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

端方入川
同志军起义使清廷震恐，9月10日将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部分湖北新军立刻入川镇压，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从而导发了武昌起义。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朝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
赵尔丰一口咬定《商榷书》是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品，所提条件“隐含独立”，“俨然共和政府之势”，于是，把“背叛朝廷”、“图谋不轨”等罪名扣在立宪派的头上，并加紧调兵遣将，于9月7日诱捕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保路斗争的领导人、制造屠杀成都保路民众的大血案。[1]
成都血案
1911年9月7日上午，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颜楷、胡嵘、江三乘、叶秉成、王铭新等人骗到督署看电报，随即加以逮捕，企图造成群龙无首耳朵局面，以此扑杀保路斗争。
出卖筑路权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政策规定：宣统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起用了前不久因照相问题被免职的端方为督办大臣，并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激起湘、鄂、粤、川人民的反对，保路风潮随之兴起，尤以四川最为激烈。清廷劫夺商办铁路的“上谕”传到成都时，身居四川省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要职的立宪派绅商立即写文章，发通电，开会演说，指责铁路国有政策未经咨政院议决，违背法律程序，痛陈取消商办铁路是“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强烈要求清政府“俯顺民情”，收回成命，维持商办原案。还恳请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乞求清政府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并用现金如数退还川路股款。清政府对四川绅商的要求置若罔闻，声称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之款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朝廷必借外债，并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6月13日，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借款合同”寄达成都，清政府夺路、夺款、卖路、卖国的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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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火线
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反抗外国资本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总公司”。而粤汉铁路也因循此模式进行。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但是筹款不足，进展缓慢。1909年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广铁路（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和湖北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与英法德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美国获知后表示反对，要求加入。此时张之洞病逝，不久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手督办。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无论老幼男女，各出1人，有的光顶光绪神位纸条，有的手举一炷香，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有的人还跪地磕头哭泣，要求释放蒲、罗等人。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赵尔丰早就发出“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的指令。他一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放火烧房子，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一面命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开枪乱击行人及学生小儿。
同志军起义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
同志军围攻成都
成都血案发生后，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仅在十余天内，成都附近州县的同志军“皆呼号而起”，“每县数起，每起数千或至数万”，从四面八方把成都围住。这些起义队伍总数不下20多万，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国民军。他们砍断电杆，阻截交通，扼守要道，与清军战斗不下数百次，多次重创清军。赵尔丰一面派兵分头镇压，一面向清政府通电求援。清廷急调6省派兵赴川镇压，又催促端方迅速启程西上“查办”。同志军围攻成都，表明四川保路运动已由立宪派领导的文明争路发展为同盟会领导的武装革命。鉴于成都一时难以攻下，同志军决定改变战略，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城外，其余同志军分兵进攻各府州县忙吧反清烈火引向全川。最终全川同志军大起义加速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1]
过程
四川保路同志会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接见请愿代表，表示同情，并上奏朝廷，参劾盛宣怀。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掀起保路运动热潮。
川人自保商榷书
四川保路运动进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阶段后，同盟会员朱国琛、杨允公、刘长述（刘光第长子）等编印了题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于9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照例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时，散发给入场的会议代表。《商榷书》以巧妙而隐晦的言词，一方面要川人“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厝皇基于万世之安”；另一方面，又揭露清政府“日以卖国为事”，“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幡然醒悟”，号召川人“一心一力，共图自保”。
铸铁路风潮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失败及耻辱性的《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国人意识到中国的弱小。“想要富，先修路”，铁路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清廷则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上的战略意义。，随后，在政策的引导下，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
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从帝国主义的手中夺回中国铁路的建造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1905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
成果意义
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掀起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热潮，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清政府卖国卖路的罪恶行径。
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四川保路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市中心人民公园西北部，建于1913年，是当时川路总公司为了纪念
保路纪念碑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牺牲烈士而修建的纪念建筑。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是第三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由川汉铁路公司筹款，川路总公司在当时少城公园内修建。碑高31.85米，为砖石结构，由碑台、碑座、碑身、碑首四部分组成。纪念碑碑台仿照铁路月台修建，呈圆柱形。碑座与碑身为方锥形，其中碑座四面分别是铁轨、火车头、信号灯、转辙器和自动联接器的浮雕图案。而碑身四面嵌有长条青石，四面都刻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字样，由当时四川书法家张夔阶（东）、颜楷（西）、吴之英（南）、赵熙（北）分别用楷、草、行、隶4种字体书写，每个字大小约有1平方米。
罢市罢课
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接任四川总督，开导民众，代奏贬黜川汉铁路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抗Leabharlann Baidu抗税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抗粮抗捐斗争在全省蓬勃兴起，捣毁各地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风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于窘境。
产考书籍：成都大词典
谣言
大约是被处决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都剪掉辫子的缘故，尤其是10月10日早上被捕的三十标排长张廷辅也是剪了辫子的人，这更让当时的百姓相信当局确实是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而军中有不少士兵，在年初的剪辫风潮中剪掉了脑袋后那条“猪尾巴”，这时候的恐惧心理很容易想象。谣言越传越广，版本越来越多，其造成的恐慌迅速蔓延。
四川反对尤为激烈。原来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1400万两的股款。据估算，其中约700万两用于宜万铁路的建设，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剩余700万两中的300万两，被该公司一位名叫施典章的经理，在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投机亏空。清中央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而不负责承担亏空300万两的损失[1]。
接着，《商榷书》提出保护官长、维持治安、一律开市开课开工与制造枪炮、编练国民军、设立炮兵工厂、修筑铁路等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商榷书》还说：“凡自保条件中，既经川人多数议决认可，如有卖国官绅从中阻挠，即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商榷书》中虽然没有“暴动”、“革命”等激烈言词，但实际上是以“商榷”地方自治为名，鼓吹四川独立。《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出现，既为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大造了舆论，也为急于寻找机会镇压保路斗争的川督赵尔丰等人提供了口实。
第二天，大雨如注，城外居民得悉城内凶耗，人人头裹白布，冒雨奔赴城下，示哀请愿。赵尔丰又下令官兵开枪，击毙群众数十人。对督署内外被枪杀的群众，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开市，封锁邮电交通，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然后，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1]
成都血案
9月4日，清廷电饬赵尔丰：“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9月5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制造“成都血案”。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
6月17日，由立宪派绅商发起，由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召开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约保路。”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闻风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分会和协会，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从而形成以成都为中枢的全川反帝爱国联合阵线，把保路斗争推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新阶段。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声势波及全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