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

四川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清末四川人民维护路权的斗争运动。四川人民自办铁路，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要将路权收归，四川人民奋起反抗。清廷派湖北新军前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为辛亥革命首役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概述

清末四川人民的爱国运动，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线。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消息传到四川，川民极为愤慨。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

成果意义

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掀起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热潮，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清政府卖国卖路的罪恶行径。

历史回顾

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抗粮抗捐斗争在全省蓬勃兴起，捣毁各地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风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于窘境。9月5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川督赵尔丰奉清政府严令。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制造“成都血案”。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成“水电报”，投入锦

江，传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同志军起义使清廷震恐，急调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从而导发了武昌起义。武昌首义进一步推动四川的革命独立。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宣布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川东南五十七州县响应独立。27日，入川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端方。

结果

同一天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清朝在四川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



四川保路运动
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

包子衍



１９１１年（宣统三年）５月以后，正当民主革命风声激荡，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刻，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的运动最为壮阔，它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保路运动是因英、美、德、法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勾结清政府夺取已准归商办的粤汉、川汉两路路权而激发起来的。借用外债修筑两路的谈判从１９０８年起已开始进行，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到１９１０年５月它们才达成借款协定。１９１１年４月清政府代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细节，等待各该国政府批准后就要正式签字了。

要批准这个出卖路权的合同，必须将商办铁路收归官办。于是，清政府在５月９日下达了“干路均归国有”的“上谕”，５月２０日正式签字借款合同。

首先起来反对“国有”政策的是湖南。继湖南之后，湖北群众也行动起来，上书抗争，集会声讨；广东人民在得知“国有”政策后，反应异常强烈，也起来进行斗争。

“干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群情汹汹，要求抵制。６月１３日丧权卖国的“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原来赞成“国有”的立宪派们，转向了“保路”的立场，他们在６月１７日发起成立“保路同志会”。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受到群众的欢迎，仅仅四天，成都一地签名入会的已超过１０万人。不久，成都以外地区也陆续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到９月７日为止，成立“协会”的共有６４个县。

在各地组织保路同志会的过程中，秘密的哥老会会员得到公开活动的机会；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也不断渗透到群众中去。就在这时，以滥杀无辜著称的“赵屠户”——新任总督赵尔丰带着“从严干涉”的命令来到成都。这时，群众更加怒不可遏，由此导致８月２４日从成都开始的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斗争。

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一面命端方率领鄂军入川“认真查办”；一面令赵尔丰“切实镇压”。

赵尔丰以有人散布一种宣传君主立宪、地方自治主张的小册子《川人自保商榷书》作口实，硬把“隐含独立”的罪名扣在立宪派首要人物的头上。９月７日便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彭芬、张澜等人逮捕。

蒲、罗等被捕后，尽管赵尔丰马上贴出“只拿首要，不问平民”，“聚众入署，格杀勿论”的告示，但成千的群众奔向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当他们涌向辕门时，赵尔丰下令开枪，并用马队来回驰逐。当场死者，经查明的３２人，伤者无法统计。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当赵尔丰的大屠杀开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人，用木板数百片，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的字样，然后把木片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锦江。这种“水电报”使下游的人迅速知道了省城出事，纷纷揭竿而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保路同志军的起义。

武装起义的形势发展很快。７、８天中逼近成都的起义军达一、二十万之众。赵尔丰既要防内又要攻外，顾此失彼，狼狈不堪，急切通电求援。

警电传至北京，清政府决定：饬派鄂、湘等６省援军赴川，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但是：鄂军入川，削弱了湖北的兵力，有利于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端方西上，仅至资州就被部众所杀；岑春煊“奉旨”后畏缩不前，后来见风使舵反而电请清廷“组织共和政治”。

在武装斗争中，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王天杰宣布荣县独立，建立了同盟会领导的第一个县政权。川西、川北的藏族、彝族群众也投身起义。

（原载于1981.10.06《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