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现代阐述
司马迁发愤著书论
司马迁发奋著书论分析司马迁一生的志向就是继承父志，撰写出一部像《春秋》那样伟大的史学著作，，但是正当他满腔热情地从事此项事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进之时，他受到李陵事件的牵连而惨遭宫刑。
为了自己视为生命所在的巨著《史记》，决定甘下“蚕室”而受此辱刑。
从中可以看出为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执着追求。
为此，他有一段著名论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就是著名的“发愤著书”论的中一段精彩的一须，其影响于后来之中国文人。
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极端逆境但是志向不被屈服，因为身处苦难却能更加的激扬奋发。
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发奋，用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
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怒之情，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讲述古今往事，引人深发，启迪后人更加明智。
这些都是陷害司马迁的统治者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巨大历史功效。
发愤著书就其思想而言，无疑继承了诗经诗言志这一特点。
有这么一种说法：乱世出英雄。
说往往在时事混乱的环境下，才可以逼出来一些改变时代命运的英雄。
也就是说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应对能力，从而发挥出身体的潜能。
比如说：拿破仑，朱元璋。
相反，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闲适舒畅的生活，往往会摧毁人们的主动发掘自我潜能的欲望以及能力。
虽然关于是快乐出诗人还是，苦难出诗人。
古今中外，说法不一。
但是，依我的经验以及切身体验来看，真的是只有在苦难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才能写出来比较好的诗歌或者其他文学作品。
作者处于困境之中，忧思郁积，无处发泄，唯有诉诸于文字，才能达成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平衡。
自古而今，经历了诸多人生磨难和精神挫折才终成大作的作家举不胜举。
古典文学
享人世之大难，著千古之文章。
-----浅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其在评论屈原及其作品基础上的扩展。
他认为作者郁结于心，心中充满了怨愤不平之气，所以有感而发，从而创作出了一篇篇反应作者思想和情感的传世名作。
“发愤著书说”反映了一种文学创作的动机，也是对司马迁这一生的一种写照。
历史也证明，“发愤著书说”不仅仅是古人们的写照，也对之后的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屈原；《楚辞》；怨刺；《史记》西汉是儒家经学的极盛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也主要是受《楚辞》的影响，以写作骚体辞赋为主，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大多也是对屈原及其他的作品《楚辞》的批评，像贾谊、刘安、司马迁都曾对这位文学大家及其作品做出多评价，贾谊是最早对屈原和其作品《楚辞》而做出评价的，他首先肯定了屈原的但是他也提出了不赞成屈原过于执着，甚至自投继贾谊之后，淮南王刘安又对其作了全面而又高度的评价，在对屈原的,赞扬了屈原的美好品质，给予其作品《楚辞》以很高的评价。
而司马迁更是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观点之后，又结合历史史实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发愤著书说”.下面就围绕“发愤著书说”的几个方面来谈谈对它的理解。
1什么是发愤著书说。
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那些名篇佳作，大都是作家们不肯同流合污，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然后遭到了身体或者心理上的严重的迫害，但是这些伟大的作家们身残志坚，从而创作出了一篇篇反应这种伟大精神的名作。
“发愤著书说”，这一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在“诗可以怨”、“发愤以抒情”的基础上提了出来，这个观点的提出，阐述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发愤”。
后来也慢慢的将“发愤”作为了著成千古文章的一重要原因，成为了一个普遍的文学创作。
在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中也曾写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法，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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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人对文学创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过描述。
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阐释就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
当然作家创作的动机有很多。
下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诗言志”思想。
《左传》里有“赋诗言志”、“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物文，行而不远。
”《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
《荀子》说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易》《乐》之归于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大序》也认为创作是“发乎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发乎声”、“吟咏性情”。
上述各种说法，都是说诗文是“言志”、“道志”的，即文学作品要表达抒发作者由客观现实所激发的志向、理想、愿望、情绪。
强调情感在内心萌动而进行文艺创作。
“文以载道”思想。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提出要求“文以明道”，是后世：“文以载道”源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
唐代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
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
”“文以载道”虽然不是明确的告诉人们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它对古代文人创作动机的影响，且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原道”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日月云霞，山川草木，虎豹龙凤，均有焕丽炳蔚之色，林籁泉石，又有竽瑟球锽之声，但这都自然而然，乃属无心之美，惟人类秉五行之秀，参天地而为三才，结撰文章，则为有心之美。
”他认为文艺的创造是人类特权，人类的文艺创作是天然而为的，即是刘勰所说的原道思想。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
司马迁认为创作动机来自不得酬的人生悲剧的怨愤，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便愤而著书，用作品来“抒其愤”。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致志 ， 全力 以赴去做一件事情 。② “ 发愤” 作为一个动宾 短语 。屈原
《 章・ 九 惜诵 》 “ 愤 以舒 情 ” 发 ：发 。“ 愤 ”的原因是 “ 人 皆意有所郁 此
而 为 李 陵游 说 ， 下 于 理 。拳 拳 之 遂 忠 ， 不能 自列 ， 终 因为诬上卒从 吏
会 人 生具 有 广 泛 的影 响 。 “ 愤” 两个含义 ： “ 发 有 ① 发
愤 ”作 为 一 个 词 来 讲 ，陈 子 展 在 《 辞直解》 楚 中有 “ 愤 忘 食 ， 以 发 乐
忘 忧 ” “ 愤 ” 是 下 决 心 ， 心 ，发 即 专
刑， 还要 忍 辱 努力 著 书 实 现 宏 愿 。 可 见 ， 司马 迁 绝 对 是 一 个 有 责 任
险 阻 ，甚 至 是 最 最 不 堪 忍 受 的 宫
《 记 》 时候 是 一 种 “ 愤 ” 史 的 舒 的状
态 ， 就 是 “ 愤 著 书 ” “ 愤 著 也 发 。 发 书 ”说 是 司 马迁 文 学 思 想 的核 心 。
“ 愤著 书 ” 不 仅是 对 个 人 的命 运 发 态 度 ， 是 “ 往 事 ， 来 者 ” 遍 也 忆 思 普 的对 生 命个 体 的 “ 有 所 作 为 而 不 想 能” 的人 性 关 怀 。 时 ， 整体 的社 同 对
作 的艺 术 方 法 上 ： 小 见 大 ， 近 以 以
又 茸 以 蚕 室 ，重 为 天 下 观 笑 ， 悲 夫 ！悲 夫 ！” 马迁 为 证 实 李 陵 不 司 是 叛 徒 ，却 在 武 帝 的盛 怒 之 下 被 处 以 腐 刑 。其 对 黑 暗 的 社 会 的 愤 恨之情久久郁积其胸。 正如司马迁 《 任安书》 报 所述 “ 《 》 《 》 约 者 ， 遂 其 之 夫 诗 、书 隐 欲 思 也 。 昔 西 伯 拘羡 里 ， 《 易 》 演 周 ； 孔 子厄而做《 秋》 屈原放逐 ， 春 ； 乃 赋《 骚 》左丘 失明 ， 有 《 离 ； 厥 ， 世传 《 吕览》 韩非 囚秦 ，说 ； 《 难 》 孤 愤 》 《 》 百 篇 大 抵 贤 圣 《 ；诗 三 之所 作也 ” ，即 他 认 为周 文 王 、 孔 子 、屈 原 等 都 曾 有 和 他 一 样 的 境 遇 ； 屈 原 虽 然 “ 道 直 行 ， 忠 如 正 竭 尽 智 以 事 其 君 ” 然 而 “ 人 间 之 谗
“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
“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作者：敬莉来源：《报刊荟萃（下）》2017年第02期摘要：先秦两汉文论内容丰富，但是还未完全成熟和独立。
两汉文论成就突出，很值得关注与研究，这对于后世文论的研究也有帮助。
这一时期，文论也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司马迁因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修养，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后世文人们的创作。
本文主要讨论“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研究的材料是《史记·太史公自序》。
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创作的一些规律和两汉文论的概况。
关键词：两汉文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影响一、两汉文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概况先秦、两汉文论尚未从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但是汉儒已经开始逐步将文学与学术区分开来，文学和文论趋向于独立。
秦汉大统一帝国建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都是想统治人们的思想。
汉武帝于太学中设五经博士，儒学成为钦定的官学。
另外，儒学内部有了论争，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论争中，今文经取得了胜利。
东汉后，古文经渐盛，郑玄集古、今文经的大成，结束了古、今文经学之争。
因此，两汉文论以儒学为宗是其大的背景。
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
汉代文论不断深化。
出现了《毛诗序》这样一批理论l生很强，观点鲜明的论文。
论述的范围也更广。
汉人的文学观念较先秦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区分文学之士与文章之士。
二、司马迁的文论思想西汉初期，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化学术氛围较自由，战国诸子仍有影响，当时的文论较为丰富多彩。
司马迁在这一时期对文论有所贡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包含着他的文论思想。
包括实录精神以及春秋义法，说明作家的创作要如实的反映社会现实，要有“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文章写作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当然，最为人欣赏的以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发愤著书”说。
三、“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小学议论文作文：读《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感0
读《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感
读《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感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是苏教版五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
这篇课文讲述了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编写史记的故事。
在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为了替某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被押解入狱受了酷刑，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一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就是司马迁活着的精神支柱。
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用了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史记》。
读了这篇课文，我想到了很多司马迁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首先，要学会克制自己。
有些人，受不了责备，动不动就哭。
但司马迁，他敢于直言，结果自己入狱受刑，为完成遗愿，忍辱负重，克制自己的愤恨，坚持写书。
这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吗？其次，要有责任感。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只知道玩乐，不负责任。
而司马迁，他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写完了《史记》，这是因为他有责任感，他才完成了《史记》。
最后，要学会打基础。
司马迁从小就听父老乡亲们讲历史故事，年轻时努力读书、广交朋友，我们的学习也是同样的道理，打好基础才能使以后的学习更坚定。
读完这篇课文，我深受教育。
我决心要向司马迁那样，做一个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人，勤奋努力，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本文概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来源及其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进而分析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发愤著书”说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独特地位。
接着，通过对司马迁生平及其著作《史记》的深入分析，揭示“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探讨“发愤著书”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分析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文章将对“发愤著书”说的现代意义进行阐发，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一生历经了从盛到衰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个人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司马迁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仕宦时期和受刑著书时期。
在少年时期，司马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他的学识不仅限于文学和历史，还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多个领域。
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仕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重要阶段。
他曾任郎中、太史令等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宫廷秘闻。
这些经历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司马迁的仕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也使他有了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受刑著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他忍辱负重，坚持创作，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记录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还融入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读《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感——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努力!
读《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感——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努力！我阅读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名著，书中记述了中华名族上上下下五千年里的名人、伟人的故事和事迹。
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故事是《司马迁发愤写史记》，读完这个故事，我感慨万分。
这个故事描述了司马迁在遭受牢狱之灾后，发愤写史书的故事。
当时，司马迁因为为一位将军辩护而入狱受了酷刑，他几次想一死了之，但又想到史记还未完成，还想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他想让自己的死重于泰山，于是在狱中继续书写史记。
他花了整整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本52万余字的辉煌巨著。
司马迁发愤图强，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忍辱负重写史记的精神怎能不令人叹服呢？想到司马迁的故事，再想想我自己，真是自叹不如。
他发愤写史记，最终完成了；而我呢，连做个简单的支架都未完成。
记得那是五年级的科学课，夏老师说马上要举行“搭支架”比赛。
我回家后，就饶有兴趣地搭起支架来，并且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做成。
开始，我挺有耐心地卷起报纸卷来，再拿来胶水，然后开始粘合。
当我刚黏好一个雏形的时候，一根报纸卷散了，我忙去粘起，刚黏好这根，那根又散了。
这样来来回回黏了好多次，可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冒出一个问题：支架蔫了。
我有点儿不耐烦了。
支架蔫了，就算在弄挺，它的受重力也大打折扣。
我很是厌烦，似乎忘记了刚刚暗下的决心。
一急之下，便一把抓起支架，扔在桌上不管了，第二天自然没能交上作品。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在遭受到飞来横祸之后，他仍然继续写。
我曾下决心暗下支架，但是一遇到困难，便半途而废。
我遇到的困难和司马迁的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天壤之别。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它如同烙印般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我要学习司马迁的精神，发愤图强，实现自我的理想，实现我自己的价值。
在心中，我无时无刻的告诉自己：在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我下决心去做的事一定要坚持去做到。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磨难，我都要为追求我的梦想发奋前进！。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浅谈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摘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继承《论语》“诗可以怨”的传统,他对前人改进创新,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影响,意义深远。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陈师道的“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等都深受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影响。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中,已经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一个很好的发展。
关键词:发愤著书;愤懑;逆境司马迁,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他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史记》。
对《史记》的研究,很多学者都是持“发愤著书”的观点。
“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命题。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这样写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报任安书》中也出现类似的言论。
这些文字讲述了一代代伟人在逆境中化悲愤为力量,最终创作出流传千古的巨著。
司马迁将此类伟人的事迹与自身的事迹相结合,得出“发愤著书”一说。
这一文学批评命题,贯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始终,具有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重要深远的理论意义。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理论成果,而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一步步总结创新得出的。
早在《诗经·园有桃》中,就有诗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因为心中忧伤,所以化忧伤为力量,用来吟诵诗谣。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含有“发愤著书”这一思想的文字记载。
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入的是《论语·阳货》中得一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诗可以用来抒发心中的愤怨。
反过来理解:如果心中有愤怨,可以借愤怨之情写诗。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一部《史记》，鲁迅先生曾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部《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上承父志，下忍身痛，隐忍苟活，于逆境中所著的这一史家名篇确为中国文学史的传承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其“发愤著书”思想也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大贡献。
本文从其史学巨著《史记》出发，具体阐述其“发愤著书”思想的发生发展及其时代与现世意义。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所编《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黄帝时期，下至汉武帝时期，其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是史学之大手笔，鲁迅先生就赞扬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是流露于其《史记》中的，而其《史记》的编写也正印证了其“发愤著书”的思想。
总论其“发愤著书”思想的集成，可以说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
一、从个别到一般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此处太史公之“愤”者，我想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他们都是在作者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得主张、想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愤”从事著述的。
司马迁的意思主要是说痛苦和不幸可以激烈作者的志向，坚定他们“立言不朽”的决心，成为写作的动力，而不是说以仇怨悲愤倾泻与作品之中（1）。
另外，其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价《离骚》时曾论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你是怎么理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之勘阻及广创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 同时, 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所谓“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 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 怨愤郁结, 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 这样才华恢复心理平衡.“愤”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用沉的品格, 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发愤著书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泄愤”是著书的动力, “言道”是著书的目的.在“发愤著书说”中, 这两方面的内容, 又是互相联系, 密不成份的.一方面“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份.“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作用, 主要是干预现实、批评现实, 提出“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年龄》；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韩非囚国, 《说难》《孤愤》.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这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 故述往事, 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 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 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年夜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另一方面“发愤著书”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 要言圣贤之道, 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二、发愤著书说理论的历史传承和影响孔子的《论语•阳货》：中提到“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诗可以怨”是说人们可以借文艺来发泄胸中的牢骚,“发愤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 且发愤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在后代, 韩愈在文上主张的“不服则鸣”就是“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延伸.韩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 提出“学所以为道, 文所以为理”；另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 认为“和平之言易好”, 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 这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也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一个继承和发展.三、发愤著书的意义和局限“发愤著书说”不单成为历代进步文人奋笔和黑暗现实奋斗的理论依据,而且还上升为衡量文学作品思想性的一个客观标准.1, 提高了“怨”的位置, 同时也打破了儒家的中和观念.2, 扩年夜了批判现实的范围, 比汉儒的“怨刺”说更为合理.3, 给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这一理论以主体性的审美内涵.“发愤著书”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如司马迁在总结“发愤著书”时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分离, 所以论述缺乏全面性, 但这是瑕不掩瑜的.。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2)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引言司马迁（约145年～约86年），字子长，西汉末年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
他凭借着卓越的才华和深厚的历史知识，创作了中国古代最早的通史《史记》，被后世誉为中国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本文将探讨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背景、动因以及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
背景司马迁生于一个学术世家，自幼对历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历史学并不被重视，官方的历史记载也多为纪功颂德的功利之作。
司马迁深感历史学的重要性，决心要写一部全面、真实反映历史的著作，为后世留下一部正史。
动因青年时期的冲击在司马迁的青年时期，西汉朝政风日下，百姓生活艰辛，社会秩序混乱。
司马迁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志向的青年，深受这种社会环境的冲击。
他深感汉朝的衰落与历史的断裂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了理解并改变这种状况，司马迁决心将自己对历史的研究成果写成著作，用来警醒后人。
受孔子思想影响司马迁对孔子的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崇拜。
孔子在《论语》中强调了“治国必先治史”的重要性。
司马迁深受其影响，认为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总结，才能找到治国的良方。
因此，司马迁决心要写一部全面、真实的历史著作，以传承孔子的治史思想。
草窝盗书的经历据传，司马迁曾因贫寒而无法购买书籍，只得去草窝中偷取书籍阅读。
其中一次，他偷走了《左传》一书。
当他回家仔细阅读时，发现《左传》的著作风格深得他心，使他产生了写一部通史的念头。
这次经历让司马迁思考了很多，他意识到历史著作对于后人的重要性，决心要发愤写《史记》。
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从纪传体到通史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在司马迁之前，中国的历史著作多以纪传体形式出现，往往只记录某个国家或某个时期的历史。
而《史记》则以起初的五传（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形式全面展现了中国自黄帝时期至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
这种叙述方式开创了中国历史学的新纪元，成为后世通史写作的典范。
开创断代史的范例在《史记》中，司马迁根据历史的发展阶段，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了不同的断代。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者：高巍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01期内容摘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喜于探讨的话题。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进行试论：“发愤著书”说源于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发愤著书”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发愤著书”的艺术手法：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发愤著书”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
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说命运的抗争中和之美文人在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时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是一种“舒愤”的状态，也就是“发愤著书”。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
“发愤著书”不仅是对个人的命运态度，也是“忆往事，思来者”普遍的对生命个体的“想有所作为而不能”的人性关怀。
同时，对整体的社会人生具有广泛的影响。
“发愤”有两个含义：①“发愤”作为一个词来讲，陈子展在《楚辞直解》中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发愤”即是下决心，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
②“发愤”作为一个动宾短语。
屈原《九章·惜诵》：“发愤以舒情”。
“发愤”的原因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的目的就是“舒情”。
“发”的意思就是：舒展，表达，传达，“愤”就是心中的郁结。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写作的本源上讲，是对黑暗现实和不幸命运的抗争；从内容上讲，它不是个人的叹老嗟卑，而是有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在文学创作的艺术方法上：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审美方面体现出“中和”之美的文化标准，“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
下面具体来看：一.“发愤著书”说源于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对汉武帝拳拳忠心的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后惨遭腐刑之辱。
这是司马迁著书泄愤强大动力和直接原因，他认识到对黑暗残酷的现实，必须具有反抗的精神。
屈原之所以“发愤以舒情”也是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痛陈此事。
“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款款之愚。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现代阐述
司马迁“发愤着书”说的现代阐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祗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提出了“发愤着书”说。
所谓“发愤着书”，是指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
“愤”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中指出：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
司马迁发愤着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奋发，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予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发愤着书”呢？总体来看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因为李凌之祸，获罪并且遭受了宫刑之冤。
在他落难之时身边的同僚竟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在获罪这一层面上，他看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一旦你加官进爵，他们就会跟在后面趋炎附势，拍足马屁；一旦你失宠失势，他们也就一个个跟你划清界限，最好是能完全撇清关系，有的更是落井下石。
也许是在他经历了这一人生转折点之后，他清醒地看到，任何人都靠不住，只能自己发奋努力，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名垂青史，以证明自己的国家之栋梁，那才是正确的抉择。
而在宫刑之冤这一层面上，在那个社会观念和道德意识极其扭曲，讲气节高于生命的时代，行了宫刑的人，就等于失去人格尊严，即使在现代，他这样的遭遇也多少会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
在《汉书.艺文志》中，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
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里不可居，志不可恃”，他内心是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
浅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浅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文/李 波 赵 丽【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年(卷),期】2014(000)002【总页数】2司马迁通过批判继承先秦时代“中和”美的文艺思想，形成了“发愤著书”说。
他所抒之愤不仅仅局限于小我之愤，而是透过自己的苦难，看到了不合理社会中的公愤。
“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化艺术创作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别卓绝的艺术，比如汉文、晋字、唐诗。
在每一种艺术里，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如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等人。
我们当然可以把司马迁看作一位史学家或者思想家，但是仅仅拿文学成就来讲，他依然可称得上是不朽的。
翻开《史记》，最吸引我们的是那些纵声高歌的豪客，按剑而起的侠士，甘愿奉献的士人，忍辱负重的英雄，这一切给《史记》笼罩上了一层慷慨悲壮的美。
如果说文学创作传达的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毫无疑问，司马迁穿越了历史的时空，用人物传记的形式，广泛记述了从黄帝时代到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将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以及刺客、侠士、商贾、卜者、俳优等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纳入其中，创作出伯夷、伍员、荆轲、项羽、韩信、李广等一大批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
司马迁在文艺观上发展了先秦思想家“中和”美的思想并形成了“发愤著书”说。
一、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在西周末期，我国就出现了以“和谐”为美的思想。
《左传》记载了季札观乐的情形，他分别用“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乐而不淫”来点评周乐。
季札的评论，表现出一种崇尚“中和”的美学思想。
春秋时，孔子在评价《关睢》时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1]他又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思无邪”等观点构成了传统儒家崇尚的“中和”的美学思想。
然而，“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3]司马迁一反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和”美学传统，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理论。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文本解读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文本解读司马迁，中国汉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其所著《史记》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在他的一生中，他也经历了许多曲折与困苦，这些经历在其文本中也得到了体现。
本文将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分析《史记》中所体现的司马迁的意志力与乐观精神，并探讨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技巧和细节。
一、意志力以及乐观精神司马迁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不仅是官场陷阱的争夺，也有家族荣誉的原则坚持。
但是，在这些挫折中，他没有沉沦，而是积极地为自己的事业奋斗。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展示了自己坚强的意志力，同时也表现出了他内心深处的乐观精神。
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写道：“ [] 相如有疾，闲不出，与妻语曰：‘昔霍丘妪，三冬不蓄火，吾辈不若。
’遂蓄火暖之。
” 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史记》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创作技巧除了作为历史学家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还有其独特的写作风格。
他善于巧妙地利用语言，以概括明晰的叙述展现事件，准确又生动地描绘出人物形象，以及对历史事件与现实的深刻剖析。
例如，《太史公读书志》中提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一经典的诗句分别解释，用“几时有，往何往而不复返也”“把酒，治病也”“问，避讳也”“青天，天也”等方式探究古诗背后的深度含义，充分彰显了司马迁的博学和才智。
三、细节艺术表现司马迁的文本中也有许多考究的细节，这些细节艺术的描写让整部《史记》更加丰富饱满。
例如，在《卜式列传》中讲到卜式的家族遭遇事故，只有幼小的女儿幸存，卜式决定将女儿养育成高尚的人，他为自己的女儿制作了“童装，罗绸成大袍，金银文刻籍籍依书”，这些细致的描写表现了卜式的家族观和人生观，同时也使得文章更加生动形象。
综上所述，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通过《史记》这部文本，表现了自己坚强的意志力和内心深处的乐观精神，同时在创作技巧和细节艺术上也体现出了高超的写作技巧。
他的《史记》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推动了整个古代史学的进程，而他所体现的人生态度和写作风格，也对后来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本页仅作为文档页封面，使用时可以删除This document is for reference only-rar21year.March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一部《史记》，鲁迅先生曾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部《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上承父志，下忍身痛，隐忍苟活，于逆境中所著的这一史家名篇确为中国文学史的传承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其“发愤著书”思想也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大贡献。
本文从其史学巨著《史记》出发，具体阐述其“发愤著书”思想的发生发展及其时代与现世意义。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所编《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黄帝时期，下至汉武帝时期，其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是史学之大手笔，鲁迅先生就赞扬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是流露于其《史记》中的，而其《史记》的编写也正印证了其“发愤著书”的思想。
总论其“发愤著书”思想的集成，可以说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
一、从个别到一般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此处太史公之“愤”者，我想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他们都是在作者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得主张、想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愤”从事著述的。
司马迁的意思主要是说痛苦和不幸可以激烈作者的志向，坚定他们“立言不朽”的决心，成为写作的动力，而不是说以仇怨悲愤倾泻与作品之中（1）。
另外，其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价《离骚》时曾论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史记》写作思想及对现代写作重要启示
《史记》的写作思想及对现代写作的重要启示《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它的问世，为后辈文学的发展供应了丰富的营养和富强的动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沥悉心血编写成的《史记》不但向世人显现了强烈的人文精神，也留下了拥有深成心义的写作思想。
他以责怪为前提，责怪地继承了百家思想；以慎重实录的精神，最大限度地撰写了客观的历史事实；以议论分明的态度，重视每一阶层的人和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议论。
除此之外，书中涉及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色等写作元素无不行为后辈文学的典范。
因此，本文详细地论述了《史记》中存在的写作思想及其带给现代写作的启示。
一、责怪性继承了诸子百家思想处于社会极大改革时期的春秋战国，产生了各种思想门派而表现出百花绽放的文化繁荣情形。
这段时期不但出生了众所周知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还有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等其他思想门派，被后辈称为十家九流。
可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烧毁了其他列国的史记以及《诗经》、《尚书》等诸多名著，只剩下《秦记》。
可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可是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诸子百家思想依旧存在并被很好地流传下来。
也就是说，生活在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能够接触到诸子百家思想的遗风，这才造就了《史记》中的多元化思想。
面对诸子百家思想，司马迁其实不是一味地吸取与纳入，而是各取所长，并针对那些不吻合时代特色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恩赐客观地责怪。
比方，它对道家提出的思想就秉着了不相同的态度。
道家鼻祖老子曾提出过无为而治的思想和小国寡民理想，《史记》中就对这同一思想门派中的两种思想表达了不相同见解。
司马迁在《史记》中弘扬大一统思想，排斥小国寡民理想；尊敬无为而治，摒弃儒家的繁文缛节。
同时，它还交融儒家的尚德精神抨击汉武帝的酷吏政治。
此后辈好多史册，都不敢过多地责怪与自己处于同时代的统治君主。
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写作气势，以及他力求客观反响史实的写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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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现
代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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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发愤着书”说的现代阐述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祗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提出了“发愤着书”说。
所谓“发愤着书”，是指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
“愤”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中指出：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
司马迁发愤着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奋发，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予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发愤着书”呢？总体来看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因为李凌之祸，获罪并且遭受了宫刑之冤。
在他落难之时身边的同僚竟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在获罪这一层面上，他看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一旦你加官进爵，他们就会跟在后面趋炎附势，拍足马屁；一旦你失宠失势，他们也就一个个跟你划清界限，最好是能完全撇清关系，有的更是落井下石。
也许是在他经历了这一人生转折点之后，他清醒地看到，任何人都靠不住，只能自己发奋努力，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名垂青史，以证明自己的国家之栋梁，那才是正确的抉择。
而在宫刑之冤这一层面上，在那个社会观念和道德意识极其扭曲，讲气节高于生命的时代，行了宫刑的人，就等于失去人格尊严，即使在现代，他这样的遭遇也多少会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
在《汉书.艺文志》中，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
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里不可居，志不可恃”，他内心是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
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以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
然，“无造福先，无触祸始”。
一方面又想坚持自己的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在高风亮节与理想之间抉择，司马迁选择了后者，他觉得“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当一个人要名垂青史，如果以死可以立功名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的才能未尽，功名未立之际，死节不过是九牛一毛，不能产生任何的社会影响，那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
于是，他忍辱负重活了下来，发愤着书，这份郁郁不得志的愤慨在《报任安书》中也有提到：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厄而作《》；放逐，乃赋《》；失明，厥有《》；膑脚，《》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囚秦，《》《》；《》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其二，司马迁之所以要奋笔着《史记》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有莫大的关系。
司马谈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天才而博学的历史家，他官至太史令，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继孔子，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颂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但是事与愿违，元封元年（前110年）封禅大典在泰山之巅举行，他却因病留滞周南（即今洛阳市），未能参与，这时司马迁正好到了洛阳，见到了生命垂危的父亲。
司马谈千叮咛万嘱咐：“余先周之太史也。
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显然，他已经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司马迁身上，谆谆教导司马迁要发扬祖德，克尽孝道，继承自己开创的事业，肩负修史重任。
他还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
”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司马谈这样反反复复，一曰：“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再曰：“余死，汝必为太史。
”又曰：“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
”可见司马谈是多么想要完成这一部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杰作。
作为人子的司马迁此时不为情所动，也得为孝而行吧，于是他泪流满面，诚恳地向父亲立下誓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阕。
”也就因为这样，在他受刑之后依然选择活下来，是因为司马迁深知，他自己要弥补两代人的遗憾，就是要忠于自己的誓言，完成父亲的重托，实现父亲的遗愿。
当然，历史也已经向我们证明，司马迁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其三，司马迁之所以要奋笔着《史记》和他自身的坚持是离不开的。
首先，他“年十岁则诵古文”，这说明他从小就天资聪明，再加上来自家庭、父亲的影响和熏陶，司马迁练就了深厚的文学功底。
其次，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就在父亲的建议和支持下开始游历大江南北。
他从京师长安出发，南下至江陵，渡江辗转到汨罗江凭吊屈原；沿湘江溯流而上，探访九里山，瞻仰舜帝陵墓，观看有关的文物和书册；到过现在的浙江会稽山，考察有关大禹的传说；北上到淮阴，深入街巷，探访韩信的事迹；又到齐鲁搜集孔子、孟子的轶事。
为了进一步研究儒家的学说，司马迁虚心地向当地的儒生们请教。
他还到秦汉之际风云人物的故里，对楚汉相争的战场进行实地考察。
公元前111年，司马迁被派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边民进行安抚，他借机深入调查各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
也正是他这一时期的游历，他积累了大量的史学资料，为他之后编纂《史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第三，编书是一种寂寞的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需要非常人的毅力和决心，司马迁能孜孜不倦苦攻十八载，确实是一位有毅力、了不起的史学家。
“发愤着书”说对后世的进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它鼓舞和激励后世作家在精神上引先贤为精神同道，越发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承受生活的磨难，以写作作为抗争的手段。
儒家主张中和，道家混沌，墨家非乐，法家不辨，司马迁提出“发愤”的主张突破了“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
具体到文论思想上，唐李白有“哀怨起骚人”的诗句，韩愈“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柳宗元“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其励”，宋欧阳修“诗穷而后工”，陆游“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清龚自珍“泄天下之拗怒”等等，都有司马迁的血液。
它和西方“愤怒出诗人”一样，表明了共同的写作方向，成为黑暗社会进步文人从事写作的共同特点。
就是现在的一部分人所说的“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究其精神实质也是“小异”而“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