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择偶观

中国人的择偶观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价值观在变，我们的择偶观也在变。关于中国人的择偶观的讨论，我觉得有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到至今。

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男子的择偶观最强调的是忠贞烈女，其次是贤良淑德，他们一般把娶妻看做一项传宗接代的任务。因为那个时期都是指腹为婚，媒妁之言，所以，女子一般也是没得选择的，只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了洞房花烛夜时才知道对方长得何样。还有，到了宋代开始，男子还要求女方必须是缠脚的。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那是一个价值单一的时代，不似现在黑白模糊，以单一价值选出的“模范”、“英雄”成为1950～1960年代择偶的关键词。嫁给军人，尤其是获得荣誉的军人是当年女性的理想。即便从战场走回来的军人身体已不再健全，但这些都不重要，军人的光辉与荣誉足以让窈窕淑女趋之若骛。生产工作中的“模范”成为在军人争夺战中不幸败下阵来的女性们的次优选择。当年，农村与工厂或者国家机关都会兴起“劳模”或“工作积极分子”的评比。那些站在台上胸带大红花的男女自然成为择偶的热点。那时候，人们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对方政治上是否要求上进，在工作上是不是模范；那年头，处对象的时候，“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争取工作上的进步”成为交流的主题和中心，并借此发展成为光荣的“革命家庭”。而当时的媒人在介绍对方的时候，通常首先就会推出党员身份，以上进的政治面貌作为卖点尤其盛行。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红”，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还存在爱情婚姻自由的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间，一切都被政治剥夺了。

到了改革开放后，当西方媒体开始用“中国巨变”来形容这30年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奇迹的时候，他们尚且来不及发现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经济发展得越迅猛，社会文化冲击得越深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就变化得越彻底。于是，在过去的30年间，经济条件以不同形式体现于择偶标准中，并且，在其间的比重速增。1977年，在高考

之外，谈恋爱也成为了那一年的关键词。在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历经几番政治运动，一度忘却自我，国人渐渐在情感意识上复苏，不再对家庭生活羞于启齿。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已不再成为择偶话题。而最能触及这一代人内心深处最柔软部位的是：知识。而学历则成为新时代青年们择偶最重要的条件。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那时的学历已具象为一个人前途理想工作事业情调趣味的标志。特别是那些文学青年，他们在外表上往往是挺廓的白衬衣，蓝色的喇叭裤，以及总不离手的一卷书理想，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同时也主宰着我们的择偶观和爱情观。于是在那个年代的尾巴，实用主义开始左右人们的择偶选择。当时放开的经济政策，孵育出一批“万元户”，这对于当时工资以等级来标定，每月大多只有一二百元的国人来说，是一笔“大财富”。万元户的生活水平在消费相对平均的年代里显得很阔绰。于是，“万元户”这个名词又成为八十年代末期，择偶条件中的“磁石”。

到了90年代，当功利主义彻底取代理想主义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时候，漂亮的姑娘在日渐包容的社会里获得了许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其中，包括婚嫁、交换甚至出卖。“傍大款”是商业区的择偶热门词，这与香港人称女子“钓金龟婿”有同工异曲之处。

传统演变的“香饽饽”是高层知识分子。尽管1990S年代后期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调侃，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掌握高科技的人才，或许在不经意间就成了CEO，即使投人门下，也有高薪水作为保障，同时，因为学识修养，依旧受到姑娘们的追捧。“80后”这群独生子女转眼迎来了他们的婚恋高峰期。自我，现实，个性鲜明，善于接受新事物，是对“80后”的性格概括。他们的择偶观区别于前几代人，也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征。这是“80后”中的自同时，一份针对生于“80后”单身女性婚恋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她们在择偶的问题上更加“现实”。

综上所述，中国人的择偶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化。每个时期的变化都刻上了属于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因为，物质决定意识，关于择偶观的研究要放在特定的时代才能更加准确的诠释。本人才疏学浅，论点有幼稚之处，还请多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