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元明易代观及其天命论_杨永康

·70·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朱元璋的元明易代观及其天命论

杨永康

摘要：明朝建立之后，为了宣扬自己受命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朱元璋有意篡改了元明易代的历史，提出了元亡于盗贼，自己取天下于群雄的观点。他指责红巾军为盗贼，与红巾军划清界限，避免背负以下

犯上、以臣逆君的道义包袱，突出自己受命之正。在此基础上，朱元璋进一步提出“天不与首乱者”的天

命思想和“天道报施”的历史观，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自己受命之正的问题，推动了儒家天命论的发展。

关键词：朱元璋；元明易代观；武王非圣人；天命论

中国古代新旧王朝交替之际，新的统治者总是想方设法证明自己受命于天，用来笼络人心。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元明易代的历史，如何解释天命，如何宣扬自己受命之正，朱元璋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儒家天命历史观中所存在的内在矛盾，推动了中国古代儒家天命论的发展。

一、传统儒家天命论的内在矛盾

天命论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基本范畴之一，它规定着皇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历来深受重视。以殷为鉴，西周的统治者很早就形成了“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天命思想。随着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的出现，“汤武受命”逐渐成为儒家天命论的重要命题之一，“汤武革命”也成为天命转移、改朝换代的理想模式。与此同时，儒家天命论中还有另一种力量发挥着更重要的影响，即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天不变道亦不变”，君臣、父子、夫妻伦理关系的永恒性构成了儒家天命论的核心价值观。“君为天”的纲常观念与“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共同构筑了儒家天命论的价值基础。通常情况下，这两种价值观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民为贵”的价值观依靠“家天下”的皇权政治模式来实现，皇权政治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也需要“民为贵”的价值观来装点。

然而，这种君民二元的价值体系本身也隐含着理论危机。汉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关于“汤武革命”的一场争论，揭示出改朝换代之际儒家天命历史观所面临的尴尬与困境：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

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

收稿日期：2015-02-18

作者简介：杨永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太原030006)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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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

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

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

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

明受命放杀者。①

对于汤武革命，黄老学说与儒家学说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以黄生为代表的黄老派认为，汤武以臣弑君，以下犯上，为放杀；而以辕固生为代表的儒家认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为受命。最终，景帝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平息了这次争论，但可以看出景帝从内心来讲还是偏向黄生的，作为统治者谁也不愿意被革命。这次争议围绕汤武是革命还是放杀展开，最后的结果是辕固生理屈辞穷，拿高皇帝来压人。虽然辕固生打着天下归心的旗号，支持汤武革命顺应天命，黄生的放杀论恰恰击中了革命论的要害，“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这样的反问对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无疑是棘手的，甚至是难堪的。

北宋苏轼明确地提出“武王非圣人”的观点，再次质疑“汤武革命”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包括朱熹在内的学者对苏轼的说法进行了反驳，深化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汤武革命”论所包含的理论危机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苏东坡“武王非圣人”之说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②首先，孔子多次婉转地表达了对汤武的怪罪之意。只不过因为自己是殷的子孙、周的臣民，不便明说。“昔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

其次，孟子乱孔子家法，表彰汤武放杀行为，乃孔氏罪人。“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不惟孔子怪罪汤武，周公亦罪之。

再次，文王之道才是君臣两全之道。“文王之时，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称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计纣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于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纣若改过，否则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以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苏轼认为“圣人出而天下归之”才是王者之道，既实现了有德者居之的理想，又维护了君臣之道两全的纲常道义。苏子的论调很有一些现代民主色彩，未免过于理想化而显得有些迂腐，却也提出了不同于汤武暴力革命的天命转移之道。

最后，武庚叛周情有可原。“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楚人将杀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驭士，王泣而告之，既杀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武王亲以黄钺诛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武王之封盖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②此段以下引文均出自（宋）苏轼：《东坡全集》卷一〇五《志林·一三条论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

有限公司，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