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劳时代》有感1

读《过劳时代》有感1

近日，《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发布的数据中，有关中国人休闲的占比时间引发热议。根据调查，除去工作和睡觉，2020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仅为2.42小时，比2018年少了25分钟。

中国人休闲时间被压缩的表象只是冰山一角，海面下隐藏着更值得重视的危机——过劳。

去年，一名程序员在GitHub社区上创建996.ICU项目，号召同行共同抵制互联网行业日渐盛行的频繁加班。一时间，“工作996，生病ICU”成为热门话题。而马云和人民日报的隔空讨论更是将关于“996”话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简单来说，“996”是指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和傍晚休息1小时（或不到），总计工作10小时以上，并且一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

虽然我国没有对过劳的医学和法律的判定标准，但毫无疑问，“996”无疑涉嫌过劳。

当然，虽然今天“996”成为了热门的讨论话题，而且我国现行《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对劳动时间以及加班等均有明确的规定，但超时工作问题

一直就存在。

根据2012年8月底至9月初，《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显示：2011至2012年度，69.4%的受访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其中42.4%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50个小时，18.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51～60个小时，5.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1～70个小时，1.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71～80个小时，1.3%的受访者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以上。

以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杨河清教授为首的过劳问题研究团队，曾在2010年对北京市中关村和CBD企业知识型员工的过劳问题开展过专题调研，根据日本过劳预防协会提出的过劳死10大危险信号来判断调查对象的过劳严重程度。按照这个评判标准：10项症状出现2项及以下为过劳死“黄灯”警告期；3～6项为过劳死“红灯”预报期，说明已经有了过劳死的征兆；6项以上为“红灯”危险期，可定为疲劳综合症，已进入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调研结果表明，处于“红灯”危险期的人员为26.7%，情况十分严峻。

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更新《国际疾病分类》名单，首次把“过劳”列为“影响健康状况或与健康服务相关的因素”，认为它可能会引发相关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过劳状态往往存在未很好控制的、在工作场所长期承受的压力，并有三大症状：感觉精疲力尽；从心理上

想远离工作或对工作产生否定感和质疑感；工作效率降低。

媒体以“过度劳累”“过度劳动”等原因报道的猝死个案频发，也印证了过劳问题的严重性。例如，2012年，年仅51岁殉职的歼-15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及沈飞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罗阳；2017年1月离世的58岁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日本久负盛名的岩波书店出版的从书——“岩波新书”中的《过劳时代》，虽然是近期才引进出版简体中文版，但其实不是一本“新书”，日本关西大学经济学教授森冈孝二的这本书初版于2005年，迄今已经再版20余次。

之所以这本书持续而广泛的受到读者关注，缘于该书剖析的话题至今仍是日本乃至美、英、德、法等国广受关注的问题。

在书中，森冈孝二教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从全球化、信息社会、管制放松、被消费所改变的雇佣劳动、股份至上的经营、劳动时间、劳动基准等视角着眼，用大量的案例、数据以及其他证据，细致地讨论了日本社会严重过劳的各种现象，以尖锐的剖析严厉批判了日本深陷过劳及过劳死的社会现实。

森冈孝二教授同时在书中相对客观分析了过劳的成因，并从劳动者、

工会、企业、法律制度几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缩短劳动时间、消除过劳的具体对策。

《过劳时代》虽然主要内容是剖析日本社会的过劳问题，然而对当下的中国不啻是一面镜子，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在书中，森冈孝二教授把过劳时代的出现归于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全球资本主义使得国际竞争愈发激烈；第二，信息技术的发展，普及了手机、网络等通讯手段，同时也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界限；第三，以消费为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化现象，这种消费资本主义让人们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来满足自己的攀比心理；第四，自由职业者一方面带来了雇佣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客观上导致了收入的两极分化。

《过劳时代》初版于2005年，当时智能手机远未普及，现在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特别是微信及类似的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使工作时间与个人时间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更加的模糊，不管人在哪儿，工作总是如影随形。这种信息化带来的新型过劳问题正在不断加剧，人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精神负担也将越来越大。

在书中，森冈孝二教授总结了若干国家对解决过劳问题的经验。例如，英、美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运动”，即提倡采用弹性工作制，但他认为，

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长时间工作的问题。而强调对全职员工和兼职员工施行同等待遇的“荷兰模式”，直指问题核心，取得了显著效果。目前，荷兰的年平均工作时间比欧盟国家的平均时间短300小时。不仅在缩短工作时间和防止过劳上非常成功，也成功解决了失业问题。

在日本，随着消灭过劳死的社会运动的不断壮大，2014年6月，《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得到议会一致通过，并于同年11月开始施行。当然，即使如此，包括过劳自杀在内的过劳死仍然频繁发生，《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在防止过劳死问题上的作用仍有待观察。

针对过劳死的预防问题，也有日本学者针对“无限膨胀的欲望、消费和生产的恶性循环”，提出了“菜园家庭革命”的构想。他们倡导每周工作两天，剩余五天用以进行家庭农业种植或个体户形式的服务业和手工业。这种思路试图以小农家庭为核心，推动过去大量生产、大量浪费的“扩张型社会”转换为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

在当今社会，企业和个人都在追逐利润，不榨干所有时间与空间似乎就是一种罪过。但森冈孝二教授通过《过劳时代》这本书提醒我们：“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