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

从清中叶以来，散文领域为桐城派古文所笼罩。

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义法”，限制了散文的活力。

龚自珍受经世思潮的鼓荡，提倡古人“忽然而自言”，“毕所欲言而去”（《绩溪胡户部文集序》）的精神，主张摆脱一切束缚，畅所欲言。

他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周秦诸子散文无所拘忌的创造精神，以自由活泼的体式大胆地抒写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开创了经世散文的新风，标志着清代散文的转折。

龚自珍的时代，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衰朽，迫切需要变革，但专制统治压制言论，摧抑人才，造成官僚平庸，士风委靡，堵塞了变革新生之路。

龚文的突出内容就是揭露专制统治的腐朽本质及其必然没落的命运，呼号变革，憧憬未来，反映了时代的重大课题。

《明良论四》、《古史钩沉论一》、《京师乐籍说》、《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诸文抨击专制统治者牵制手脚，摧锄士气，排摈议政，扼杀人才，从多侧面揭露出专制统治扼杀生机、阻碍社会发展的腐朽本质，并正告统治者变则存，不变则亡：“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

他的《尊隐》一文深刻地表现了对大变革的预见与憧憬。

所谓“隐”是指失落在野的人物。

文章首先提出“山中之傲民”与“山中之悴民”，前者隐居傲世，后者学识道德备于一身而徒憔悴于山中。

作者显然不满意这二者的道路，提出“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主张君子应该重“生”，要察“时”以“大乎其生”，即发挥“生”的价值。

文章描写了士在国家初、盛、哀三个时期的遭遇，重点则放在衰世，着重描写这个时期代表现实统治的“京师”力量与被排挤在野而体现社会生机的“山中之民”力量的消长变化。

“京师”一片“日之将夕”的垂死气象，不仅皇族、世宦之家不再生才，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都被拒之门外，只有“丑类窳╃、诈伪不材”充斥其中。

因此京师之气泄而聚于野，京师贫而四山实，国家的重心转移到了山中。

终于山中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这就是改朝换代的到来。

文章结尾提出“横之隐”与“纵之隐”。

山中之民“能大其生以察三时”，变革现实，在历史上占有一段空间，是“横天地之隐”，作者热情讴歌他们说“百媚夫不如一猖夫”，“百酣民不如一瘁民”，“百瘁民不如一之民（即…山中之民‟）”；而对于明察历史、掌握大道、知时知世而不能成为改造现实的物质力量的“纵之隐”，虽也持肯定与赞扬态度，却为其不被人所认识、不能有实际作为而感到孤独悲凉，表现了对像作者自己这样人物的惆怅之情。

这篇文章出以寓言形式，汪洋恣肆，动人心魂。

特别是描写衰世的一段文字，构思不凡，想象奇特，语言诡异，笔墨纵恣，将两种力量的对比，铺排至十几个层次，洋洋洒洒，一气而下，瑰奇动人，颇有《孟子》的气势，《庄子》的奇诡，《离骚》的瑰丽，突出表现了龚文奇谲壮伟的特色。

与反对专制束缚相关，龚自珍的散文也表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

《病梅馆记》是最集中的体现。

文章采用比兴手法，以梅为喻，力斥为了“文人画士”的“孤癖之隐”，将梅斫正，删密，锄直，遏其生气，使之成为病梅。

他立誓加以疗治，“解其棕缚”，必“复之全之”而后已，表现了反对摧残自然生机、保护个性自由的坚定态度。

文章比兴贴切，生动引人。

他的一些传记文如《记王隐君》、《吴之癯》等，着重刻画人物奇崛不俗的个性，反映了同样的精神。

龚自珍散文的主要特点是识深、气悍而风格瑰奇。

他以“幽光狂慧”（《又忏心一首》）透视现实，认识深邃，多透底之言，发人猛醒，读之“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他的散文在后来发生了重要影响，基础即在于此。

龚自珍说他自己“气悍心肝淳”（《十月廿夜……书怀》），“气悍”便不免横眉冷对，故其“文笔横霸”（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具有凌厉的气势与震撼力。

龚文在艺术表现上，刻意追求不恒常的构思与不恒常的语言表现，不落窠臼，想象奇特，文笔纵恣，形成诡异奇崛的独特风格。

《尊隐》之写“山中之民”，《乙丙之际塾议三》之写书狱，《送歙吴君序》之写世无奇才等，无不如此。

这使他的一些文章能突破一般的论议和记事的模式，富有杂文的色彩，文学意味更浓，在中国散文史上有其独特的贡献。

诗的个性和激情是他最为重视的，其余均可不论。

他的诗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具有独创和新异的面目。

形式上包括古体近体、长篇短章，《己亥杂诗》用三百十五首七言绝句组成，述其辞官南归时经历和平生感慨万端之意，尤为特别；语言风格则有时平易有时深奥，多议论而热情洋溢。

他曾说：“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

”（《杂诗》）欲平易而不得，是因为他的独特的感受、深邃的思想、复杂而活跃的情绪，需要有异常的意象和语言结构来表现。

他的诗，给人以奇丽非凡、纵横浩博的感觉，非汉魏亦非唐宋之貌，完全是龚自珍独有的风格。

有些诗写得奥涩，有些诗情绪幽暗，或许与可以指为缺点，但他的天才创造是值得钦服的。

当然，这里也有时代的因素，其诗歌的张力，根本上来自不断高扬的个性精神对于封建压抑的激烈冲击。

龚自珍也擅于同，于哀婉绮丽中多嵌崎不平之气。

如下面这首《湘月》写作者离开家乡杭州十
年中遭受挫折的感怨：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

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

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

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

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

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龚自珍的各方面的创作，既有狂傲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热情，这对于随后的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期的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梁启超说：“自珍性詄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犿诡连俶，当时之人弗善也。

……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

”（《清代学术概论》）这里指出了龚自珍的思想学说及人格精神对于清末有志于改革的“新学家”的启蒙作用，也实际证明了自元明以来到龚自珍再到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的推进，具有内在的连续性。

至于梁氏讥龚为“浅薄”，未免有以“新学”自负的味道。

但这又说明了另外一点，即由于清末引进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一种跳跃式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