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现代社会发展与市民社会理论的互动

论近现代社会发展与市民社会理论的互动作者：李明谦来源：《学理论·中》2014年第02期摘要：阐释近现代社会发展与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就可以看出提出市民社会相关理论的近现代哲学家们受到了一定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这对他们理论特质的体现产生了较大的作用。

同时他们的理论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市民社会理论；近现代社会发展；互动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035-03一、德国古典哲学体系下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时期在德国古典哲学体系创立与发展之时，正是资本主义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资产阶级逐渐走上社会的顶端，社会的资本化与商品化已经非常明显，科技迅速发展，正向第一次工业革命过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的欧洲政治制度变革也在迅速进行，而相比之下当时的德国封建专制还在逐渐加强，国家处于分裂之中，各邦国互相征伐，经济与科技较欧洲其他国家落后，但是思想理论特别是哲学却在发展，市民社会理论在此时被正式引出并开始研究，康德最早把国家与社会进行区分，康德曾说合乎概念与目的的共同体就是一个社会，这是在他的先验唯心体系中的一个可以解释判断的概念。

而费希特继承了这一思维理路，在他的多次演讲中都有强调，他以其“应有”与“现有”的批判逻辑展开对市民社会的哲学反思，它集中讨论了关于现代国家与政治联合体的区别、对现代私有财产问题的思考、对近代社会形态的历史哲学的思考，他将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加以融合，将政治联合体（社会）看成“应有”，将国家看成“现有”，他认为如这种“现有”违背“应有”就必须变革，费希特这种激进民主观不仅是他特有的肩负社会责任的学者的自我觉悟，也是当时德国社会的落后与政治的专制对他的责任感的强烈激发有关，他将财产所有权看成一种活动，这种财产所有权的私有是一种市民社会的解放，费希特认为现今社会处于理性由外界权威解放出来的时代，他认为人类历史的最完满的阶段应是理性完成和圣洁理性的艺术时代，他重视理性对社会形态的构建作用，他想到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构架问题、财产制度问题、历史哲学特征。

到黑格尔时期，黑格尔开始建立起来了以绝对精神为主体的理论体系，他继承了费希特的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融合理路，这在《法哲学原理》这一学术资料中有体现。

黑格尔理论体系成熟之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世界市场基本形成，殖民扩张不断深化，黑格尔法哲学体系开始了对市民社会的讨论，他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来把握市民社会的本质，他把市民社会专指为社会经济关系，将其原来模糊的经济与政治统一于市民社会的体系下的逻辑剥离开来，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展开了哲学及经济学的融合分析，黑格尔以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内蕴去挖掘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历史本质，他发现此时的市民社会已经成为颠倒的社会，这种颠倒是以盲目的经济过程自发实现的，他提出了异化理论，人们在市民社会中的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利己的，这种交换中的自发连结的市民社会利己化了，市民社会成为了私人利益与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的创造物，是个体达到形式自由中获得合法性，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前景并不看好，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伦理的丧失之地，市民社会过度追求个人利益时，两极分化就愈加明显，资本与技术制约着人们的平等发展，社会不平等将是一种必然，他认为分散的个人是不可信的，需要公意来拯救市民社会，他提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一观点，国家才能体现公意，维护市民社会所缺乏的平等，在当时的社会状况确实印证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已经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凸显，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在批判市民社会的同时也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反思与资本主义社会高速发展中的异化与现代性弊端的凸显不无关联。

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时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弊端尖锐异常的时候，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加深，但第一次工业革命迈向更深处，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大型工厂不断出现，生产组织的不断扩大，劳动力增加迅速，但随着机器工业的不断发展，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而言减少了，工人们失业或步入贫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愈发尖锐，这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稳定，对当时的思想界也带来震动。

特别是马克思等思想家，他们已经开始反思这一时代现象，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历史哲学的关键研究方法，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论，但在正式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时，他也受到当时思想界的后黑格尔思潮，说明黑格尔把哲学体系建构出来，并非像其所说的哲学实现了终极，而是出现了维护他的老年黑格尔学派和结构他的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就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之一，他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很大，所以起初在马克思看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受到剥削时，他批判的出发点仍是人本主义式的人文关怀，批判的是结果，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他的市民社会观点已经深刻阐发，明确市民社会是经济关系的体现，明确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

市民社会标志着直接从生产与交往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成为构成国家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基础，就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完全逆于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理论。

市民社会开始逐渐走出被国家这一绝对机构控制的绝对理论控制。

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将当时之异化分为四个环节各是：劳动产品与人的异化、劳动本身与人的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使得人与人相异化他对市民社会的历史性批判分为三个方面，一为人类社会超越，二为共产主义超越，三为社会主义超越，它从狭义的市民社会摆脱出来，他看出要使人类摆脱异化就要实现人类解放，这是一种社会革命萌芽逐渐生长时代的思想批判的生发体现，进入《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他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又迈出了一步，这三个方面的批判性超越是互相印证并互为参照的，统一于市民社会的批判逻辑。

他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一种全新的交往关系，共产主义把人与人连结在一起，在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化过程中的公社创立，平等的交往地位的出现这种在当时新奇的社会现象对马克思影响巨大，正是由于这种不成熟实践基础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是由市民阶层构成的，但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是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市民社会，因为市民社会在当时是伴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关系而发展的，阶级对立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

这种阶级划分理论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影响甚大，看透了当时市民社会的阶级本质也是看出了当时市民社会的历史本质，这是对前人的超越，他认为政治解放超越了宗教解放，人类解放超越了政治解放，市民等级的“平等”并非阶级的消失，而是以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市民社会的在此建构，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在市民社会的大环境下发展，从1644年的光荣革命开始的重要的资产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行动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自宗教改革开始夺取信仰自由权，而后夺取政治自由权，在西方基本实现了资产阶级“向往”的民主模式，但是人被机器控制，被货币控制的异化现象却无法解决，马克思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理论的期望目标，预言无产阶级必将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当时的人无法想象的，但是随后的经济萧条与战争频发却印证了我们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异化了，高速发展的生产力控制了我们的生活，这种预言的科学性得以用人类的实践证明，这是此理论真正的高明之处。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时期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去世以后，西方哲学逐渐步入现代哲学研究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暴露的已十分明显，经济危机频繁起来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人类进入了生存恐慌时期，帝国主义的价值观正在侵蚀着在两次工业革命中表现突出的国家，第二次科技革命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展开，资产阶级的盘剥加深，对原料与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社会内部不稳定，这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引起了当时的哲学家们的反思，市民社会理论也走向对文化政治方向的反思理路。

这时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这方面的探究尤为突出，并分为两个派别，即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全面物化理论派与葛兰西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与政治哲学结合的理论派，卢卡奇承认人的主体性，同时认为人当下的异化表现是商品拜物教的兴起以及物化的体现，他认为主体与客体应是辩证统一的，他认为无产阶级有可能对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形成自觉的意识，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是可以超越物化的自觉阶级，无产阶级才是扬弃物化的根本力量。

他看到市民社会的阶级对立并非简单的斗争，也是两种阶级意识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他看来必然是无产阶级超越资产阶级。

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却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的创新理论，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的学术著作地位在学界比较微妙，正是因为他的观点在书中有一定变化，有时他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关系市民社会观点，但有时他接受市民社会为上层建筑的观点，但是他的思想主流倾向于上层建筑定位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是“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同时他提出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并列的概念，这里的政治社会即国家，这两个社会都是受到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或直接统治职能的接受者，但市民社会存在于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都是上层建筑的主要层面之一，此时市民社会开始独立于经济领域而与国家政治领域并列，他认为市民社会虽与国家政治分离但它们却是相互制约的，市民社会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新兴资产阶级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阶段的产物，这与马克思的观点基本相似，他认为当国家到达伦理国家与文化国家的层面时，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就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与统治阶级利益相适应，这对当时的世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他认为只有国家上升到伦理文化的职能转变时，国家成为教化者与守夜人，这是在葛兰西的理论语境下的职能转变，这是一种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的表现，在这种互动中国家实现了理性化的合法性，所以我们发现20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活动呈现出了不同，一种如苏维埃式的暴力革命，使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成功体现了这一点，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表达，另一种如西方的政党政治运作体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这种运作模式实现政治权力的获得，在这之中就有葛兰西所说的实现在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想法的人，当然葛兰西也参与了其中，他们为社会意识形态提供了多样性的基础，这是一种超越，为一个国家甚至是世界提供了新的政治模式与文化形态，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在其中卢卡奇偏向于正统的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内涵的理解，而葛兰西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超越即市民社会被赋予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新内蕴，这种思想的多样性让20世纪前叶的社会发展在混乱中出现了生机，甚至至今这种思想依旧未过时，为现代性反思提供了思想根源，当即世界的环境污染问题、新生的伦理问题、意识形态冲突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与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