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罗_威尔逊理想主义学说评析_

第二节威尔逊理想主义学说形成的思想渊源威尔逊理想主义学说形成的思想渊源主要包括：基督教加尔文派仰、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和弗雷德瑞克・特纳的边疆学说。

一、　基督教加尔文派信仰宗教是美国民族的精神源泉，世俗化了的宗教是美国国家政治的基本依托。

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一定还是密不可分的[1]。

威尔逊在宗教信条的基础上建立起的神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理想主义政治思想得以建构的基础。

对此，研究威尔逊的学者们得出了相似的评价。

他们都注意到威尔逊入主白宫之前撰写的大多数著作和演讲中，基督教信条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如果不是唯一的角色，起码也是关键性角色。

林克指出，威尔逊政治思想的基础就是他从基督传统中延伸出来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

马德勒也认为理解威尔逊进入政界和外交界的“多年准备”的关键就是加尔文宗教传统[2]。

首先，加尔文悲观人性论使威尔逊认识到人性固有的缺陷（原罪），但同时又使威尔逊相信基督赋予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是人性进步的希望。

威尔逊的人性观就是这两种观念的产物，而后者对威尔逊的影响远大于前者。

尽管他从来没有忽视人性的缺陷，但他似乎经常忘记，在他心目中占压倒性地位的是对人类善良和进步的信心[3]。

因此，威尔逊的宗教信仰中对“原罪”的强调不多，而对人性的进步却抱有非常乐观的看法。

正是由于仁慈的上帝赋予[1]董小川：《二十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 Arthur S. Link, Wilson: The New Freedom, Princeton, and N. J., 1956.[3] Dena F. Flem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New York, 1932.各种族人同等的理性和良知，威尔逊相信通过人性的进步和改良，各种族的人类都将发挥出上帝赋予的潜在自治能力。

他曾说：“只要有正确的指导，没有人不适宜自我管理[1]。

”这种源于加尔文教的自治观念从两方面影响威尔逊的政治思想：在国内政治领域，威尔逊信仰民主；在国际关系领域，他信仰民族自决原则。

威尔逊把民主视为最符合人性，最能体现上帝意旨的政府形式。

因此，民主向全世界的扩展是必然的。

这种民主自治向国际关系领域的扩展，就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

威尔逊相信美国作为民主的成功实践者，必然承担起扩展民主的责任。

其次，基督教关于上帝律法统治宇宙间一切运行规律的信仰，使威尔逊相信人际道德和国家间道德的同一性。

基督教义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意志创造了宇宙，人和国家一样都是上帝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

因此，上帝的律法统治着宇宙间的一切，包括人际关系和国家间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际道德与国家间道德本质上是同一的，都是上帝意志的产物。

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国际法时指出，建立在基督信仰上的人际道德与国家间道德的同一性构成了国际法的基础，因为上帝的“父性”暗示了人们之间的兄弟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联系各国的天然纽带。

“无论种族与信仰”，都存在从上帝和人类理智中引申出来的“基本的、关键的权利原则”，即所有受启迪的人都是同等对待的，这样就形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良知。

威尔逊认为，正是由于欧洲现实主义政治忽视了道德力量的约束作用，才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

因此，应该在国际关系中重新发掘道德对国际冲[1] T. A. Bailey, 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al, N. Y., 1945.突的约束作用。

第三，基督教与美利坚民族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的美国宗教民族主义，这是威尔逊理想主义中“美国特殊论”的源头。

宗教民族主义(Religious Nationalism)是指民族宗教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本民族神圣化，使宗教为本民族或本国家的一切利益服务。

美国宗教民族主义是基督教和民族主义结合的产物。

这种思想一贯认为，美国是上帝在这个世界的代言人，所以，不论是从个人宗教信仰出发，还是从集体社会的代表出发，美国都是与诸如共产主义所代表的难以控制的宗教、政治势力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

美国宗教民族主义曾经为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确立和美国民族在世界上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提供了强有力的力量之源[1]。

威尔逊的“美国特殊论”就认为，美国是上帝的“选国”，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

因此，美国肩负着为全人类服务的天佑责任，也就是要“宏扬上帝的荣耀，推进基督的信仰，同舟共济，以契约的形式组成政府”，以求自我完善，把北美建成“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

第四，基督教的契约观，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集体安全原则和国际组织思想的渊源。

基督教契约观可以追溯到《圣经》里上帝与人类的祖先约瑟之间的立约。

美国成立之初，加尔文教徒们就把契约观扩展到对美国与天佑的关系认识上。

他们相信，只要这个新生国家按照上帝的要求保持正直就能够永远保持繁荣。

因为，这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是上帝通过道德立法加以和谐地管理和运作的。

威尔逊特别偏好这种宗教契约观，他把这种契约精神[1]董小川：《二十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把自己的婚姻看作“一份契约”，认为它创造了“一个爱情的联盟[1]”。

在这种契约观指导下，威尔逊把美国外交的最终目标设定为在尘世建立一个民主的“上帝之国”。

威尔逊相信人神立约是人类的终极宪章，他要尽一切努力运用一切智力完成一个牧师——上帝的仆人的责任[2]。

二、　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美国学者哈兹在考察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时，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即美国具有“天然的自由主义（National Liberalism）”传统。

哈兹指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早期美国的定居者都是为了逃避欧洲的封建和宗教迫害才来到新大陆的。

与欧洲相比，美国从一开始便不存在封建压迫与宗教压迫，也不存在等级制度。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社会从一开始便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

在政治实践上，美国的政治家们以一种冷静、审慎和实用的方式将欧洲自由主义的诸多重要原则体现在美国宪法之中，开创了西方近代宪政主义的先河。

美国对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最重要发展就是宪政主义[3]。

可以说，美利坚合众国从政治文化到政治架构都被打上了英国自由主义的烙印。

伍德罗・威尔逊出生在一个英国移民的家庭，成长在感情和经济上都与英国有密切联系的美国南部。

他对英国文化，特别是英国18-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心驰神往。

威尔逊一生最崇拜的政治人物绝大多数是英国自由主义政治领袖或理论家，如威廉・格莱斯顿和他的政治盟友约翰・布莱特、埃德蒙・伯克、沃尔特・巴[1]邓蜀生：《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2] Cooper, The Warrior and the Priest, pp.123-124, note Wilson’scombination of expediency and principle.[3]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奇奥。

这些人物的思想对威尔逊日后政治思想和实践，特别是所谓“新自由改革”和理想主义国际政治理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有学者统计后发现，威尔逊著作中引用和摘要最多是英国18世纪自由主义的领头人物，如威廉・格莱斯顿、埃德蒙・伯克和约翰・密尔的话，数量远远超过任何美国政治家。

作为政治学专家，威尔逊的主要学术旨趣是如何把理想的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架构运用到美国的宪政主义政治体制上。

英美政治比较是他的强项，也是他最主要的学术成就。

威尔逊的博士论文《国会政治》就是一部比较英美政治制度的力作，至今仍被列入美国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必读书。

在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与美国走得更近了。

早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威尔逊公开承认的与外交政策有关的原则就极其近似于英国自由主义原则。

英国自由主义政治传统对威尔逊理想主义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首先，威尔逊受英国内阁责任制政府和格莱斯顿式的领导人影响，形成了“强势总统论”。

英国内阁责任制政府的政治制度，在威尔逊看来是避免美国国会制政府对外交政策指导不力和反应迟缓的主要手段。

美西战争后，威尔逊认为美国对外交往的增加和深化要求美国对国际事务做出快速决策，这必然要求美国联邦制内部的权力分配和运用的重大变化。

威尔逊以格莱斯顿式的领导人为样板，着力发掘总统在外交领域的主导作用。

他写道：“当对外事务在一国的政治和政策中起着显著作用时，行政首脑的领导非常重要。

他必须做出最初的判断，采取每一项行动的最初措施，提供作为建议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自己行为的情报。

现在，合众国的总统当然是处于外交事务的前线[1]。

”其次，威尔逊受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影响，继承和发展了民主进化论思想。

埃德蒙・伯克在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暴政之后，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一种习惯，一种根植于特定政治文化和习俗的产物。

民主的建立可以被视为一种进化过程，首先需要有利于民主“生长”的政治和文化环境。

威尔逊非常赞同伯克的观点，但他比伯克走得更远。

他认为尽管每个民族都有自治的潜力，但那些缺乏民主习惯的民族需要先进的民主国家给予指导，这种指导有时甚至是武力教训。

就这样，伯克的民主进化论与威尔逊的使命观结合起来形成了极富扩张色彩的国际政治思想。

威尔逊受埃德蒙・伯克和法国思想家雅克・卢梭的民族自决思想影响，形成民族自决思想。

民族自决思想是18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重要内容。

伯克和卢梭在目睹了18世纪欧洲列强对科西嘉岛和波兰的肆意瓜分后，强烈谴责列强的强盗行为，对弱小民族和国家要求独立的微弱呼声给予声援。

伯克和卢梭从不同角度表述了民族自决思想的实质。

伯克发展了一种有机论的思想来反对当时盛行的个人主义政治理论。

他宣称：每个社会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每个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特质很大程度是其特定历史的产物。

而卢梭则试图把“公民同意”基础上组成的民选共和国理想扩展到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更广阔的范围，而这种趋势直接导向19世纪的民族自决思想。

他们的民族自决思想是威尔逊民族自决思想的直接渊源。

威尔逊作为欧洲自由主义者，特别是埃德蒙・伯克的精神信徒，[1]戴维・劳伦斯：《伍德罗・威尔逊实录》，纽约1924年版，第38页。

认为民族自决就是所谓“普遍主权”和“被统治者同意”。

人们只受自己主宰，知道什么是善的，也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样的善。

威尔逊对善意和世界舆论的信心，可以被称为人性的普遍愿望和每个民主国家的普遍愿望的统一，这使得他把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作为世界和平唯一可能的基础[1]。

”三、弗雷德瑞克・特纳的边疆学说特纳的“边疆学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界流行的一种学说。

它的理论背景是西进运动到达太平洋东海岸，北美大陆的扩张基本结束，美国举国上下开始寻找新边疆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