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周易》“天道”与“人道”思想

“天道与人道”一直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不论是远古神话传说，还是春秋子集，亦或是历代哲学著作，都不可回避此问题。作为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之首的《易经》中关于天的叙述很多，天的内涵也丰富，大抵有自然之天，宗教之天，道德之天三类。

都说西方文化偏重实证分析，其中“二元论”是比较盛行的思维模式，而中国文化偏重整体感知，但自近代以来，不论西人或国人，大多以“二元论”对中国古代经典进行解读诠释。自然避免不了“二元论”，“二元论”思想缺点早已被西方哲人们论证过，至于在解读古典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弊病，在此不复赘述。

“天人合一”四字成语虽然直到北宋才被哲学家张载提出，但“天人合一”的观念却早已有之。最早可追溯至《周易》。

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的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价值。但就是这样的哲学命题放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就会产生尴尬的情景。

“民族的神”的境遇

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在历史的发轫之初，人类的生存能力极端低下，生存状态极为恶劣。电闪雷鸣，山洪爆发，火山地震，流星赶月等自然的现象，总会被幼稚的人类披上神秘的外衣，赋予神灵的色彩，而人类群体的普遍心理总是诚惶诚、战战兢兢的。

此时，为了寻求精神的慰藉与寄托，宗教的产生成为可能。至于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宗教是找不到自我，丧失了自我的人的自我欺骗和满足”，这样的说辞固然有理，却失之偏颇。

宗教最根本之特点即超越虚象，达到彼岸世界。通常崇拜人格化的神，而所有的蹊跷便在这里。远古人类在平常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却给不出合理的解释，生存受到极大的挑战，这迫使远古人类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而最终探索的结果便是对神的崇拜，对天的崇拜。而所有的行为活动的最终归旨就是寻求一种解释自然、解读自然的方法，寻求一条摆脱困境与恐惧的途径。

就象神话传说，便是远古人类只是为了解除外象强加给自身的一种恐惧感而给出一种看似合理性的解释。

这样的神话故事，往往在解决了疑惑后，使人类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获得暂时的心理平息，这种为摆脱困境、恐惧的应激性的本能反应，源自于一种跳出现实存在的束缚的牢笼的生存的渴望。

而这渴望背后起终极性的决定作用的是，人类自身的征服的欲求，不过这种征服的欲求的表现形式，却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把神“人格化”的方法实现的。

神话，表面看来是人类恐怖的虚幻的产物，但最终极的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欲望，以及为生存而进行的征服压迫的活动。

当这样一种对神灵的崇拜行为社会化后，便自然会产生特定的神灵崇拜的文化心理。由于特定地域的状况不尽相同，于是所崇拜的神灵体系也不尽相同。恩格斯曾解说：“在每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江堰市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空上界限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衰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死灭亡。”

有别于西方国家对宗教的崇拜，华夏民族显得早熟，对宗教并没有狂热的崇拜，反而神被背景化、模糊化。

麦克斯·缪勒：“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在不同的时候几乎都选中‘明朗的天空’这个名称，难道说‘天空’能充分表达人们心思中需要表达的那个思想吗？人的心思因此感到满足了吗？人的心思承认天空是神吗？全然不是这样。人们很明白自己用可见到的天空来表达什么。那个第一个找到‘天空’这个名称的人，在到处寻找以后，迫不急待地抓住这个名称，不过是寥胜于无，他心里明白他的成功归根结底是可悲的失败。当然明朗的天空是最崇高的，它是

世界上唯一没有变化和没有限度的存在，而且有了这个名称，它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借给那个使人心神不宁，但还未出世的关于‘无限’的观念。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选中‘天空’这个名称的人并不认为，也不能认为这个可见的天空就是他所要的，不能认为这个蓝色的天盖就是他的神。”

尽管如此，但是天的权威是不容许挑战的，“推天道明人道，推人道达天道”，“天道”与“人道”之间的特定关系注定在以天道来作为人道存在依托的时代，神灵的不可亵渎性与庄严神圣性。

一旦否定了“天道”，也就意味着“人道”的寄托与基点的丧失与摧毁，那么“人道”也终将不复存在。

通过添油加醋，把自然的天渲染成宗教的天，道德的天，来证实世俗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一定时期里自然是必然的。但过分的宣扬天道，扼杀生命，则根本上是荒谬的。

而在中国，正是这样，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不断把自然的天渲染成宗教的、道德的天，来进行日益专制的独裁统治。

中国的伟大哲人们所进行的所谓的开创性的工作就是把“天道”引入人类社会，为世俗政权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制造权力话语。“君权神授”宛如一把利剑时刻架在百姓的脖颈上，黎民百姓稍有异心，便是人头落地。

统治者强烈呼吁把“天”宇宙一切事物存在的终极根据，皇权自然也在其中。但他们清楚地明白，所谓的“天”只是为了欺骗万民，从而稳稳地坐着万里江山。

不只是把自然的天宗教化，更是道德化，按照统治阶级利益的分割对人们的并不纯正的信仰肆意的进行阉割。强制性地把外在的天道运行的模式内化为、塑造为人们内在的心理模式，即被阉割的道德，适合统治者口味的道德。

“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口号也在封建政权奄奄一息之际冠冕堂皇地呼喊出来。这样，稍有异心或不满，便首先从自己内心进行强烈的谴责，还有群体性的批判、批斗。违反天理的人，即便是五马分尸、凌迟处死也死不足惜。因为天理杀人是根本没错的，谁也不管这天理是对或错，是完整的还是被阉割的。谁也不能，谁也不想，谁也不敢。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后世历代各家的本体论不尽相同，但都不像康德所主张的世界之外独立存在一个理式，可以实现外在的超越。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要取消人类与自然的差异，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