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特质

中国文化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块关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

以宗法——家族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

化形成富于特色的性格。

其一，人文传统

有别于重自然（如古希腊）或超自然（如印度、希伯来）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人世的人文传统，人颇受尊崇，所谓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在中国繁衍的各种宗教也熏染上厚重的人文色彩。“天地君亲师”同时供祭，在实用理性的驱使下，人神不分，现世来世不隔；中国人对神缺乏无上的尊崇和发自内心的激情，而多半对神灵持“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应付用利用态度。多数中国人更敬重的是祖先和由祖先繁衍下来的族群。所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要义不在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进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

其二，伦理中心

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使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重德”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重智“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科学型文化对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分别作纵向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不讲或者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上级指示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以至中国文学突出强调“教化”功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统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贵义”为价值取向，构成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系统。

其三，尊君重民

长期运行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来自专制君主。因此，“国不堪贰”的尊君传统是农业守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依赖以农业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障社会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家国方得到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之虞。因此，“民为帮本”的民本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其四，中庸协和

崇尚中庸，是安居一处、以稳定平和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显示出中国式智慧的特征。这种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从而扩大农业宗法社会的基础；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风。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顺其自然节律的精神，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显然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传播、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描述的封闭式循环序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当然，中国文化里也存在颇不中庸的走极端的倾向。

其五，延绵坚韧

中国文化是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农业宗法社会提供一种坚韧的传统力量，伦理型范式造成顽强的习惯定势，而先秦已经形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使中国文化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双强。“认同”使中国文化具有内聚力，保持自身传统；“适应”使中国文化顺应时势变迁，不断调节发展轨迹，并吸纳异域英华，如此，中国文化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世界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希腊、哈拉巴、玛雅等）的文化，盛极一时又戛然中绝，出现过大幅度“断层”，乃至完全覆亡，令人在凭吊间油然而生“白云千载，人去楼空”的感慨。唯有中国文化，历经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缀，在数千年发展中，各代均有斐然成就。以文学论，诗经、楚辞、先

秦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奇峰迭现；以学术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碑玄学、随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此起彼伏，蔚为大观。这种在一国范围内，文化诸门类的发展保有如此完整的阶段性递变序列，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仅见之例。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世界统一市场扩及东亚，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体趋于瓦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期阶段，文化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变革的任务渐次提出。然而，近世中国尽管呈现“千古之奇变”，但悠悠岁月铸就的传统，作为一种动力定型和深层底蕴，仍旧或显或隐地施展影响，中国现代正在与外的交织、古与今的因革中演化，如滔滔江河，后浪逐前浪，奔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