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周易

孔子与周易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与创始人，其开创儒学，编纂《春秋》，修订《六经》，创办私学。显然，在大部分人眼中孔子是儒学的代表，而《周易》即《易经》，是我国古代先哲通过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对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结果进行高度总结概括后而形成的。它集中反映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现象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显然孔子更多是一种心理和形而上的研究，《周易》是形而下的研究，两者之间本没有太多关系。但是，根据太史公的说法，孔子晚年喜欢钻研《周易》，他详细解释了《彖辞》、《锡辞》、《卦》、《文言》等。而且孔子读《周易》刻苦勤奋，以致把编穿书简的牛皮绳子也弄断了多次。他还说：“再让我多活几年，这样的话，我对《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就能够充分掌握理解了。”可见孔夫子对《易经》的喜爱程度，而《易经》也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因此，孔子与《易经》之间，是有着很深的联系的。

《易经》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占卜吉凶。然而孔子对《易经》的认识，与时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利用《易经》的占卜功能，预卜行为的吉凶结果。通过史料记载，们可以看到孔子在许多的场合以及情景中，也通过《周易》去占卜。同时，翻阅《论语》等等儒家经典著作，我们也没有看到孔子本身对于《周易》占卜作用的否定。由此可以看到，孔子个人还是非常认可《周易》的占卜功能以及作用，认为其本身具有一定的作用，能够去服务于我们日常的生活。

同时，我们看到孔子对《易经》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古之遗言”上，关注的是其道德训诫意义。孔子作《易传》别开生面，并非是为了作《易传》而作《易传》，这与汉学家标榜的严守经文的疏释原则是绝不相类的。占卜本身往往是一种预测，是对于未来以及自己所不能确定情况下所运用的一种预言方式，希望借助于这样一种方式去把不确定的情况确定下来，从而明确个人未来的行为。对于孔子而言，其出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显然当时各国对于孔子的信任程度有限，且政治局势非常复杂，就连足智多谋的孔子也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不得已搬起了《周易》，通过占卜来决定未来的吉凶祸福。这正应了“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频繁地占筮，很自然地使孔子

对《周易》的文字细加玩味，以至于“不安其用而乐其辞。”他如此喜爱《周易》的文辞，甚至连其占筮之用都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形成了对《周易》的全新认识。他发现，《周易》有“古之遗言焉”。此“古之遗言”，当指文王遗教。因为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在这“古之遗言”里，孔子发现了《周易》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人为而去诈。”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周易》之“德义”。

孔子发现《周易》的“德义”以后，当然把“德义”放在首要的位置：“我观其德义耳也。”尽管如此，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占筮，只是把占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从而，孔子将《周易》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赞”、“数”、“德”。孔子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德”是最高层次，是《周易》本质的体现。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则为“史巫之筮”，皆未得《周易》之真谛。

由此可见，孔子对于《周易》进行了非常深刻的研究，而且不仅仅是局限于简单的占卜或是对其中一些自然现象的分析。而是不断寻求将自己的儒家学术思想与现有的《周易》内容进行合理的融合，从而不断让儒家学术壮大。正所谓是兼容并蓄，孔子通过将《周易》的内容运用于自己的学术中，形成了一个更加博大精深，有容乃大的儒家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