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之旅-翠岗红旗今何在

翠岗红旗今何在上个世纪70年代，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曾经出版发行过一套名为《翠岗红旗》的工笔重彩组画。

这组画在当年参加过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中，有着相当的名气。

当年的“知青”中的大多数人，都看过这组表现被下放到大兴安岭林区的女知青们，在冰天雪地中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的组画。

画卷中的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城市姑娘。

她们青春苗条的身躯被下乡前颁发的肥大臃肿的仿军用棉衣裤包裹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一丝女性应有的曲线。

在劲刮的北风中，这些姑娘们逆风而站，肩挑身扛各种伐木工具，在原始森林采伐作业区做出各种豪迈的劳动姿态。

她们的这些劳作姿态通过各种角度的描画，凝固在长长的画卷上。

虽然因为那个年代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高、大、全”的创作模式使得画面构图显得单一且流于浅薄，但从画面上那些稚嫩的脸庞、飞扬的神采不难联想当年这批从上海、浙江等地的大城市来的姑娘们在林海雪原中抗风斗雪，奋勇劳作的壮阔景象。

那个年代，在大兴安岭的土地上，活跃着数万知识青年的身影。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边境连连发生冲突。

在全国号召“反帝、反修”备战总动员的前提下，从1969年到1972年，短短几年中，数十万知识青年随着日益高涨的上山下乡热潮，怀着彭湃的爱国热情，像潮水一般从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地源源不断地涌入位于我国和苏联边界的大兴安岭地区，准备扎根这片从1964年才开始开发建设的原始森林。

那是一段洋溢着激情和热血的年代，那是一段高唱着政治口号伴着不断运动的岁月。

在那个“红色”时代，树立先进、榜样、标兵，被看作是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激励措施，屡试不爽。

在大兴安岭这片原始而严酷的土地上，在那一批怀着激情和冲动从大城市远道而来的年轻人中，树立几个先进标兵连队，更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必要和深远的意义。

就是在这样的目的下，大兴安岭出现了后来被全国知识青年们所知晓甚至所崇拜的英雄标兵连“大兴安岭女子架桥连”和“大兴安岭女子采伐连”。

之所以是“女子连”这种特殊的编制模式，一是处于当时特殊的备战需要，二是为了方便管理。

至于，究竟这种单一性别的管理体制是否符合管理科学，以及让女性长期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工作是否适当，在当时，是没有多少人会静下心来倾听这些反对的声音的。

而且，在那个年代也不会出现反对声音。

一切的一切，都被淹没在上山下乡这嘹亮而激越的主旋律中了。

于是，“女子架桥连”在大乌苏，“女子采伐连”在翠岗，先后轰轰烈烈地组建起来了。

苍茫的大兴安岭上空，鲜艳的红旗在风雪中猎猎招展。

当时，女子采伐连的主要生产流程是“采、集、运”。

为了帮助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姑娘们学会采伐林木，每个班组专门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男性职工，在生产过程中对姑娘们进行“传、帮、带”。

由于“女子采伐连”先进标兵连队的特殊地位，对她们的管理也是特别的严格。

就连抽调到采伐连的男性技术工人都是经过了严格筛选的政治过硬的老工人。

那个政治高于一切，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任何工作都是不能与政治脱钩的。

当时的连队经常组织知识青年们“忆苦思甜”，听苦大仇深的老工人们讲述过去的苦难，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甚至还要求知青们跟着老工人赤脚在雪地中穿行。

高寒的兴安岭的冰天雪地，岂是赤裸的人体皮肤可以承受的？如此毫无情理、毫无意义的行为，给大部分人的身体带来了伤害。

甚至有个别人还因此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因为女子采伐连是采用民兵连建制，且又长期驻扎在中苏边境，处于中苏紧张局势的最前沿。

因而，处于备战的需要，一定量的军事训练就有了必要。

采伐连的姑娘们每天除了要在茫茫林海中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采伐工作，还要出早操。

定期还要进行军事拉练和半夜的军事演习。

一天下来，基本上每个人都差不多筋疲力尽。

但第二天一早，她们又必须重整旗鼓，继续前一天的工作。

就这样单调的重复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然而，即使这样，当时她们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至少表面上的是这样。

由于姑娘们如此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热情，女子采伐连很快的在全国范围内享有了比较高的声誉。

于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从1973年起，地方政府开始有目的的组织文化工作组去到她们的工作现场收集创作素材，准备以她们的先进事迹为范本创作一套组画。

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翠岗红旗”套画。

这组画一经推出，翠岗红旗的英雄事迹更是广为流传，受人称道。

甚至在国际上都创出了一定的“知名度”。

受此激励，采伐连的姑娘们的政治热情更是空前高涨。

基本上当时所有的成员都曾经用各种方式表示过自己扎根兴安岭，将采伐工作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那个标语口号盛行，人们习惯于、擅长于、自豪于能够把一切心情话语都压缩到短短的口号标语中，并且将这些口号标语成天挂在嘴上随时拉出来振臂高呼的年代里，作为标兵和表率的采伐连女兵们自然要身先士卒，带头立下誓言和口号。

诸如“要当永久牌的扎根派，不当飞鸽牌的动摇派”之类的口号，悠悠回荡于兴安岭蜿蜒起伏的巍巍群山上空。

甚至还有部分女兵咬破手指，用血写下壮烈的“军令状”。

当时的翠岗，确实是一片红旗漫山岗，处处先进处处歌的地方。

这片洋溢着激情、冲动、青春和热血的热土，还能激荡多久，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在意。

被政治热情和运动冲昏了头的人们，是不会考虑这么现实的事情的。

可是，还是有人用理智的态度在看待这件事，看待这一群志比天高豪气干云的姑娘们如此“进步”的行为的。

1974年，曾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过论著的英国史学家马克斯韦尔先生，在杨勇上将陪同下造访位于兴安岭新林区翠岗林场的女子采伐连。

在参观完林场设施，看过女兵们的工作情况，询问了解了女子采伐连的建制和兵源等情况后，马克斯韦尔先生意味深长的笑了。

他特意用英语虚拟语气对当时陪同他参观的地区领导和时任女子采伐连连长的上海知青张芬芳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女子采伐连十年后还存在，我将把我的女儿送到这里来锻炼。

”当年的人们如何看待他的这一评论，我们不得而知。

但今天的我们可以想见的是，特意采用了虚拟语气的马克斯韦尔先生，对女子采伐连存续可能性的怀疑，是显而易见的。

似乎是验证了这位学者的先见之明。

1978年，在马克斯韦尔先生做出上述论断不过4年后，在距离10年之期还有6年的时候，当知识青年返城风就像当年的上山下乡风潮一样如火如荼地席卷了神州大地时，几乎所有的姑娘都收拾起自己的行装，毫不留连的离开了这片她们为之奋斗了多年的蛮荒土地，返回自己的家乡。

她们那些气壮山河的口号声似乎还在兴安岭上空回荡了一些日子，最后也终于都随风消散了。

女子采伐连就这样消失，不复存在了。

惟一可以证明它曾经存在过的，就只有当年那套“翠岗红旗”的组画了。

或者，还有那些从女子采伐连走上各地领导岗位的女子，或者她们还记得当年名扬四海，轰轰烈烈的采伐姑娘们，还记得她们当年的生活？是的，她们毁约了，她们背弃了自己的誓言。

可是，谁又能责备她们呢？被当年那场让“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政治运动所激动失去了理智和正常思考的人，又何止是这批年轻的女孩子？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她们挥别父母亲人，踏进开往兴安岭的火车的车厢，踏上她们遥远的征程的时候，她们的激动和热情，是真实的；当她们在冰天雪地里奋力工作，挥汗如雨甚至流血流泪的时候，她们的追求和抱负，是真切的；在她们立下誓言，为自己的将来制定计划和蓝图的当刻，她们也是认真和严肃的；当她们离开兴安岭，离开她们的翠岗红旗英雄战地的时候，她们对回到城市开始新生活的迫切向往，也是发自内心的。

她们只是被卷入了那场政治运动，在越来越大的漩涡中转晕了头，迷失了自我而已。

她们的冲动、她们的不理智她们的幼稚、她们那些似乎违背常理的举措，都是当时中国人的缩影，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那是一个民族的迷失，是一个民族的遗憾。

如何能够让这些青春少女们去承担这个失误？那不是她们的责任。

她们应该拥有自己的人生，过她们自己希望的生活，读书、工作，脱离这里的冰天雪地，脱离那些超出她们生理极限的体力工作。

她们没有义务在兴安岭“扎根”，将她们的生命完全奉献给那里的风雪和森林，除非是她们自愿。

否则，她们完全可以离开。

有谁能够说自己有资格和权力去阻挠她们，在我们这个平等、民主的社会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遭受过与她们相同或相似处境的人们，应该理解她们。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不曾体会过当时近乎失控的热情的人，没有资格去评论她们。

没有人责备她们的毁约。

只有她们自己。

也许，在回首那段难言岁月时，她们会在心中给自己当年的冲动和过分的热情下一个判断。

但是，那已经不是你我能够插手干预的领域。

翠岗上已经没有红旗在飘荡了。

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它证明我们的民族已经走过了那段冲动和盲从的岁月。

也许，今后还会有人千里迢迢的开赴大兴安岭，在高高的翠岗上再度插起红旗。

但是，希望那是经过深思熟虑过后理智成熟的行为。

大兴安岭欢迎每一个有志青年，但不再乐见任何一个“女子采伐连”的再次出现。

今天，当我经过当年的“女子架桥连”和“女子采伐连”的诞生之地松岭的时候，心中生出颇多感慨。

因为，我也曾是一名知青，也曾在一个林场“锻炼”，而且也曾像她们那样立下过“扎根”誓言。

后来，我离开了那里，没有一丝眷恋，至今也没有故地重游。

但是，我并不为有过那一段经历而后悔。

我想，当年“女子采伐连”和“女子架桥连”的姑娘们，对那一段经历，也会各有各的见解吧。

过去的事情终于是要过去的。

于今，我们只期待着翠岗美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