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动员及政府补偿

二、中央苏区时期的财力动员及其补偿
苏区党和政府主要通过打土豪、征税收、发行公债、募捐、发行纸币等方式对民众实施财力动员。打土豪是对特定对象的惩罚方式，募捐带有自愿慈善性质，因此这两者都不需要特殊的补偿。对于税收，中央苏区采取的是变相补偿的方式，即废除之前的苛捐杂税，在废除旧的苛捐杂税的基础上实行新的税制，两相抵衡。对于公债，苏区政府实行偿还本息、到期兑换的政策。对于银行发行的各种票币，政府极力保障其兑现。
(一)废除苛捐杂税，减轻民众的负担。废除革命之前的苛捐杂税是对新的税收征收的变相补偿。早在1927年9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颁布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就明确规定，“实行统一财政，取消一切苛税杂捐”，要求：“1.制定田赋纳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各种附加税，兵折兵加等)并禁止预征钱粮。2.废除一切厘金杂税(如各种印花税、屠宰税、烟酒税、商税、贾税、落地税、鱼税、山钞税、藕税、宦山税、大庾船税等)。3.废除一切苛捐(如米捐、串票捐、户捐、铺户捐等)4.铲除对贫民的高利贷，并取消一切债务。”[2]P1－2这就有助于减轻民众的税收负担。如果说这时苏区的税收政策还处在萌芽阶段，发展很不完善的话，那么，1931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则标志着苏区的税收政策走向成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也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在“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时，“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2]P566。新的税则一经颁布，立即在实践中生效，旧的赋税关系也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减轻负担的方式是对苏区民众的变相补偿。
1934年1月8日，为进一步解决红军家属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要求“凡属缺乏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的红军家属，必须组织广大群众的义务劳动去帮助其耕种和收获，义务劳动的良好的组织方式是优待家属的耕田队，每个耕田队担任帮助一定的红军家属，农忙时或者其他必要时，以乡以区为单位实行临时的调动”[1]P197。为响应此号召，中央工作人员带头参加优待红军工作，据《红色中华》报道，1934年2月2日，中央工作人员帮助瑞金下肖区及九堡区各乡的红军家属做义务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优待红军运动的开展，既发展了苏区的农业生产，解决了红军家属的生活困难问题，消除了前线红军的后顾之忧，也在社会上营造了参军光荣、军属光荣的良好氛围。
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动员及政府补偿
王连花
摘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为了满足严酷的革命战争需要，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动员，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较大压力。为了减少群众的压力和损失，苏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动员补偿问题，在经济、政策、税收等方面对革命动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补偿。
(三)尽力兑现银行发行的各种票币。为了支持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和促进经济建设，临时中央政府一方面以打土豪所得之款项为储备金来支持苏区的银行建设，另一方面，也通过发行纸币来吸收社会上的闲散资金。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消耗，苏区银行的储备金日现紧张。如闽浙赣苏区，1931年下半年，省苏维埃财政部曾拨给工农银行20万元作储备金，但一年之后，银行的储备金减少至18万元，这自然就导致纸币的贬值和物价的上涨。刚开始，纸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例是1∶1，即一元纸币可以兑换一块银元，但是到后来，纸币贬值，与银元的兑换比例变为2∶1和3∶1不等，苏区群众手里的纸币不值钱，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对银行的信用造成损害。为提高纸币的信用，也为改善群众的生活，苏区政府尽最大努力实现票币的兑换。如1932年6月7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在财政困顿的情况下，仍发布《关于各县收回票币的基金问题》的训令，要求各县赶紧筹集“收回票币的基金”，用于收清以前滥发的不能兑现的票币，并阐明此举的利害关系“今若不加紧收清，则政府信任既失，群众亦必因此而怀疑，这是如何严重的”[3]P248。这表明，政府在需要大量战争经费的情况下，仍然非常注意保护群众的利益。
三、中央苏区时期的其他物资动员及其补偿
红色政府和军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政府和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良好纪律和作风也决定了政府必须对物资动员进行补偿。物资动员的补偿，可以有多种形式，既能利用货币、实物进行直接补偿，也能通过分配土地、发展生产进行间接补偿，在物资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还能通过调剂余缺、提高物资的利用率来缓解物资的紧张状况。
关键词：中央苏区 革命动员 补偿
如果说革命之初，利益是促使一部分普通群众投身革命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党的政策和主张深入人心之后，支持革命、参加革命、服从革命却成为了大部分群众的自觉选择。在中央苏区建立后，面对着敌人的包围和残酷的革命战争，苏区群众肩负着为革命战争提供、付出、奉献大量劳力、物力、财力的重要责任，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同样是“利益”，在革命之初，苏区人民更多的是“获取”，而在新生的革命政权建立之后，苏区人民较多的是“付出”，这些“付出”甚至是倾其所有，细化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分钱、每一粒米、每一寸布”。民众长期大量的付出若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势必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从而挫伤其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也容易激发社会矛盾。为此，苏区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动员补偿问题，在经济、政策、税收等方面对其进行力所能及的补偿，以减少群众的压力和损失。
(三)政策上进行补偿。在经济的手段还不足以达到人力动员补偿的目的时，苏区政府还实施各种政策上的优惠，比如税收政策、购物政策、教育政策、交通通信政策、娱乐政策等等方面的优惠和优待对士兵和家属进行间接补偿。在税收方面，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所发布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决议》规定，“红军在服务期间，本人及家属免纳苏维埃共和国之一切捐税”，“红军在服务期间，其家属所居住之国家房屋，免纳租金。”[1]P189在购物方面，“红军在服务期间，本人及其家属得享受国家商店百分之五减价的优待，当必须品缺乏时，有优先购买之权”[1]P189。在交通通信方面，“凡红军战士乘坐轮船火车，其费用概由公家发给。红军与家属通信，有直属机关盖章，不贴邮票，可寄回家。红军家属寄信到红军中，则由当地政府盖章，亦不贴邮票，可寄到红军机关中转发。”[1]P189在教育方面，“红军在服务期间，子弟读书，免纳一切用费”。在娱乐方面，“一切戏场，每月须有一次免费，欢迎红军看戏，平时票价减半。”[1]P189这些政策性的引导和优惠，既可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又可以激发和培育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荣誉感和积极性。
针对这些问题，中央苏区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调剂劳动力余缺，优化劳动力的使用结构，另一方面又综合运用经济、政策、税收等手段减少由于人力的征用给群众造成的损失。
(一)调剂劳动力余缺，优化劳动力的使用结构。对于缺少劳动力的个体军属家庭，苏区党和政府组织“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开展“优待红军工作日”等活动，及时为他们的农业生产、日常生活补偿劳动力。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布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决议》第四条规定：“红军战士在服务期间，无劳动力耕种家中田地，其分得之公田，应由苏维埃政府(区政府计划，乡苏维埃执行)派人帮助全部耕种、灌溉、收获工作，所派人工，每年不得少于五十工。红军战士家中缺少劳动力的，应按其需要予以补助。”[1]P188
以实物的形式对士兵和军属进行补偿。单纯的货币补偿会给国家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而实物补偿与货币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以其更经济、更实用的优点为中央苏区所采用。以实物对士兵和军属进行补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打土豪时，军属享有“分浮财”优先权。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布的第一号训令《为深入土地斗争彻底没收地主阶级财产》明确规定：“没收来的财物……要尽量散发给贫苦群众，首先要发给红军家属……这样才能发动群众斗争。”[1]P335货币和实物补偿是对士兵及家属进行直接补偿的方式，既改善了军属的生活，也对士兵的退、伤的生活进行安顿，免除了其后顾之忧。
通过以上的政策和措施，中央苏区的劳动力地区不平衡的状态得到调剂，劳动力的使用结构也得到优化，从而在劳动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现有劳动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劳动生产的需要和劳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二)经济上进行补偿。这里的经济补偿手段主要指货币和实物形式。以货币形式对士兵和军属进行补偿，主要有：苏区政府对士兵的退役发给补助。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所发布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决议》规定，“在红军中服务五年以上年龄满四十五岁者，可退职休养，由国家补助其终身生活”；[1]P189对士兵的伤残、死亡发给抚恤金。“国家设立残废院，凡因战争或在红军服务中而残废者，入院休养，一切生活费用，由国家供给，不愿居残废院者，按年给终身抚恤费，由各县苏维埃政府按当地生活情形而定，但现在每年至少五十元大洋。”[1]P189凡红军死亡或残废者，“子女弟妹幼小的，由国家设立革命纪念学校专门教育他们，并由国家维持其生活”，“父母、妻子由国家维持以相当津贴”[1]P190。
(二)偿还公债本息，给予力所能及的回报。中央苏区时期，苏区政府共发行过三期公债，在每一次公债发行之前，政府都发布布告或者公告，规定公债的利率，承诺“到期按利率归还本息”。以第一期公债的发行为例，1932年6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第9号布告，申明“现本政府为了充裕革命战争的经费，以保障革命战争的继续胜利与发展，特举行募集短期的‘革命战争公债’六十万元，专为充裕战争的用费”，规定“公债利率定为周年一分”，并郑重承诺，“本项公债规定半年还本还息，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为还本息时期，届时本利同时兑还。”[1]P243同时，布告还规定公债可以行使完粮纳税、抵押担保的职能，“本项公债完全得以十足作用的完纳商业税土地税等等国家租税”，“公债准许买卖抵押及代其他种现款的担保品之用。”[1]P243这些规定使公债与其他财产有同等的价值和信用，从而维护了购买公债者的利益。
一、中央苏区时期的人力动员及其补偿
中央苏区时期，大规模的“扩红”运动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致使农村人口下降，劳动力缺乏。对单个家庭来说，劳动力的缺乏可能直接降低其生活水平，甚至威胁到其他家庭成员的生存。比如某县一个由祖孙两人组成的家庭，孙子被征募进军队，年迈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旋即陷入生活困境。对整个社会来说，劳动力的不足，致使土地大面积抛荒，布、线、盐和火柴等生活必需品缺乏，生产力大大下降，群众的生活陷入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