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元明易代观及其天命论_杨永康

·70·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朱元璋的元明易代观及其天命论杨永康摘要：明朝建立之后，为了宣扬自己受命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朱元璋有意篡改了元明易代的历史，提出了元亡于盗贼，自己取天下于群雄的观点。

他指责红巾军为盗贼，与红巾军划清界限，避免背负以下犯上、以臣逆君的道义包袱，突出自己受命之正。

在此基础上，朱元璋进一步提出“天不与首乱者”的天命思想和“天道报施”的历史观，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自己受命之正的问题，推动了儒家天命论的发展。

关键词：朱元璋；元明易代观；武王非圣人；天命论中国古代新旧王朝交替之际，新的统治者总是想方设法证明自己受命于天，用来笼络人心。

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如何看待元明易代的历史，如何解释天命，如何宣扬自己受命之正，朱元璋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儒家天命历史观中所存在的内在矛盾，推动了中国古代儒家天命论的发展。

一、传统儒家天命论的内在矛盾天命论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基本范畴之一，它规定着皇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历来深受重视。

以殷为鉴，西周的统治者很早就形成了“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天命思想。

随着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的出现，“汤武受命”逐渐成为儒家天命论的重要命题之一，“汤武革命”也成为天命转移、改朝换代的理想模式。

与此同时，儒家天命论中还有另一种力量发挥着更重要的影响，即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

“天不变道亦不变”，君臣、父子、夫妻伦理关系的永恒性构成了儒家天命论的核心价值观。

“君为天”的纲常观念与“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共同构筑了儒家天命论的价值基础。

通常情况下，这两种价值观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民为贵”的价值观依靠“家天下”的皇权政治模式来实现，皇权政治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也需要“民为贵”的价值观来装点。

然而，这种君民二元的价值体系本身也隐含着理论危机。

汉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关于“汤武革命”的一场争论，揭示出改朝换代之际儒家天命历史观所面临的尴尬与困境：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

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

与黄生争论景帝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辕固生曰：“不然。

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收稿日期：2015-02-18作者简介：杨永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太原030006)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71·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

履虽新，必关于足。

何者，上下之分也。

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

汤武虽圣，臣下也。

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遂罢。

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①对于汤武革命，黄老学说与儒家学说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

以黄生为代表的黄老派认为，汤武以臣弑君，以下犯上，为放杀；而以辕固生为代表的儒家认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为受命。

最终，景帝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平息了这次争论，但可以看出景帝从内心来讲还是偏向黄生的，作为统治者谁也不愿意被革命。

这次争议围绕汤武是革命还是放杀展开，最后的结果是辕固生理屈辞穷，拿高皇帝来压人。

虽然辕固生打着天下归心的旗号，支持汤武革命顺应天命，黄生的放杀论恰恰击中了革命论的要害，“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这样的反问对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无疑是棘手的，甚至是难堪的。

北宋苏轼明确地提出“武王非圣人”的观点，再次质疑“汤武革命”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包括朱熹在内的学者对苏轼的说法进行了反驳，深化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汤武革命”论所包含的理论危机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苏东坡“武王非圣人”之说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②首先，孔子多次婉转地表达了对汤武的怪罪之意。

只不过因为自己是殷的子孙、周的臣民，不便明说。

“昔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

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

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

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

”其次，孟子乱孔子家法，表彰汤武放杀行为，乃孔氏罪人。

“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

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

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

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

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

”不惟孔子怪罪汤武，周公亦罪之。

再次，文王之道才是君臣两全之道。

“文王之时，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称王，行天子之事。

周之王不王，不计纣之存亡也。

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于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

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纣若改过，否则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

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以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苏轼认为“圣人出而天下归之”才是王者之道，既实现了有德者居之的理想，又维护了君臣之道两全的纲常道义。

苏子的论调很有一些现代民主色彩，未免过于理想化而显得有些迂腐，却也提出了不同于汤武暴力革命的天命转移之道。

最后，武庚叛周情有可原。

“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

楚人将杀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驭士，王泣而告之，既杀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

[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

遂缢而死。

武王亲以黄钺诛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

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武王之封盖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②此段以下引文均出自（宋）苏轼：《东坡全集》卷一〇五《志林·一三条论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72·杨永康：朱元璋的元明易代观及其天命论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民未尽灭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王之意哉！”苏轼通过楚子南的故事，说明武庚叛周，自有其道义上的责任与义务，不该被谴责。

更进一步揭示了武王不得已封武庚是为了笼络人心，以减轻道义上的负罪感。

无论黄生的“汤武放杀”说，还是苏轼的“武王非圣人”之论，均反映了儒家天命论在解释王朝更替过程时，面临着理论困境。

朱熹对这一问题也显得很无奈，他说：“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并行而不相悖。

然圣人称泰伯为至徳，谓武为未尽善，亦自有抑扬。

盖泰伯、夷、齐之事天地之常经，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义，但其间不无些子高下。

若如苏氏用三五百字骂武王非圣人，则非矣。

于此二者中，须见得道并行而不悖处，乃善。

”①朱熹力图调和革命与纲常之间的冲突，采取了道并行不悖的说法，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

如果说书生们空谈理性，回避这一问题，还并无大碍，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朱元璋则必须面对它、解决它，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着大明政权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天命会降在以下犯上的放杀者身上吗？这样的天命会长久吗？朱元璋必须对元明易代的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朱元璋的元明易代观建立大明王朝的朱元璋在道义上存在着“汤武革命”式的悖论。

以儒家观点来看，红巾军为贼为逆，以下犯上，大逆不道，朱元璋恰恰是以红巾军起家的。

纲常伦理是皇权制度的根本，大明帝国的运转需要士人的合作，如何甩掉红巾军这个历史包袱，取得舆论的支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鼓吹明之代元是受命于天，朱元璋必须要对元明易代的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

首先，朱元璋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认为元人入主中原也是顺应天命，充分肯定元朝的历史贡献。

吴元年冬十月丙寅，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

”②吴元年十二月甲子，告于上帝：“唯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主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③洪武元年正月丙子，诏告天下：“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起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④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可以博得元朝士大夫的好感，减轻他们对明政权的抵触情绪。

虽然朱元璋在平定北方的战争中提出过夷夏之辨的政治口号，“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⑤。

但当元帝北走，天下初定的时候，这种夷夏之辨的政治宣传很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元朝正统地位的肯定。

“洪武三年，中书以左副将军所奏捷音榜谕天下。

帝取观之，见其称元朝官为伪官，元兵为贼众，深责宰相曰：‘卿等为宰相当法古昔，致君于圣贤，何乃习为小吏之言，不知大体，岂可称为伪贼耶。

元朝虽是戎狄，然主中国为正统之①（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三五《论语·泰伯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吴元年冬十月丙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83年。

③《明太祖实录》卷二八，吴元年十二月甲子。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丙子。

⑤《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吴元年冬十月丙寅。

·73·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君将及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岂宜以此称之。

四方有识之士，口不敢言，其心决不以为是也。

可即改之。

’”①朱元璋对中书省官方文告称元朝官员为伪官、元兵为贼众十分不满，主动认可元朝的正统地位，并且自认为元朝的臣民，显然是顾及“四方有识之士”的道德压力。

他清醒地意识到大明政权的稳固与运转需要元代士人的合作与支持，极力消解元遗民对明政权的抵触情绪。

当元顺帝之孙买的里八剌被俘获后，大臣建议举行献俘仪式，朱元璋反对说：“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

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虽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

”②不仅如此，明太祖还稽古制封买的里八剌为侯，主张善待俘获的元氏后妃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