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惨烈的民教冲突
清朝的农民起义与军阀割据
清朝的农民起义与军阀割据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1644年到1912年，清朝统治了近三百年。
然而，在这漫长的统治期间，清朝内外发生了众多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变迁。
其中，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是清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农民起义1. 白莲教起义白莲教起义是清朝早期的一次重要农民起义。
白莲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吸收了广大农民群众，同时对外界传统社会秩序产生了冲击。
在中国的南方地区，白莲教起义像燎原之火一样蔓延开来，动摇了清朝统治的根基。
2.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是清朝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农民起义之一。
发动者洪秀全发动了一场基于基督教教义的起义，他的号召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农民群众的响应。
太平天国的起义规模之大，对清朝的统治以及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农民起义之一。
二、军阀割据1. 辽东割据辽东割据是清朝末期的重要政治事件之一。
辽东一带的地区，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民不聊生等问题，各种军阀势力兴起并开始割据一方。
这些军阀不仅割据了地方，还对周边地区进行势力扩张，威胁到了清朝的统治。
2. 准噶尔族与满洲族冲突准噶尔族与满洲族冲突属于清朝晚期的军阀割据事件。
在这一时期，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演变成了一连串的冲突。
这些冲突使得清朝政府难以控制局势，加剧了军阀割据的现象。
三、对清朝统治的影响1. 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的爆发削弱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力量。
从根本上讲，这两者都是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反抗，损害了清朝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2. 由于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的持续，清朝政府在一些地区失去了对实际权力的控制。
各种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势力继续在区域内存在并发展，影响到了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
3. 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的发生也加剧了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动荡使得社会结构更加复杂，社会问题更加严重，为中国历史的转型和变革埋下了伏笔。
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_兼评义和团运动中_打杀_教民现象
第18卷第3期2005年7月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Phil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18 No.3Jul.,2005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兼评义和团运动中“打杀”教民现象①于作敏(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山东烟台264025) [摘 要]少数教民依恃洋教仗势为恶,为非作歹,激起教案,严重损害了教民的整体形象。
然而,就多数教民而言,其来源或为精神失据,需要寻找精神安慰,或生活无着,为贫病饥寒所迫的社会弱势团体;其入教动机或是虔诚的信教者,或是“吃教”、“恃教”者。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与少数痞匪教民恃教欺人,教士和官府对此加以袒护有一定关系。
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多数教民是爱国的、善良的,他们被误杀是值得同情的。
义和团“打杀”教民,有失于盲目仇杀,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有关,不过主要因素为封建顽固势力排外仇教政策的带头“示范”作用与受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
[关键词]晚清;基督教;教民;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3194(2005)0320352204 晚清基督教民无论是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还是在后世史家的笔下,形象都不算佳。
夹在外国教会势力与中国反教官绅、民众之间的教民,面临颇为难堪的处境。
民教相仇、民教冲突成为近代教案频发的重要因素。
义和团运动是教案的总爆发,在运动中,团民既杀洋教士,也打教民,并把教民贬称为“二毛子”。
如何评价晚清基督教民的整体形象?如何认识义和团运动中的拳民打教民、杀教民现象?以下略谈管见。
一 由于有少数教民依恃洋教仗势为恶,引发教案,不能不影响教民这一近代新的政治文化群体的整体形象,甚至有“入教皆非善类”,教民中“良民甚少,莠民甚多”之类的偏颇说法。
其实,教民是一个人员较为广泛、情况比较复杂的群体,不能以简单化的断语以偏概全。
《百年中国》解说词第一集风雨世纪初
《百年中国》解说词第一集风雨世纪初1、新世纪光绪二十五年，腊月初一。
和往常一样，紫禁城里显得异常宁静。
光绪因病破例没有去圣母皇太后慈禧面前请安。
早朝更是在两年前就取消了。
这一天，是西历纪元1900年元旦。
在地球的另一端，新世纪正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
在意大利，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罗马歌剧院正在上演普契尼的新作「托斯卡」。
剧中的爱情故事，感染了千万观众，风靡一时。
在法国，万国博览会如期举行。
它向人们展示著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
在美国，经济学家用「繁荣的恐慌」来形容经济的上升势头。
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和北美洲。
不到一个半世纪，昔日的田园小镇，已经成了工厂与都市。
「进步」成了人们深信不疑的信条。
进入二十世纪，人类的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摄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用它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纪录下来。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当年时髦的机械。
第一代的摄影机，同样为我们纪录下了世纪之交的中国。
从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一些当时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开埠半个世纪的上海，正在成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
天津的这段老城墙，一年后，在八国联军逼迫下被迫拆除。
北京的出殡的场面，显示著天子脚下的排场和奢侈。
广东是大多数外国游客登陆中国的第一站，此前六十年的鸦片战争，就是从这里引发的。
在香港，外国人喜欢的交通工具是中国人抬的轿子。
他们享受的是古老中国的舒适。
英国人已经在这里统治了半个多世纪。
一百年前大清帝国的斑驳影像提醒我们：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
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正越拉越远。
这一年春节之前，北京下了一场雪。
瑞雪兆丰年，这场雪，将会给中国带来甚么呢？2、黑暗的政局这是从景山顶上俯看北京的镜头。
大清朝的统治中心平静中显出一种威严。
二百五十六年前，满族人从东北入关，占领了这个都城，并由此出发，奠定了自己的江山社稷。
1900年1月24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立十五岁的溥隽为大阿哥，也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这个意在废除光绪的讯号，引起中外舆论的普遍关注。
晚清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与民族主义觉醒
晚清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与民族主义觉醒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民族矛盾和危机。
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对外入侵的国家压迫与殖民侵略、内外交织形成的政治动荡、社会经济的困境以及文化的危机等方面。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逐渐觉醒，崛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挽救国家命运，追求国家的富强与尊严。
一、国家命运与民族困境晚清时期，中国逐渐陷入了危机之中。
在外，列强的侵略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积重难返；在内，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加剧、经济衰退等问题严重困扰着中国社会。
国家遭受到一次次的屈辱与挫败，陷入了民族矛盾的深渊。
二、国家觉醒与思潮崛起然而，在这样的困境中，中国社会也逐渐觉醒，并开始崛起一些思潮。
其中，辛亥革命爆发成为晚清时期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蓬勃发展，振奋了整个国家。
三、文化兴起与民族自信心的建立晚清时期，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两次变法，这些变法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命运，但却使得一些先进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开始渐渐深入中国。
新思潮迅速崛起，众多的学者开始反思中国社会，想方设法振兴国家。
中国社会渐渐放弃了封建社会的束缚，迈向了更加自由进步的文化。
四、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晚清时期，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兴起，各种民族主义的组织相继成立。
其中，中国同盟会、兴中会、光复会等力量的崛起，象征着中国社会爱国情怀的觉醒。
一系列的抗击列强的运动与起义，使得中国社会开始建立起民族自信心，不再屈服于列强压力。
五、文化复兴与现代化探索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进行文化复兴与现代化的探索。
他们积极推崇科学、民主等西方思想，倡导社会进步，提倡革命宪政与国家富强，通过教育的力量普及国民教育，改进封建的教育体制。
六、晚清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觉醒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觉醒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这个时代，中国社会开始重塑自己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振奋了整个国家。
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的内乱与动荡
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的内乱与动荡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的内乱与动荡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农民起义运动，也是清朝时期内乱和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该运动由洪秀全领导，起初是基于基督宗教教义的反清起义，后演变为了一场政治骚乱和传统文化的冲击。
本文将探讨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朝内乱和动荡的影响。
一、社会背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当时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外问题。
清朝政府官僚腐败，经济衰退，农民受剥削加重。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洪秀全利用了农民对于宗教的信仰，号召他们起来反抗清朝统治。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太平天国运动起初以基督教的名义开始，洪秀全自称是基督的弟子，传播“共乐、共享的天国理念”。
很快，运动扩大为一场对清朝的武装起义。
太平军以“同姓英雄家家户户共同抵抗命令为宗旨，得到了大批农民的支持，规模迅速发展。
三、清朝的内乱与动荡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朝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清朝政府面临着从南方发起的一场规模宏大的叛乱。
太平天国军队在南方多次击败清朝军队，夺取了许多城市。
清朝政权被迫调集大量兵力来镇压叛乱，导致中央的统治削弱，各地的治安形势恶化。
太平天国运动也对清朝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地区陷入了战乱和混乱状态，一些商业重镇受到破坏，商业和贸易活动受到严重的影响。
农田被战火蹂躏，许多农民失去了生计。
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朝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四、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朝的启示太平天国运动反映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农民的不满。
它揭示了清朝政权统治的弱点，清朝的统治并不得民心。
运动的暴力和冲突也是清朝政权及其统治方式的失败体现。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朝政府试图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以解决社会问题和内乱。
然而，这些改革并未成功，内乱和动荡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五、结论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内乱与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该运动的发生揭示了社会的不公正和清朝政权的腐败，动摇了清朝政权的统治基础。
【教学教案】教案交涉
第三节 教案交涉 一、清末教案交涉鸦片战争后，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在安徽的建堂传教及其他活动，给安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带来极大的冲击，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
外国传教士凭借侵略特权和本国政府的支持，在安徽城乡巧取豪夺，侵占房产，强占土地，建立教堂，广收教徒，甚至干涉地方事务。
一些教徒也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为非作歹。
另外，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在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也引起中国士大夫、官绅的强烈敌视。
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剧天主教会、基督教会与民众的矛盾，导致清末安徽民教纠纷（即所谓教案）屡屡发生。
据统计，清同治四年（186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灭亡的40余年间，安徽共发生大小教案30余起。
为消弭民教冲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安徽臬司赵从珊议定，经安徽巡抚批准颁布了《安徽保护教士章程》。
章程共14条，规定：凡城乡教堂，俱专派差役2名，轮流在堂外伺护，凡洋人外出，该差立即问明报官，官府派壮丁沿途护送；凡遇各国洋人经过，不论由何省何处去，亦不论有照无照，即无到传单，该董保亦一体照章护送。
即向无教堂之处，如有洋人经过，亦应护送；凡洋人在乡留住之处，即由董保昼夜轮流派人保护，并不准围闹聚观，尤不准出言伤人，即妇女、小儿亦应禁止；若遇洋人到处，偶有无知之人口角争闹，该董应立即理劝解散。
《安徽保护教士章程》颁布后，安徽境内的民教纠纷虽有所减少，但并远未根绝，在此后至清朝灭亡的10余年间，安徽境内仍发生多起教案。
··9安徽教案的处理，可分为3种类型：一为外国使领馆照会总理衙门（外务部），由安徽巡抚，有时加上两江总督定拟奏结之案，如同治八年的安庆教案、建德教案，光绪二年的皖南教案，光绪十七年的芜湖教案及光绪三十一年的霍山教案这类较大规模、影响的反洋教行动所引起的教案；二为两江总督和安徽巡抚督饬地方道府会同总主教议结的教案；三为州县自行判结的教案。
清末社会的官民冲突
清末社会的官民冲突作者：马勇来源：《中国周刊》2011年第07期原本只有具体经济诉求的社会冲突由于得不到有效控制，涓涓细流终于汇成长河，晚清十年一千多起社会骚乱也就成为1911年政治巨变的背景与衬托。
自从有了人群和社会组织以后，社会动荡与骚乱就是一种常态现象，历朝历代屡见不鲜，末世犹然。
今人记忆犹新刻骨难忘的，或许就是晚清十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那十年。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从1901年新政启动，至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全国先后发生的社会骚乱多达一千三百起。
这个数字与后世中国相比或许不算什么，因为后来的社会流动性毕竟加大了，社会总人口也有大幅增加了。
但是清末十年社会冲突情形与之前传统中国社会比，那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传统中国社会虽然有过天崩地解式的改朝换代，有陈胜、吴广、黄巾、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式的农民起义，但那毕竟是几百年几十年方才有一次，稍微正常的王朝，总是能够挺过一百年、两百年，甚至更长。
进入近代，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的情形就不一样了。
1895年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到中国自由办厂开矿，中国由此进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时期，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矿产资源开采，各大中心城市相继成型，使大量农村人口因各种原因脱离土地，或是因为土地被工业发展所征用，或因乡村太穷流浪城市。
总而言之，1895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流动人口日益增加，社会骚乱和社会冲突必然呈增长趋势。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在，但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量无工作无合法收入的流民普遍存在于城乡。
《辛丑条约》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清廷先是以新政相号召，继则开始轰轰烈烈的预备立宪运动。
或许是清廷的立宪诚意感动了国人，从1906年开始，先前相当激进的革命党人开始大规模向主流社会回归，参与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
国际国内对中国的政治前途普遍看好，以为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确实有了觉醒，中国走上君主立宪道路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高中历史课件：晚清的民族危机
3
民众反抗
天津条约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抗情绪。
安南事件与《马关条约》的签订
安南事件
法国入侵安南，中国在战 争中失利。
《马关条约》签订
清朝被迫签订《马关条 约》，丧失更多特权。
国土割让
中国失去台湾和澎湖群岛， 国土进一步缩小。
工部局大案对清朝的打击
魏光濤贪污案
工部局大案揭露了清朝官员的 贪污和腐败。
清朝的兴衰发展。
2 外族入侵
鸦片战争后，清朝受到 西方列强的入侵。
3 政治腐败
清朝官员的腐败和统治 失能。
外国列强的入侵与割地
英法联军入侵中国 签订南京条约 清朝割让香港
天津条约的签订与影响
1
签订天津条约
清朝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割地赔款。
2
影响
进一步削弱清朝的国力，无力抵抗外国侵略。
现代化的需求
清朝意识到改革现代化的迫切 性。
新政策实施
清朝推出一系列新政策，以重 振国力。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影响
1
义和团运动兴起
清朝民众发起起义，反对外国侵略。
清朝削弱
2
义和团运动削弱了清朝的统治能力。
3
西方列强镇压
西方列强以联军形式镇压了义和团运 动。
八国联军的入侵与影响
1 八国联军入侵
八国联军以惊人的火力入侵 中国。
高中历史课件：晚清的民 族危机
这个高中历史课件将深入探讨晚清时期的民族危机。我们将回顾清朝的兴衰 历程，并研究外国列强的入侵与割地。了解天津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的影响， 以及安南事件和《马关条约》的签订造成的冲击。我们还将探讨工部局大案、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影响。最后，我们将研究辛亥革命和民族复兴 的历程。快来一起了解这段令人动容的历史！
游记视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冲突
游记视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冲突在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其中包括了各种宗教信仰的冲突与融合。
而四川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省份，更是承载了许多宗教文化的交汇与碰撞。
在这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民教冲突，今日我们将以游记的视角，探寻晚清时期四川的民教冲突，以期能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铭记那些不幸的牺牲者，同时也更好地理解当今宗教与文化的多元融合。
一、佛教与道教的冲突在晚清时期的四川，佛教和道教作为两大主要的宗教信仰，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
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佛教、道教在地方上都拥有着大量的信徒和资源，争夺地盘和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最为典型的就是金顶寺和青城山之间的争斗。
这两座寺庙分别代表了佛教和道教在四川的最高权威，双方因为地方资源和信徒的抢夺而爆发了多次的冲突，其中甚至有过武力冲突。
这种宗教间的竞争与冲突，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稳定，也使得民众对宗教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和矛盾。
这种局面直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得到了缓解，但种种教派之间的隔阂却依然存在至今。
二、基督教与民间信仰的冲突除了佛教和道教之外，基督教在晚清四川也逐渐崭露头角，开始影响当地的宗教文化。
这种新引入的宗教信仰与当地的民间信仰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在当时，一些基督教传教士为了扩大教会的影响力，不惜采取了一些强制传教的手段，这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感和抵触。
由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强硬策略，当地的一些民间宗教领袖和信徒们纷纷对基督教产生了排斥和反对的态度，甚至有过一些激烈的冲突和暴力事件。
这种冲突不仅使得基督教在当地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也给当地的社会和民众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三、伊斯兰教与本地宗教的冲突晚清时期，四川还分布着少量的回族穆斯林，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并与当地的本土宗教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在四川，回族穆斯林主要分布在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他们生活在当地的少数民族中，与其他少数民族及汉族之间也发生着一些宗教信仰的冲突。
清末江苏民教冲突的起落
The Rise and Fall of Conflicts Between Christians and Jiangsu Peopl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 高俊
作者机构： 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信息电子系,江苏扬州225127
出版物刊名：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11-114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6期
主题词： 清末 江苏 民教冲突
摘要：清朝末年,民教冲突是中西矛盾的一个突出焦点。
江苏民教冲突的产生较其他省份稍早,但缓和的时间也比较早些。
从发生的烈度来看,较北方临近省份稍轻,其中江北地区较江南地区稍重。
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又有中西文化差异间的矛盾;既有当时全国普遍的社会原因,又有江苏地区的独特性。
晚清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
晚清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本年正月，总理衙门出台《传教章程》。
上年天津教案结案之后，曾国藩入京痛陈：近来各处滋事，均由教堂、教民欺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无力管制而造成，朝廷应及时严格议定传教章程，用以规范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行为。
清廷于是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议定《传教章程》。
十九日，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节略本分送在京各国公使。
各国均表示反对，对《章程》置之不理。
《传教章程》的出炉，是清廷希望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教案毒瘤”最主动的一次尝试。
其无疾而终，实为近代以来中外文化、理念冲突调和无望的隐喻——自1860年代以后，“教案”纷起，反馈到庙堂高层，则是晚清脆弱、混沌的外交体制不断遭受冲击，清廷一次次被拖入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传教章程》遭西方各国一致拒绝总理衙门拟定的《传教章程》主要内容有八条，如下： 1、外国育婴堂一概裁撤。
如必欲设堂，则只许收奉教者之儿．且必报官立案。
2、中国妇女不准进入教堂。
外国修女也不准在中国传教。
3、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
尤不可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
4、法律施行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
以服民心。
5、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
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
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
6、传教士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方收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7、传教士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
8、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
章程发布后，遭到各国政府一致拒绝。
“欧洲各国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因此，“皆置不理”。
譬如，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声称：对清政府的几点章程几乎没有必要回答，因为它们似乎只与罗马天主教士有关，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从未被指控干涉诉讼。
镂斐迪还指责章程第二条是“最不明智的”，因为允许妇女入教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西方国家的光荣。
游记视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冲突
游记视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冲突这场冲突始于晚清时期，当时四川地区正面临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挑战。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的政治不稳定，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加之，由于清政府一直以来对基督教教育的禁止，使得当地人民对基督教抱有强烈的不信任和排斥。
于是，在四川地区流传着类似的传言和故事，说基督教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侵犯当地人民的利益，甚至抢夺妇女和儿童。
这些传言不断加剧了当地人民的恐慌和愤怒，最终引发了民众对基督教教士的激烈抵制。
我在游历四川地区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这场冲突的爆发。
那时，我正好在一个小镇上居住，看到了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一起，高举着反基督教的标语，声讨基督教教士的行为。
他们怒火中烧，愤怒地向教堂冲去，试图将教堂烧成废墟。
当地政府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派出了大批武装警察和士兵，试图制止暴力冲突。
民众的愤怒已经达到了顶点，他们勇敢抵抗，并与警察和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整个城镇一片混乱，烧杀抢掠的景象让人心痛不已。
我见到了一位基督教教士，他满脸绝望地站在教堂的残垣断壁之间，虽然他一再向民众解释自己的传教行为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但是愤怒的民众却不愿听从他的解释，一味地指责他为祸害。
这场冲突并未很快结束。
几天后，我又来到了冲突发生的小镇，这时，整个城镇已经成为废墟，延绵的烟尘弥漫在空中，一片死寂。
基督教教堂已经被烧毁，很多民众和警察都受伤甚至丧生。
这场冲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想起了这个古老的城镇曾经繁华的景象与人们和谐相处的日子，如今却变成了一片废墟。
而背后隐藏着的是人们内心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和排斥，以及社会不稳定带来的愤怒和无助。
冲突结束后，四川地区重新恢复了秩序，但各方面的创伤并未能迅速修复。
这场冲突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反思，也使得社会对宗教、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有了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清朝后期,教民矛盾突出,清政府在发生教案时
清朝后期,教民矛盾突出,清政府在发生教案时以下是我整理的有关于清朝后期,教民矛盾突出,清政府在发生教案时，仅供参考：所谓教案，指的是因宗教纠纷而产生的案件。
教案的产生，在于宗教之间的矛盾，多发生在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之间。
清朝以前也有教案，比如佛教与道教之争，亦是一端。
对中国而言，佛教虽然是舶来品，但经历了千年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已基本被吸收和容纳，成为中国传统宗教中儒释道的一支。
到清朝以后，随着西方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天主教会在中国传播，又对这些传统文化和宗教形成了挑战，此为晚清教案频繁发生的缘由。
在晚清教案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同治年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教案。
这起事件导致了数十人丧生，引起中外高度关注。
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还因处理这起事件备受清议，断送了其政治生涯。
教案发生在望海楼天主教堂，这个教堂做的是一些布道和慈善的工作，会收养一些无家可归的弃儿。
同治九年，有百姓发现教堂后院的墓地里埋葬了许多孤儿，于是传出流言，说教堂的修女们根本不是收留弃儿，而是用他们的内脏来炼药。
炼药之说，我们今天看来都知道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的老百姓中，这种说法却非常有市场。
第一，当时教堂确实有很多儿童死亡，原因有几方面。
首先是当时正值酷夏，疫病流行，儿童体弱容易染病；另外教堂收容的儿童，大部分都有先天疾病，才会被父母所抛弃，故死亡率比一般儿童更高。
而第二，则是大多数老百姓本身对外来传教士没有好感，因此很容易被煽动，最终采用了暴力的方式来攻击教堂，酿成了惨案。
在这起事件中，冲击教堂事件造成了数十名主教、秀女、领事和外国侨民的死亡，甚至有一些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教民，也被当成“二毛子”被杀。
如此恶性的事件，引发了欧洲多国的公愤，且调查的结果，教堂确无杀害收留儿童的行为。
最终，曾国藩以“抵命”的方式，处死了带头发起冲击的多名人犯，平息了此事。
《清代史》的作者孟心史先生曾说，国人从来不缺乏历史知识，缺乏的是历史观点。
教案这起事件，过程没有太大的疑点，但评价上却存在很多争议。
游记视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冲突
游记视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冲突晚清四川，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和挑战性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民教冲突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吸引着无数游记作者的目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尝试以游记视角来探讨晚清四川的民教冲突，展现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民教冲突，是晚清四川的一大热点话题。
在这个时代，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混杂交融，形成了复杂而多元的宗教信仰体系。
而随着洋务运动的推动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基督教也逐渐在四川扎根发芽。
这种宗教多元的局面，无疑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动荡和冲突。
旅行者游历四川的时候，往往会看到寺庙、道观和教堂并存的景象。
在城市的繁华地带，佛教寺庙和道教观所在的庙宇庙宇依旧熙熙攘攘，每天香客络绎不绝；而在偏远的乡村和山区，基督教的教堂也渐渐变得热闹起来，一些农民甚至纷纷改信基督教。
这种宗教信仰的多元，使得四川的社会变得五花八门，如同一幅神秘而又奇妙的图景。
这种宗教信仰的多元并不总是和平共处的。
在四川的许多地方，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纷争也是屡见不鲜。
在一些佛道教会的交界地带，经常发生两教之间的纷争和争斗；基督教传教士常常在乡村和城市的街头巷尾宣扬福音，引起了一些地方官员和信徒的反感和排斥。
这种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无疑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疑虑和担忧。
民教冲突的根源在游历四川的过程中，我也深入了解了民教冲突的一些根源。
就是宗教信仰的多元和复杂性，使得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
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在四川深深扎根，而基督教又在近年来逐渐兴盛，这使得四川的宗教格局变得非常复杂。
官方政策和地方官员的态度也是导致民教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态度复杂而矛盾，一些地方官员和士绅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持有排斥和打压的态度。
这种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和地方官员的反基督教倾向，也使得民教冲突在四川的发生率较高。
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导致民教冲突的重要原因。
游记视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冲突——以伊莎贝拉·伯德游记为中心
游记视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冲突——以伊莎贝拉·伯德游记为中心作者：岳静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第4期摘要:概观晚清四川民教冲突的相关研究,对来华西人的游记著述利用尚不充分。
伊莎贝拉·伯德的在华游记于晚清四川民教冲突而言,是一部价值不容忽视的历史文献。
其有关民教冲突的记叙基本与我们的历史认知相吻合,且在某些细节上丰富了我们对民教冲突的认识。
尽管伯德因民教冲突受到了不小的身心伤害,但她在游记中仍力求客观评判,不时以一种游离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外的“第三者”眼光进行独立表述。
关键词:晚清四川民教冲突伊莎贝拉·伯德在华游记晚清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中西冲突不断加剧。
伴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民教冲突成为这一时期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
针对晚清中国的民教冲突,迄今已有大量论考。
尤其是21 世纪以来,很多研究在区域上已经细化至山东、山西、福建、四川等地方。
就其中四川地区而言,有如下三类研究较有代表性:一是对各起教案的个案研究,包括整理经过、分析原因等;二是民教冲突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诸如民间习俗、谣言舆情等;三是民教冲突中的各色人物,涉及传教士、官员、乡绅等。
这些研究使用的史料大多是直接记录或整理教案所形成的档案材料,还有各类地方志,以及部分来华西人的相关著述等。
其中来华西人的著述相较其他史料而言受重视程度较低,还有部分西人游记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
本文以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的在华游记为分析对象,试图从游记的视角去观照晚清四川的民教冲突,以期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伯德游记中有关民教冲突的表述是否与我们形成的历史认知相吻合;第二,如何认识伯德对民教冲突的评述。
一、伊莎贝拉·伯德与晚清四川伊莎贝拉·伯德(1831—1904)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探险家、游记作家,全名伊莎贝拉·露西·伯德(Isabella Lucy Bird),五十岁时嫁与约翰·毕晓普(John Bishop),又被称为毕晓普夫人。
浅析晚清山西民教争端的起因和处理——以迎神赛会引起的民教冲突为中心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Treatment about the Collis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Chinese people in Shanxi Povinc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Focus on the Collision Caused by a Traditional Parade 作者： 王紫薇;李永胜
作者机构：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出版物刊名：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9-22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5期
主题词： 基督教;民教冲突;迎神赛会
摘要：晚清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步伐，基督教也在中国广泛传播起来。
西方异质文
化基督教在与传统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碰撞中摩擦不断，民教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
内陆省
份山西基于其特有的传统地方社会环境，民教冲突异常激烈并且特点显著，由迎神赛会所引起
的民教争端频繁发生。
围绕迎神赛会产生的众多激烈的民教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非信教平民
乃至官绅阶层与教民在文化习俗、经济利益、地方社会组织管理等各方面权益的相侵和冲突。
官府对民教争讼的判决结果通常利于教民，这是处于中央和外国势力压力下的官员妥协自保的
结果。
清廷处理民教冲突
清廷处理民教冲突封建皇朝对传统民间“教”的存在是否持宽容态度，历史长久以来各类⼈物站在各⾃⽴场、寻找各种史料予以争执不休。
但有⼀点应该是明确的，按历来皇朝专制的传统来看，只要各种民教的思想为我所⽤，能维护专制皇权的纲纪道统，便在适当放宽之列。
封建中国的“政教合⼀”，便是这种⾃述（此⽂化传统影响⾄建筑学，皇宫紫禁城与佛教寺庙建筑结构完全⼀致），⽆论是对历史悠久的儒、道、释，都是如此。
甚⾄可以说，封建皇权的为政⼤前提是禁教的，这样它才可以站在舆论道德的⾄⾼点，在各种民教偏离它旨意时予以打击。
历史地看待这⼀现象，皇权与民教⼀直处于相互利⽤、相互防范的历史状态中，形成相辅相成、相⽣相养的格局。
中国长久以来儒学循环史观是这⼀历史现象的⼜⼀种⾃述。
清末西⽅宗教⼊侵之际，中国正处于这种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中。
有近代史研究者认为：西⽅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侵中国之初，它发展教民的对象⼤都只在社会的底层，那些⽆钱上学⽆钱治病者。
如第⼀次鸦⽚战争后店铺的⼴东穷苦⼈家孩⼦容闳（史称清末国外留学第⼀⼈）便是典型例⼦。
随着西⽅侵略和殖民的深化，⼊教中国教民的对象逐渐上移。
⾄19世纪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京城官绅王公已有不少成为了“中国教民”。
这种叙述很有道理。
任何教派，要扩⼤影响，它的终极⽬标是发展那些有影响⼒的上层⼈物⽽⾮底层；⽽当时外强中弱的国内外环境，也促成了这⼀现象向社会上层发展的客观事实，这也是清末历代皇谕斥责官绅“丧尽天良”的意指所在。
第⼆次鸦⽚战争结束，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使得教会合法以后，它的发展对象仍处于起点之上。
史料记载，1861年冬，法国临时代理公使哥⼠耆致函清廷总理衙门：“有⼭西教民段振会，因租种荒地，业主意欲加增租⾦，该教民不愿加租，⾃定交纳钱粮数⽬，请为代求总理衙门⾏⽂⼭西巡抚转饬照办。
”同期，⼭西巡抚英贵上书总理衙门说：“有传教⼠梁鑫明、副安当，每以民间琐事前来⼲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讦讼不休，且擅定条约，不准奉教⼈摊派演戏酬神钱⽂，并有只出⽆异端之钱等语。
游记视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冲突
游记视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冲突晚清时期，四川是中国西南地区最为繁华的省份之一，也是文化、宗教、教育等领域交汇辐射的地方。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人们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形成了多样化的社会文化景观。
晚清时期的四川也面临着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与对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民教冲突。
在晚清时期，四川的宗教信仰非常丰富多元，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相互交错，其中还融入了一些民间信仰和风俗。
这样的多元宗教景观一方面丰富了社会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为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晚清时期，宗教团体之间的竞争激烈。
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四川，积极传播基督教的思想和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当地传统宗教的地位。
佛教、道教等宗教也在各自的领域内积极扩张，致使各种宗教之间的纷争和争夺日益激烈。
在四川的农村地区，民间信仰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许多农民信仰土地神、山神、水神等，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宗教习俗。
这些民间信仰与传统宗教之间的碰撞和争夺，使得四川的宗教冲突更为复杂和深刻。
在晚清时期，四川发生了一系列宗教冲突事件。
最为著名的就是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其影响波及四川，对当地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太平天国起义在四川的发生，一方面与当地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的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晚清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冲突的加剧。
除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外，晚清时期四川还发生了一些宗教冲突事件。
以“东正教事件”为代表。
在当时，东正教传教士在四川积极传播东正教的思想和信仰，引起了地方官员和传统宗教团体的不满和抵触。
东正教事件不仅影响了东正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同时也反映了晚清时期四川地区宗教信仰与权力斗争的复杂局面。
晚清时期四川的宗教冲突不仅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农村。
在农村地区，由于地方官员和当地宗教团体的关系紧张，一些民间信仰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农村地区的宗教冲突也往往因土地、税收、人口等资源分配问题而加剧。
晚清教案中的习俗冲突
晚清教案中的习俗冲突程歗;张鸣【期刊名称】《历史档案》【年(卷),期】1996()4【摘要】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晚清史上,弥散性、多发性和超常激越性的教案,是民族矛盾震荡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深刻反映。
十字架追随军旗而强行介入中国社会,构成了民教冲突的主要诱因,而这种冲突的内容,则渗透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层生活之中,显现出相当复杂的情景。
本文仅就教会、教民同平民之间发生的习俗扞格入手,探索晚清教案的文化起因及其冲突的内蕴。
一冲突之由在当代,即使是西方的比较明智的史学家和神学家,也已经不否认他们国家在近代中国的传教事业是以强权为后盾的。
可以说,没有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和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就没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传教事业在晚清年间的突进式的发展。
问题在于,传教作为一种倡扬信仰,渗透伦理和组织教团的过程,它同西方列强的暴力征服毕竟又有所区别。
当年一些虔诚的基督徒常常产生这样的困惑:历经艰辛的“福音”宣讲和慈善举措,换来的却是社会舆论的鄙夷和憎恶;粗衣蔬食、效托钵僧苦行的传教士,被民众指斥为言行虚伪、居心叵测;有的深入边远,忍暑冒寒的传教士,弄不好就会身首异处。
这是为什么?【总页数】8页(P99-106)【关键词】晚清教案;教民;传教士;乡土社会;信仰习俗;戏乐;天主教;基督教;家族;中国农村【作者】程歗;张鸣【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57【相关文献】1.晚清教案冲突之后的报复与反报复 [J], 张东琳2.晚清教案中的秘密社会 --以1892年谷城教案为例 [J], 黎霞3.晚清教案中的官、绅、民——1877年武昌教案的个案研究 [J], 肖丽红;4.晚清教案冲突之后的报复与反报复 [J], 张东琳5.论晚清习俗教案 [J], 赵树好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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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惨烈的民教冲突
各方都在反思：为什么义和团运动过去了5年，中国特色的“民教冲突”(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依然如此严峻和血腥？在“民教冲突”的表象下，并非信仰之争，而是乡村社会传统的、赤裸裸的利益冲突，被披上了宗教及反宗教的外衣。
北京炸弹声中，清帝国的立宪运动，俨然成了哀兵，得到朝野上下纷纷支持，“维稳”的呼声前所未有地成为社会主旋律。
而就在这时，依然在抵制美货的南方，却接连发生了几起恶性涉外群体性命案，矛头针对西方传教士。
义和团式的民粹火山，似乎正被重新点燃，国际社会在惊疑之外，因此而对正在列国访问的大清国宪政考察团，寄予了更大的期望、给予了更大的帮助。
祸起连州
最恶性的一起命案，发生在广东连州，史称“连州教案”。
西方史学界一般称为“连州事件”，或者“连州屠杀”。
在中国的主流历史叙述中，这一事件是被当做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案例。
在这起“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中，被笼统地称为“美国传教士”的5名死者，4位是女性，其中包括一名11岁的女孩。
他们是：
车以纶，女，37岁，医生、传教士；
裴约翰，男，26岁，医生、牧师；
裴约翰之妻，女，27岁，医生、传教士；
麻林氏，女，46岁，医生。
她是教堂负责人之妻，因此，被中国人按中国特色命名为“麻林氏”，“麻”是夫姓Machle的音译，而“林”则是父姓Wood的意译；
爱妹，女，11岁，麻义士和麻林氏之女，她是这群“帝国主义者”中最为年轻的。
这5人，包括11岁的爱妹，在冲突中被村民乱刀砍死，尸体被扔进了河里。
而教堂负责人、牧师麻义士(医生，有的中文史料也称为“麻医师”)及另一女传教士“扒姑娘”，在教民掩护下幸免于难。
这个教堂，严格地说其实是医院。
经过近30年的努力，美国长老会的医疗宣教士们，已经在连州菜园坝建设了男医局(后称惠爱医院)、女医局(后称博慈医院)、礼拜堂，由麻义士负责全局，车以纶则辅助他管理女医局。
惨案发生在1905年10月29日，起因则是小小的噪声纷争。
菜园坝当地村民举行打醮仪式，需要不断鸣放信炮，传教士们前往抗议，说是信炮噪声太大，妨碍了医院的宁静，不利于病人，村民们则争辩说，教堂的钟声也会不时响起，为什么就不会影响病人健康呢？
当天，麻义士将村民的信炮强行收走，激起众怒，酿成冲突。
这是各方的文献都认可的，区别在于，作为传统文献的资料，重点描绘了传教士们的无礼、甚至动手打当地孩子，而在冲入医院后更是发现了解剖用的尸体，激起更大的冲突。
而教会在1906年出版的英文报告《连州殉难：十字架依然耸立在连州》，则说经当地乡绅沟通，双方已经解决了纠纷，乡民们答应打醮只做最后一天，传教士也归还了信炮，但此时大批年轻人却失控，不顾乡绅劝阻，开始攻击传教士。
各方记载都认可的是，两所医院和教堂被村民们付之一炬，5名美国人也被乱刀砍死——但一方的记载中，只字未提其中4人是女性，且有一个孩子。
官方的行动还是相当迅速的。
得到报告后，连州知州沈麟书立即调动军警，连夜赶往菜园坝，保护逃得性命的教士，同时大举搜捕嫌疑人。
麻义士在官兵保护下转移到广州，美国驻广州领事立即向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严重交涉”。
负责交涉的道台温宗尧，一方面要抓捕和惩办凶手，另一方面要应对美国官方甚至美国军方的巨大压力。
危机应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中美两国就连州教案进行交涉之时，福建厦门和江西南昌也爆发了类似事件，矛头针对天主教会。
厦门事件发生于3个月后的1906年2月。
漳浦县的“仙拳会”与当地天主教徒发生冲突，部分“仙拳会”成员被教徒拘禁，仙拳会首蔡禧遂率众攻打天主教堂，并顺势攻入县城，捣毁和焚烧其他教堂、医院等。
官兵紧急出动，捕获蔡禧等人，用极刑处决15人，这就是“漳浦教案”。
数天后(2月22日)，南昌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南昌知县江召棠，在与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讨论扩大传教权时，突然在会场暴毙——教会方面坚称江用剪刀自尽，以期造成群体事
件，阻碍天主教会扩大传教权；而南昌的民众则指责，教会悍然杀害江知县。
江的死亡点燃了南昌民间对教会的怒火，2月25日，数万人攻击各处教堂、学校，打死了王安之等9名传教士，此即“南昌教案”。
教案频发，美国人认为是中国政府放任民间抵制美货的恶果。
在“漳浦教案”与“南昌教案”之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路特(此人在191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照会驻美公使梁诚，指责中国政府未能对抵制美货“稍示实力严行禁遏”，正在激起大规模的排外事件。
南昌教案发生后，路特致电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指出：“自中国每一个角落传来不安的消息，显示了暴风雨的降临。
而对这些事，中国政府并无自动积极的表示，它显然已忘了义和团之乱的教训……美国政府觉得，我们有充分权利去要求：第一，采取有效措施，以阻止1900年暴行的重演；第二，凡同情排外运动者，不论其地位高低，严厉处置之；第三，采有效步骤取缔蔓延中的阻碍合法贸易的组织。
”
美国海军开始向中国沿海集结，而英法两国则把军舰开进了鄱阳湖。
各种迹象都显示，1900年义和团-八国联军般的噩梦，或许会再度上演。
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清政府终于喊停了抵制美货的运动，并对三起教案做了从重从快的判决。
连州教案，5名被指控杀害传教士的乡民被斩首，中国赔偿教会损失费和抚恤金共4万多两白银，知州沈麟书等官员被问责革职；漳浦教案，中国赔款8万多两白银；南昌教案，中国赔偿“恤银”5万两、教堂银25万两、医院银10万两。
列强对此的回应是，英法军舰撤出了鄱阳湖，而美国的舰队取消了来华威慑的计划。
各方都在反思：为什么义和团运动过去了5年，中国特色的“民教冲突”(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依然如此严峻和血腥？
其实，义和团运动之后，导致“民教冲突”的本质都没改变：那就是在“民教冲突”的表象下，并非信仰之争，而是乡村社会传统的、赤裸裸的利益冲突，被披上了宗教及反宗教的外衣。
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天主教，为了吸引信徒、壮大教会，往往采取利益输送的方式，比如帮教民减免租税、帮打官司等。
教会压外交官、外交官压清政府，这一生态链成为教会扩张的法宝。
在利益驱动下，常常某村集体入教，而与其有冲突的邻村，则集体加入反教阵线。
教会已经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深深地介入了中国传统乡村治理，这正是当年刺激义和团大规模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利益“鸦片”诱导下，华人入教更多的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基于利益，给自己弄一身趋利避害的“洋皮”。
入教在很多地方被称为“吃教”，19世纪70年代的民谚，赤裸裸地道出了其中的利益诉求：“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一十字，圣加号，真吃干饭假奉教”……
同样的，反教也并非出于民族救亡的觉悟，而是基于同样的利益考量和不同的路径依赖。
有学者统计了1860年11月到1898年10月之间直隶发生的94起教案，大多数都是口角争殴、户婚田产、摊派钱文等民事纠纷，其中，与经济因素直接相关的有53起，占半数以上，而基于宗教信仰的冲突则几乎没有。
所谓的“民教冲突”，其实是中国式实用主义与投机取向的典型产物，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吃教)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当然，在这种冲突中，教会因为有列强的武力作为后盾，往往是强势的、占上风的一方。
至于有关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人眼睛制药等传言，虽然无稽，却因为教会的傲慢与不屑，不加解释，往往成为引爆民粹的导火线。
无论从中方文献还是外方文献，从教会进入中国之后，似乎对这些广泛存在的疑虑，并没有采取过任何公关措施。
而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不断向可怜的地方官施加压力，加剧自己在舆论中的“被妖魔化”程度。
如收容弃婴的善举，由于华人很少愿意把孩子送到洋教堂，天津的修女们甚至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就间接鼓励了儿童拐卖行为。
这种“收购”行为加上婴儿的高死亡率(不少弃婴本是有病的)，再加上不屑于解释沟通的傲慢，自然引来猜疑。
一方面是“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的现实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收购弃婴”之类的怪异举动，教会迅速地成为民众心理的第一假想敌。
而在1905/06年的宪政元年，所发生的惨烈“民教冲突”，似乎给列强们一个强烈的信号：要防止中国的民粹火山被点燃，不能只依靠对中国政府保持压力，那样反而更容易激化民粹。
最佳的办法，似乎是应当推动中国走向宪政。
大清宪政考察团在欧美各国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或许正是体现了国际社会在防止中国民粹喷发上的“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