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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沃尔玛化”与商业业态的理性选择
内容摘要:在当前中国城市商业新业态高度“沃尔玛化”之时,沃尔玛商业帝国本土“老巢”美国的“反沃尔玛”风潮却越来越猛烈。本文认为“反沃尔玛”是零售商业业态高度成熟后的社会消费追求的深化,本质上仍是对“沃尔玛化”的一种矫正。鉴于中国商业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仍需要“沃尔玛化”的商业规则来提升整体水准,目前尚不能盲从“反沃尔玛化”。
关键词:“反沃尔玛化”“沃尔玛化”商业业态
对“沃尔玛化”与“反沃尔玛化”的基本认知
自1992年中国零售业对外资开放以来,国内大中城市的商业业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特别是跨国连锁商业巨头所带来的大卖场、SHOPPING MALL等,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新整合以及商业服务体系的重构,显示了超强的机制拉动力量。与传统的百货商店、大市场相比,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在遵循高效率、理性的“标准化”流程。这些超级巨头们所提供的仿佛都是“模块化”的交换和服务:从沃尔玛到麦德龙、家乐福,所有的零售巨头采取全球连锁,在任何国家、任何城市,商业形象一致,内部空间布置一样,先进的信息技术支持的管理系统、物流配送系统以及采购系统一体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整体效率。消费者在这个空间里,购物的整体过程
化为一个大的自助系统,消费的每个程序都是事先设定好的。商业新业态的商家们所运用的缜密、完备的工业化、信息化的体系,直接“控制”了消费者,甚至“控制”了一切与它合作的伙伴、资源。商业新业态对消费者和一切合作伙伴的超强控制力,由于在当今世界最大的零售巨头沃尔玛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故谓之“沃尔玛化”。消费行为的“沃尔玛化”是李程骅在2004年9月出版的著作《商业新业态与城市消费大变革》(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主要指城市居民在大卖场等新业态空间实施购物过程中的受控制性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当代社会“麦当劳化”的进一步延伸。对于“沃尔玛化”的概念,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通常还有另外两种共识:对员工应当享有的社会福利的剥夺,和指对供货商的剥夺以及对城市社区商业平衡的破坏。
然而,“沃尔玛化”虽体现了现代商业业态的“控制性”,但现代人毕竟不是“模块”,不是“机器人”,人的消费过程更不是“生产流水线”,在消费的过程中,行为可能会随时改变,会追求更高层次的“休闲消费”、“体验消费”。近些年,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消费环境正起着革命性的变化,新的零售价值包括:尊重消费者的个人需求,与消费者的接触向心理深层发展,满足和超越消费者的期望而非基本需求,高效地将消费者的“零售经历”个性化,积极领导社区发展而不局限于参与。而“沃尔玛化”使消费空间过度技术化,容易造成消费者心理上的压抑,并带来行为上的失范。首先,过分讲究“非人的技术”,有可能带来因为在执行的过程中缺乏应变,而导致更大的不可预
测,带来社会运行的不稳定。比如家乐福2000年在香港的失败,美国凯玛特2002年初的破产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技术能减弱系统运行的风险,但技术不是万能的。其次,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沃尔玛的超低成本战略,所到之处造成大批生活用品商店的倒闭,在美国和世界很多地方造成了商业生态环境的失衡、商业文化的单一化等多方面的伤害,已经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如果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反沃尔玛化”只是在表面声势上,毕竟其低价策略带来了眼前的实惠,那么在认清了沃尔玛们的“本质”之后,近年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反沃尔玛化”则化为了具体的行动。在美国行业协会势力极大的新泽西、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等洲,沃尔玛遇到了不可逾越的警戒线,因为这些洲反对建超级购物中心,反对所谓的“大盒子”。1998年,沃尔玛以16亿美元收购德国两家知名的连锁商店,进入了德国这个世界第三大零售市场,但沃尔玛德国公司自开业以来便处于亏损状态,问题的症结在于当地政府对沃尔玛有严格的价格控制、劳动法和分区经营规则,使其“撒手锏”在德国无法施展。可见,“沃尔玛化”的效率、高度的控制性,在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软肋”—不确定的商业环境和公共政策。毕竟商业零售与一个地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太密切了,和单纯的工业产品制造是有很大区别的,一旦出现商业生态失衡,本地或本土的权威力量将会出来进行制衡。
至于在商业经营领域,美国众多经济学家和研究者近来对沃尔玛商业帝国主义的指责上升到了新层次:由于店铺多集中于(美国)乡村地区,沃尔玛凭借低价犹如蝗虫过境般消灭了众多竞争对手,是“导
致乡村(城镇)经济衰败的祸首”。当沃尔玛扩展至城市时,反对者疾呼“警惕沃尔玛将导致城市衰败”。随着沃尔玛的采购链和店面向亚洲、非洲等地区转移,有人指出沃尔玛的剥削范围已经由单一供应商扩展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而某些研究者甚至断言,沃尔玛将彻底摧毁它所扩张到的国家或地区的商业体系。这是因为全世界的沃尔玛都是统一的经营模式,在各地所激起的反对也基本相似。
既然沃尔玛大大提升了现代商业运行的效率,提高了商业零售的门槛,整合了散乱的流通渠道,那为什么美国的“反沃尔玛化”的运动会愈演愈烈呢?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的“自由”和幸福指数是应该建立在全面发展的维度上的。然而,“现代性”通常是在一种意义上给人提供了“自由”之后,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以自主性、创造性、个性的丧失为代价的,并带来了新的“不自由”。这是一个典型的时代悖论,现代人的“适应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把握上。沃尔玛化的零售巨头用高度工业化的组织结构、先进的信息技术网络,打着“连锁”大招牌,在以低价、效率等几乎满足消费者一切需求的同时,也以超强的控制力,像一个巨大的“铁笼”一样,把消费者牢牢地“罩”在其中。而现代超级零售巨头营造的消费空间对消费个性的剥夺,正是“沃尔玛化”的商业设施的软肋所在。如果说“麦当劳化”的标准化、控制性还只是针对商业系统自身的可持续运营,对消费者的控制还是“间接”的,而“沃尔玛化”在具有了“麦当劳化”一切特征和功能后,又运用更缜密、更完备的体系,直接“控制”了消费者,“控制”了一切与它合作的伙伴、资源。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