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写作中有关“身体写作”研究综述

（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身体写作”
许多论及“身体写作”的文章都涉及到西方女性主义的有关理论。董之林、杨书、王琳等在文章中强调指出，西方女性主义所提出的“躯体写作”其真实的内涵决非是一种纯粹生理上的躯体感受，而是强调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和其中潜在的错综复杂、被以往历史和文化遮蔽的那些历史和文化内涵。林树明认为，西苏的“女性身体书写”强调的是一种更亲切、更丰富的情感与意义的传达，而非女性生理质素的单纯发泄或身体的裸露，它旨在解构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的控制，颠覆男性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范式，建构女性新的文化向度与书写空间。杨莉馨认为，“身体叙事”是女性为拒绝男性话语的压制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其首要贡献与本质特征就是集中从身体的层面对男性话语封锁进行了突围。但“身体叙事”理论及文本实践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赖翅萍指出，身体叙事还应警惕西方女权主义某些偏执的思维模式。
Hale Waihona Puke 一、当下语境中的“身体写作”言说
（一）“身体写作”批评
对“身体写作”这一称谓学界有相当多的人根据各自理解基本予以否定、贬斥。如钱中文明确表示对这个词“是在贬义上使用的”，认为当今“身体写作”的出现有其特殊的背景与内涵。陶东风认为，文学文化界的“下半身”崇拜甚至包括整个小说界的所谓“身体写作”，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极左时代的禁欲文化不正常的身体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颠倒的恶性的表现。黄应全认为，当前人们所热衷的“身体写作”只是有关女性性经验的写作，它是在性关系方面男性占据支配地位而女性处于边缘地位的结果，绝没有颠覆性。彭亚非对“身体写作”提出质疑，认为所谓“身体写作”就是一种基于个体身体意义——尤其是性经历意义——至上的人生观的写作，是一种纯粹自我关注、而且是自我肉体关注的写作。孟繁华指出，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表现两性关系时，原来的主角和主体一直都是男性，女性只是匿名的逃逸者。消费文化兴起后，女性成为了主角，但这个主角地位的获得却是可疑的。朱国华认为，所谓“身体写作”其实就是修辞上委婉化了的色情文学写作，他很怀疑“身体写作”具有多大程度的问题性。阎真认为，在中国“身体写作”已成了“性写作”的代名词，是一种低俗的写作姿态。李美皆认为，如果身体化写作仅仅是对女性身体缠绵悱恻的自恋和孔雀开屏式的展示，仅仅是以性别为前提，以男性读者为潜在“观众”，以性形象的自我确认为指归，那么，它的最终意义不过体现在男性那里。吴菁在课题调查中发现，大学生对“身体写作”的理解存在将身体简化为肉体、简化为性，将“身体写作”性别固定化、女性化，直接等同于黄色、三级小说或将之联系在一起，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性判断的特点。
当代女性写作中有关“身体写作”研究综述
谢玉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女性写作高潮的涌现，有关女性身体书写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身体写作”遂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词语在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点击“中国知网”，1995至2007年上半年，其间作为“关键词”的“身体写作”等相关词语近1000条，作为“主题”的相关词语1600多条，作为“篇名”的相关词语195条。“身体写作”与“女性写作”“名”虽不同，“实”却密切相关。虽然在对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差异很大，甚至有些随意、混乱，但许多人将“身体写作”与当代女性写作尤其是一些年轻女作家的创作现象直接联系起来，甚至等同，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对“身体写作”的探讨，不仅关系到对有关女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也关系到对中国当代女性写作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总体评价和认识，关系到对整个文学界“身体”书写及其发展走向的辨析和思考，关系到文学、文化有关“身体”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和对性别理念、身体理念的重新审视。因此，对有关研究的考察是很有必要的。这方面也有人进行了某些工作，如何字温、荒林等在文章中对有关问题作了梳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总的来看，因近年来有关的研究还在继续，较为全面、细致的综述也有待进行。据笔者对有关文章的梳理、考察，有关“身体写作”研究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二、“身体写作”成因分析
许多文章都注意到了“身体写作”得以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指出它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的语境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商业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巨大作用密切相关。
有的侧重从商业消费文化方面探讨。如陶东风等认为，当前社会的“身体热”是一种消费文化的症候。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政治的身体迅速地转化为消费的身体，带有政治意味的身体叙事迅速退化为围绕时尚与市场旋转的欲望化叙事。黄应全认为，身体写作只能发生在1990年以来中国城市中上层的文化氛围中。文学政治性的减弱和商业性的增强之间的相互更替，使性这种过去备受压制的东西成了文学家们博取名利的快捷方式。彭亚非认为，所谓身体写作是一种写作策略在大众消费性阅读产业中的成功运用，实际上是迎合男权话语的一种文学行为。钱中文指出，经济社会商品化、高科技以及图像文化的兴起使得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使得原有的道德取向发生裂变，而它们的消极面往往诱发性与身体恶俗描写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对人伦与道德底线的冲击，当今“身体写作”的出现是媒体炒作出来的。向荣等指出，商业之手或使用局部包装的方式，或是把“欲望生产”的基本要素内化为作家的叙事动机和意图，以实现对“身体写作”的改写和僭越。阎真认为，“身体写作”是依附于资本全球化这一大的历史背景的。与众人的见解不同，张念认为，年轻的身体写作者在其写作动机里的确有赚取名声和赚取金钱的因素，但她宁可把商业性看成身体叙事的一种结果。朱大可认为，至少有四种逻辑：狂欢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反叛的逻辑、女权的逻辑在起作用。
相对于男性作家用性与身体来游戏政治，宋洁认为，女性书写身体则是一种对于规则的游戏。她们难以改变男性社会中“看”与“被看”的权利关系，改变的只是“看”与“被看”的方式。赵思运指出，大部分男性的躯体写作性别意识不明显，鲜有单一的对自身躯体性属的描摹，而是把目光投向女性躯体，“他是一个观察者、窥视者。而女性所描述的躯体性属十分鲜明，有时与男性紧张对峙，通过对女性躯体的勘探来确证女性自我。”吴炫认为，好的小说就是要穿越“身体写作”，尊重、展示身体又不限于身体。林树明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写作应是主精神或心灵的“上半身写作”与主肉体或生理体验的“下半身写作”的结合，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话语方式。王岳川认为，下半身写作也罢，上半身写作也罢，其实是一个沉沦与超越的“度”的问题。张华认为，只有在女性的躯体被看成与女性的主体具有统一性时，女作家才得以以主体的眼光对身体进行审美的阐释。孙桂荣认为，真正成熟意义上的身体写作是建立在对身体的存在与美学意义的双重解读之上的。张志忠认为，身体写作的话题是属于追求现代性的男女两性作家所共同面对的一个跨性别的社会一人生问题。谢有顺更愿意用“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来代替“身体写作”这一称谓。
有的从社会、政治、性别、文化、传媒、审美等角度予以审视。如李华秀认为，“身体写作”作为一种非主流文学思潮，能够在当代产生和发展起来，是社会变化带给文学的直接影响，是当前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和经济相对发展的一个明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某一个社会层面的精神需求的反映。杨莉馨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林白等为代表的“身体叙事”是中国文学女性性别意识由混沌而彰显的必然结果。杨志学认为，“身体写作”还是妇女追求完全自由平等解放的产物，也间接对陷于困境的文学寻求突围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董秀丽认为，躯体写作观念的生成主要源于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女性意识的生长及凸现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推介。肖琼认为，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人的身体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彰显，私人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正视和重视，使女性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地抒发自我与营造世界的机会和可能。张晶认为，对于身体的高度重视已然是现阶段文化和审美的重要征候。景国劲指出，身体叙事作为叙事学的一个概念的提出，其背景主要是视觉文化的兴盛。郑大群指出，在所谓的“影像时代”，正是因为身体所蕴涵的美和性，以及电子影像媒介所虚拟的“亲身性”和“在场性”，身体叙事才有了巨大的受众市场。
结合中国国情，王琳等指出，“身体写作”犹如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批判男权文化的有力武器，一面又被男权文化“借用”。林凌认为，如果私人感受和经验失去文化依托，成为纯粹的个人性冒险和性经验，那么非但没有起到解构男性话语的作用，反而坠入“女人是性”的更深的男性话语深渊。林丹娅、王建成、王金会、孟岗、肖琼、刘艳萍、李廷茹、时红明、吴子林、盛莉萍等都在文章中指出，当下中国的“身体写作”被市场和传媒所利用，被有意“借用”和“误读”，背离了女性主义躯体写作的初衷，落入了被看、被凝视的境地。提出了“身体写作”需要走出困境、健康发展的问题。
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分析，祝亚峰认为，“身体写作”是女性写作“差异”性最独特的体现。向荣认为，身体写作就是要夺回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解释权，重建女性身体修辞学，终结那种由男人来说“她有一个身体”的被代言的历史。李洁非认为，对“她们”来说，身体的描写、性的描写与其说是带来了小说的“故事”，毋宁说是带来了一种挑战性、抗拒性的叙事“形态”。李扬认为，躯体写作完成了对传统爱情观念和性观念的颠覆，不仅给文学史带来了意义，也是一场对社会的抗争。郑大群指出，身体叙事也可以看作印刷文化时期捍卫身体图像的一次革命运动，其焦点依然是要寻回在历史文化中失落的身体，特别是被所谓文明遮蔽了的女性的身体。景国劲认为，“身体写作”让女性以身体的方式重返社会，也是对文字文本叙事方式的一种变革和反叛。潘延认为，“身体写作”既是批评者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创作的聚焦点，又为建构女性主义诗学开启了思路。屈雅红认为，女性写作对身体的张扬与人类的努力目标是一致的，她们对性别的思考具有人类性，也不乏形而上意义。岳菲花认为，身体写作使当代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明显前进了一步。禹建湘认为，在女性主义和身体美学化的双重语境下，“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体确立的一个标志，它使身体成为本体，形成新的身体诗学。
（四）女性诗歌与“身体写作”
不同于叙事文学，赵树勤认为，女性诗歌中的躯体写作是在一种适度的节制中来完成其审美使命的，认为它是建构女性诗学话语最适宜的一种方式。王艳芳认为，女性诗歌中身体的表达有建构性的贡献。董秀丽认为，发轫于后新时期女性诗歌的躯体写作是回归到女性自身的写作，但个别女诗人由于过分局限于私人狭小空间，降低了女性诗歌的品格。赵思运认为，躯体写作是女性诗歌话语建构的支点和逻辑起点，但唐亚平、翟永明、海男等人诗歌文本所展示的躯体意象，未能注入更深的理性内容和文化内涵。吴思敬认为，真正的诗歌写作应当是灵肉统一的写作。王珂认为，诗歌中“身体写作”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对诗歌写作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