴震学术大进，尤其是在筹算、名物、训诂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22岁时，写成《筹算》（后更名为《策算》）一卷；23岁撰成《六书论》三卷；24岁撰成《考工记图注》；25岁时写成《转语》20章；到27岁左右，撰成《尔雅文字考》十卷。
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已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学日进而遇日益穷”，戴震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
29岁时、他被补为休宁县学生。
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岁，进入而立之年。
这一年，休宁发生大旱，“斗米千钱”，戴震家中乏食，于是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飨餐，闭户成《屈原赋注》”。
当时戴震在学术界虽小有名气，但毕竟还算年轻。
因此他又作《屈武音义》，假名汪梧凤。
另有《勾股割圜记》”一书，利用西洋算法进行注解，假名吴思孝。
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场家族财产纠纷迫使戴震入京避祸。
乾隆二十年，戴震状告一个家族中强横子弟侵占祖坟，不料这个强横子弟倚仗财势打通关节，反诬戴震不法，县令准备抓他治罪。
戴震闻讯，“乃脱身挟策人都”，只带了一些书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没有。
他寄旅于歙县会馆，“是时纪太史陶、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听、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
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
”京师之行，是戴震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国、卢文(弓召)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与戴震相识。
这些人对戴震的学识都很推赏，为他广为延誉。
戴震与这些堪称海内硕儒的人交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术上也更为成熟。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这时为孝廉。
他倾心于戴震之学，写信给戴，欲奉其为师。
但戴震虽然学高天下，却不好为人师。
他回信给姚鼐予以拒绝说：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
古之所谓友，因分师之半。
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作师不如作友，这是戴震的看法。
后来姚鼐不满戴震之学，转而大肆批评。
此次戴震拒绝为师，使姚鼐免却背师之讥，这是后话。
在这封给姚鼐的信中，戴震还谈到了治学方法：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
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
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
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期间，戴震出入名儒硕彦之门，朝夕讲论。
他写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极(王玄)玑四游解》二篇，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
他还写了不少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
此外，他应王安国之邀，到其家塾课其子念孙。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来蔚为一代考据大师，与戴震的影响分不开。
戴震在京师滞留了两年，声誉鹊起，名扬海内。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还，在扬州结识了惠栋。
惠栋是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而戴震则是皖派宗师，二人在学术见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当然皖派与吴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只是清代汉学内部的分歧。
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戴、惠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
章太炎说：“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
”梁启超以“译言”为喻，说明皖、吴二派之差别：“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机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泽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
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
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
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
”章、梁二人的论述非常确切。
扬州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
戴震结识惠栋以后，钱穆认为他的论学宗旨发生一大变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
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日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
”戴震在扬州客居达4年之久。
戴震虽然博学多闻，名满海内，但科举之途对他来说却比登天还难了直到40岁时，才考中举人。
以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
毕竟科举考试所需要的是能够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经学、讲训诂，作出来的八股文未免多了一些学究气，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从31岁到41岁，戴震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
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曾说过：“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
”又说：“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
”又说：“《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极认真。
”可见戴震对自己这些作品的重视。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
该书撰成于乾隆三十一年，戴震44岁之时。
关于他的写作动机，段玉裁是这样说的：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揉之。
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
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从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学的哲学基础。
如果说戴震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方面是为了打倒理学权威而作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进行的必要准备，那么《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标志着戴震哲学体系的形成。
戴震精通舆地之学。
在京师期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聘请，纂修《直隶河渠书》111卷。
此书尚未修成，方观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对戴震不能礼敬，他于是辞去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