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不救四辩稿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各位观众，当我们面对一个辩题时，我们就必须去深刻剖析这个辩题提出和存在的原因及价值。首先，我想先着重强调，我们的辩题不是实然性、确定性辩题，而是应然性、建议性辩题，而明法典是为了帮助大家树立见危去救的勇敢信念，强迫大家去养成这种习惯。所以对方辩友不应太过迁就如今的现实条件、或苛刻于入刑后的举措实施，而去说不应该让“见危不救”入刑。

如果不是因为“小悦悦”等之前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我想，大家也不会纠结于是否要将“见危不救”入刑。之所以我们之前没有深刻讨论过是否将其入刑，是因为这种现象虽有，但还没有对社会造成足够大的危害，而现在，我们社会因见危不救而引发的对道德的摇摆不定引起了我们轰动性的重视。

下面由我总结论证我方观点。

首先，“见危不救”入刑不会让所有人无所适从。的确，我们不应该把见危去救硬性的规定为一种义务，我们应该尊重所谓的人权、自主权，但那些身处危难的人的生命权又得到了谁的尊重呢?对方辩友可以用很多理由来讲我们的“入刑”不合理，但你们所提到的那么多弊端，还不如我们“尊重生命健康”这一点来得深刻。我们的法律没有刻意要去束缚一个人，法律不外乎人情、人性。就如为什么将赡养父母列为义务，那是因为美德之中有一种叫感恩，而将见危不救入刑，是因为美德之中有一种叫互助。我们的入刑，不是针对社会所有的人，而是限制那些见到危险而犹豫不决和漠然处置危情的人。

其次，“见危不救”入刑是对我们基本道德最强硬的保护。“见危不救”真的“并非普遍现象”，因而“缺少立法惩治的必要性”吗?难道要听任这种现象蔓延到极其恶劣有损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地步吗?至于说我国公众的道德水平尚未达到“一见到危险就主动伸出援手”的水平,这无疑是事实;但这个事实，究竟是立法惩治“见危不救”已经迫在眉睫的理由，还是“立法时机尚不成熟”的借口?如果我国公众已经全部达到“一见到危险就主动伸出援手”的道德水平，那这个法立与不立,还有多大意义?法律在争议中难产,道德必然在谴责中沉沦。至于所谓“立法难度高”、“司法难度大”乃至立法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甚至“会导致公众为逃避处罚而故意远离事故现场”等说辞,就更加不值一驳。如果面对道德判断我们依旧盲目理性，那我们的道德将日益下滑。

最后，“见危不救”获罪所带来的作用必须依靠刑法自身的特性。法律具有普遍性、强制力、见效快的特点。当仅靠道德的自律不能扼杀某种不良风气，那就必须由法律站出来。能够充分发挥这种特点的，无疑是我们的刑法。入刑是一柄双刃剑,有利必然有弊,论证立法效果好坏,关键要看利大还是弊大。设立交通肇事罪,一样可能导致肇事逃逸现象的发生,是不是就该把它从刑法法典上取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又凭什么把“可能导致公众为逃避处罚而故意远离事故现场”当成拒绝立法惩治“见危不救”的理由?有限制的见危不救罪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

很明显，层出不穷的“见危不救”事件一再发生,说明道德本身的强制机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灵,说明停留在口头上的谴责和倡议拯救不了道德的失灵。如果我们还坚守“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的道德训诫,我们就没有理由为见危不救辩护。

所以，以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对美德的坚持、和对和谐的追求来呼吁：“见危不救”应该入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