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人假设中的理论逻辑与价值逻辑

论经济人假设中的理论逻辑与价值

逻辑

摘要：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假设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本文从经济人假设的内涵与历史背景、理论逻辑、价值逻辑等方面着手，重点分析了经济人假设理论与功利利己主义哲学、宗教伦理相统一、经济人假设理论与财富最大化、欲望过渡膨胀相统一、经济人假设理论与价格分析、金钱理性相统一、经济人假设理论与理性的形式主义倾向相统一等，指出理性经济人既是市场繁荣的前提, 也是市场混乱的根源。并强调应辩证地看待和运用该理论服务于现代经济建设。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理论逻辑；价值逻辑

一、经济人假设的内涵与历史背景

经济人假设是古典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抽象，经过长期的争论和演化，至今仍然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石[1]。其主要内涵是：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地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它来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一段话，即“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2]。其指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特点主要有：自私；即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完全理性；即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亚当·斯密在吸收孟德维尔和爱尔维修关于利己心是人的本性和社会进步动力思想的基础上, 在经济学说史上最先提出关于“经济人”假定的理论雏形。19世纪50～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则把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经济分析思想发展完善为追求效用最大化，从而把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确立为经济分析的另一个出发点，为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奠定了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基本范式。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的持续批判和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经济人假设又逐步被理性人假设所取代, 为此做出杰出理论贡献的是萨缪尔森。20世纪30～50 年代,萨缪尔森出于经济学数理化的需要，对许多传统经济学概念进行了重新表述，而效用的重新表述导致对理性和理性人的重新定义，并最终确立了它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然而，从亚当·斯密到阿玛蒂亚·森近300年间，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道德的研究和该理论的争论。现今对理性经济人的认知和争论也未停息，使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解释力。

二、经济人假设的理论逻辑

（一）经济人假设理论与功利利己主义哲学、宗教伦理相统一

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就是脱胎于早期的功利主义哲学，而早期功利主义实际上又与基督教道德伦理密切相关，它强调的是公益。正如《圣经》教导说：“谨防任何形式的贪欲，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的多少并不能确保其生活的安宁，即使他拥有的远比他需要的多”[3]。在西方文化中，理性经济人假设显示了历史的、逻辑的一致性。虽然看来与宗教所强调的伦理观念相背而行，但事实上特定的历史环境，如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膨胀使得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上升到欲求层次，从而产生资源的稀缺性与欲望的无穷性之间的紧张，以致经济学转向了资源配置的研究；货币拜物教式的金钱理性之崛起为经济人假设披上了理性的外衣和逻辑上的合理性，并将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自利”和“理性”蜕变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

“自私”和“工具理性”；最后，形式逻辑的兴起将丰富多样的追求转变为可量化的效用单位，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兴建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4]。

（二）经济人假设理论与财富最大化、欲望过渡膨胀相统一

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同时，西方社会开始将之都归结为物质一项，如后来的G.S.贝克尔所称，这些快乐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从市场获得的产品“生产”出来[5]。因此，经济人假设和经济学的财富最大化研究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共生关系：正是为了确定性的财富分析，经济学舍弃了其他因素而集中关注节俭动机；同样，正是凭借经济人假设，古典经济学家才将追求财富的人类行为从人类的其他社会行为中分离出来，并确立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受孔德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社会科学开始向“科学化”方向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学。而为了使这种科学化分析具有确定性结果，就必须舍弃其他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正如凯恩斯指出的，除了自利的财富动机外，其他的动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和方向都是不确定的。正因如此，到了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就逐渐排除伦理学等因素而开始专注于工程学方面的论述。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催生的不是人类的实际需要（needs），而是不断膨胀的欲求（wants），因此，随着功利内涵的内缩和形式主义的僵化，以及人类将多样化的快乐越来越局限在物质利益上，就使得功利主义的膨胀逐渐到达了危险的边缘。斯蒂格勒就指出，在20 世纪中期的美国，一份虽然可能是难以下咽但却足以满足身体营养需要的饮食的年支出大约是60美元；而包尔丁进一步指出，即使今天，这样水平的饮食年支出也就是200美元多一点[6]。然而，正如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指出的，由于生理上的需求早已获得了满足，人们越来越容易受到广告和推销术的影响，从而产生了对华而不实的小玩意的需求，消费者主权已经被生产者主权所取代[7]；而且，市场上的需求本身就是难以确定和量化的，因此，当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时，就已经陷入了欲求而不是需要的泥潭。显然，当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就逐渐膨胀为是无限的要求，此时，人们所追求的已不再是满足实在需要的那些效用，而是社会攀比、争斗以及相互压榨等相对的效用。与此相适应，社会也不再被看作是人的自然结合，有着共同目标，而成了单独的个人各自追寻自我满足的混杂场所[8]。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在强调物质积累的同时，逐渐将物质积累活动变成了自身的目的，结果，物质文明不断膨胀的同时，人们的精神日渐空虚。

（三）经济人假设理论与价格分析、金钱理性相统一

物质文明的过渡膨胀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内在统一性不容忽视，同时，货币拜物教式的金钱理性的崛起也为该理论披上了逻辑合理的外衣。正是由于货币的引入，人类劳动满足自身需求的动机转变成了对货币的追求，最大化效应的理性假设也就转变成了某种金钱理性。结果，随着社会制度系统的发展，人类的交往理性以及日常生活逐渐被扭曲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金钱化和官僚体制化，越来越不以语言媒体而以金钱和权利为媒介进行交往，以致工具理性也成为经济学所理解的理性内涵。钱理性的盛行也催生了人类行为的自我实现或者自我预期效应：如果我们认为大多数人是功利主义的，那么我们自己也就会功利主义地行事。不但金钱理性强化了经济人的研究路径，而且经济人的这种理论假说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中金钱理性的膨胀。

（四）经济人假设理论与理性的形式主义倾向相统一

理性的形式主义倾向为经济人假设进入理论分析提供了分析上的有用工具，从而进一步使经济人假设在经济学中的支配地位得以确立。经济学中的形式化起源于对经济学研究的抽象化发展，这种抽象化路径从李嘉图开始，经过西尼尔、穆勒的发展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为了更好地进行形式化的表达，效用论又作了发展：基数效用被序数效用所取代，从而避免了效用之间比较的困难。同时，在序数效用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帕雷托改进和优化的概念，这个概念进一步鼓噪了“拔一毫而利天下吾不为”的理念，因为这损害了自身而不符合帕雷托优化的原则。正是在建立形式理性的基础上，经济学将人类的行为作了一系列的分界，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