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中公平与效率新探

１１《华商》【摘要】公平与效率问题是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个难题，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福利经济学家们的一个必修课。

本文通过考察福利经济发展的历史，梳理了公平和效率两个概念在福利经济学历史中的含义及其演变，结合十七大中关于公平与效率的阐释，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公平；效率福利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提高一个社会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的学问。

如何提高福利水平？有两个方法，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一个社会的经济水平发展，不断提高国民收入，是其一，其二即是改变社会社会资源的分配结构，改善社会资源的分配状况，提高社会的公平程度。

因此，在福利经济学中，公平与效率问题便成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福利经济学两个基本而著名命题，他认为，福利水平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

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

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

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虽然庇古的理论受到大家的认同，但是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其理论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

希克斯、帕累托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方面对庇古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以希克斯为代表的新一代福利经济学家根据效用序数论，以帕累托的理论为基础，反对旧福利经济学将价值判断原则，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进而以实证研究代替定性研究。

他们也反对旧福利经济学将高收入者的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

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庇古之后的福利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他们认为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

福利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出现很多新的理论，其中包括社会福利函数论、外部经济理论、次优理论、相对福利学说等。

而这些理论的出现，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那就是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

尽管以卡尔多、希克斯等人为代表的曾经试图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来进行研究，但是根据伯格森于１９３８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中提出，卡尔多等人的新研究方向是完全失败的。

正如许多学者所说，公平与效率是一对复杂的矛盾，对于他们的概念和关系的理解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而在不同的学科里他们的概念和关系又各有区别，甚至相去甚远。

那么什么是福利经济学中的效率呢？在福利经济学中的效率指的是帕累托效率。

帕累托效率最早是由洛桑学派的创建人、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ＶｉｌｆｒｅｄｏＰａｒｅｔｏ，１８４８－１９２３）在１９０６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中提出的。

帕累托效率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资源配置状态，这种资源配置的改变在不损害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境况的前提下，已经不可能使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境况变好，或者说，要改善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境况，必定要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境况。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达到了最大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是公平的。

如果一个经济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状态，那么这个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一些无效率状态。

当产出可以分割时，从理论上讲，帕累托改进将会使得每一个人的境况改善。

关于公平有多种观点，如体现规则公平、条件的公平、机会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等。

其实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

现在我们所说的公平，必须是符合国情、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公平。

即合理的公平。

所谓合理，就是合自然之理，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之理，合市场经济规律之理。

可是这些都不完全是我们福利经济学中所说的公平。

从福利经济学产生以来，福利经济学家们对公平的看法也是不断进步的，各抒己见，大致可以分为一下几个派别和观点：（１）功利主义者［庇古（Ｐｉｇｏｕ），１９２０；豪尔绍尼（Ｈａｒｓａｎｙｉ），　１９５５］的效用公平理论。

他们把经济福利即总效用作为公平的标准，认为财富分配越平均，福利越大（２）罗尔斯（Ｒａｗｌｓ，１９７１）的自由和基本物品公平理论。

（３）阿马蒂亚·森（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的能力公平理论。

从一般的意义上的公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机会的公平。

也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我们每一个人的发展机会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努力并提高了自己能力，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这样的社会尊重奋斗，只要付出就有收获，只要奋斗就有结果。

然而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可能有些人并通过奋斗就有好结果，有些人凭关系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

公平的第二层含义是指规则上的公平。

玩游戏要讲游戏规则，不讲游戏规则就会被淘汰出局，或者受到严重惩罚，这是我们常讲的一句话。

好的规则，它必定是公平的。

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两层含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统一的。

机会公平是起点上的公平，而规则上的公平则是发展过程中的公平。

这与福利经济学上的公平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说福利经济学上的公平应该指分配上的公平呢？笔者认为，这是由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决定。

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国民收入，目标就是要提高国民收入，并实现国民收入优化分配，从而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

优化国民收入的分配就是要保证分配的公平。

公平的分福利经济学中公平与效率新探罗贤文（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１２《华商》配并不等于平均的分配。

根据个人能力和贡献进行的分配是公平的分配，因为这样的分配尊重“付出才有收获”和“不劳者不得食”的原则，避免了“乘便车”的现象。

吃大锅饭、不分贡献大小、不管多劳少劳都得到同一的报酬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是平均的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在历史上曾经被我国采用，事实证明这种分配理念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受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开阔视野，解放思想，制止平均主义。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他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可见中央已经高度重视收入这一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因素的分配公平性。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在福利经济学中也是如此，解决好这一对矛盾的关系，是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关键。

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当然这其中有一些客观的因素，但是我们的思想没有解放是主要原因。

建国初期，为了达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国家的制度设计过度强调了公平，这种公平是平均主义的公平，实践告诉我们过度强调平均主义的公平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国家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思路，使我们过分强调了效率优先的观念，这样就导致许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机制不顺等。

十七大以来，我们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十七大提出了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容中包括了五个统筹和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按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这是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在新时期下的科学回答和解决。

要理解十七大对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处理的深刻含义，笔者认为应该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阐释：首先，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应该提倡的理念　。

从西方经济学中我们知道，效率是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

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我们需要强调效率。

讲效率，求实效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可是，所谓市场经济不是万能，它可以解决经济的发展和提高问题，但是无法解决社会中的许多问题。

市场经济是讲效率的，讲究优胜劣汰，有人在市场中求得生存发展甚至获得很高的成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成功。

还有许多人可能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而沦为弱势群体。

他们需要得到某些方面的帮助。

如果这些弱势得不到很好的帮助，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失去了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权利。

因此，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的最大的非盈利组织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必须担负起帮助弱势群体的使命。

政府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来保护弱势群体。

比如制定政策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制定财政转移措施，加大对穷人的支持力度、制定失业政策等。

因此，公正就成为政府的行政逻辑的基点。

它代表了公正和正义。

因此，效率是市场经济领域应该强调的，公正是公共组织应该秉承的。

并不存在过多的矛盾。

其次，效率和公正可以实现历史性的交替。

从中国解放以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

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我们应该强调效率，在另外的历史阶段，我们又应该强调公平。

其实，这跟历史的发展阶段有关系。

我们知道，如果过分强调效率，那么在一定时期内导致社会经济的繁荣，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又会导致收入的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等不良后果。

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公平，虽然短时期里，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的整体福利得以提升，但是长时期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动力，出现平均主义的严重后果。

因此这样的历史交替现象告诉我们，效率和公平是会交替出现的。

目前，我国强调分配领域的公平，这正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原因就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效率优先的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考察西欧的福利国家的现状，它们都陷入了福利危机不能自拔。

原因是过去的好几个世纪里，市场经济体制在欧洲发展到了极致。

市场经济讲求的就是效率。

因此，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西欧各国政府必然把心思放在了如何建立全面而复杂的社会保障体制。

但是，现在，它们太过分强调了公平导致了社会发展陷入某种程度的困境。

在未来的比较长的时间里，它们必然注重社会效率的提高。

因此，我国必须从这些教训中寻找经济发展的规律，适时的改革收入分配政策，避免出现西欧各国出现的福利危机。

第三，公平和效率是辩证统一的一对矛盾。

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只有在有效率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倡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