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钱钟书的诗学观

浅谈钱钟书的诗学观

07011014 孙悦文学院071班

钱钟书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公认的、贯通中西的文学批评大家。用《世说新语·德行》林宗赞语来说,可谓“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钱钟书广博的中西文化视野,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积淀,特立独行的文学批评观,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永久性贡献。他把中国文学研究纳入中西文学、文化的辽阔视野，而钱先生的比较视野就不是文化范围的宽广所能概括得了的；更重要的是，在钱先生的比较方法中体现着一种成熟的学术素质，集纳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各自的思维形态：一个是以事实与疑问的考察为运思目标，紧紧围绕问题，广博引索史料，追根究底，探源溯流的清代乾嘉以来的考据法；一个则是超越纷纭的文化现象，意在呈现现象内核，对象存在本质的美学感悟与哲理思辩相融汇的西方方法。钱钟书先生之确立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首先是要将中西思维引入问题的阐述中，使其彼此限制，相得益彰，充分地呈示出研究主体的学术思维质量，然后才在此基础上进入中西宽广的文化背景，在列举、分析、推论、升华、归结中形成文化的引证广度。

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性,以“打通”作自己的文化观,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作进入具体文艺理论话语空间的实用手段,以话语空间的阐释范式来达至中西文论“诗眼”、“文心”的“莫逆冥契”。

文化是一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综合,具有一贯性和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民族的集体无识。人们都会受到长期使用的语言——尤其是母语，所承载文化的影响,体现在生活习惯、思维模式、行为准则等方方面面。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是相对的、广泛的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钱钟书秉承“不隔”的中外文化观；提出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储备、恢宏的视野与纯正的比较理念基础之上的“打通”对种种偏颇保守观念反思后提出不囿于中西町畦,超越了体用之辩的文化会通路径;倡导对话,以期达致异质文化互动中的并存。

伟大不朽的文化都是“不隔”的，浸透着的都是人性的共通之处，如钱先生

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刘勰深刻地指出:“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文心雕龙·神思》)语言从属于文化,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文化范畴内的作品可以彼此译,其理论基础是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受思维方式支配;而思维活动又具有全人类性。钱钟书认为:“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思辨之当然(Laws of thought),出事物之必然(Laws ofthings),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自其异者言之,岂但声音障碍,即文字亦障碍。自其同者言之,则殊方绝域,有不同之文字,无不同之性情,亦无不同之义理,虽宛转重译,而义皆可明。”

例如在《通感》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西文论中“通感”这一审美体验过程。在这篇文论中,钱钟书以中西比较诗学的眼光和融贯学科的宽阔视野,阐释了人类审美体验共通的文心。“在日常的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这就是钱钟书理解的“通感”,这一理解是从解读宋祁《玉楼春》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开始的。关于“闹”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从境界的角度作过极具影响性的分析:“‘红杏枝头春意闹’,著‘闹’字,而境界全出。”然而,从李渔《笠翁余集》、方中通《续陪》到苏轼的《夜行观星》,都没有给予正确的理解,完全误解了作者的本意。钱钟书从正面列举了大量的中国诗、词、小说中有关“闹”字的使用,作了充分的说明和解说,同时同西方语言中用“大声吵架的”、“砰然作响的”来指称太鲜明或强烈的颜色作对比,并将笛卡尔、培根等西方名人关于“通感”的哲学寓意予以揭示,认为:“‘闹’字是把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

又如把《药地炮庄》论梦和弗洛伊德心析学论梦相沟通, 把薛伟化鱼的故事、“同向春风各自愁”的传统诗词情景和卡夫卡的小说、存在主义强调的“群居孑立感”相参印,都能使人耳目一新, 心胸开放的。钱先生都在诉说这么一句话：“人同此心,心均此理,用心之处万殊,而用心之途则一”。

钱先生亦以心理之学释古诗文小说中透露的心理状态，昭示着他：打通”之文化观。如《诗·车攻》“萧萧马呜, 悠悠沛旅。”钱先生在引了后代意境相似的诗句如“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落日照大旗, 马鸣风萧萧”,以及雪莱

诗所谓“啄木鸟声不能破松林之寂, 转使幽静更共”等之后。释云“即心理学中‘同时反衬现象’眼耳诸识, 莫不有是诗人体物, 早具会心。寂静之幽深者, 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虚空之辽广者。每以有事物点缀而愈见其广”娜。《左传》上有“乐忧”、“乐衰”的说法, 钱先生释云：“苏轼称柳宗元《南涧》诗‘忧中有乐, 乐中有忧, 常语亦日‘痛快’若示痛与快并。近人区别‘杂揉情感’为和静与激厉二类, 一阴柔而一阳刚，‘乐忧’、‘乐哀’当属前类也。”又《左传》多叙鬼神之事, 其神每话而不正, 钱先生指出,

这反致信奉鬼神者矛盾的心理。“人之信事鬼神也,沙坏二心份纯焉。虽极口颂说其‘聪明正直’，而未尝不隐疑其未必然, 织赏觉其迹近趋炎附势是也，盖信事鬼神, 而又觉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 微悟鬼神之见强则迁、唯力是附, 而又不敢不扬言其聪明正直而壹、玛依在德, 此敬奉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玩索左氏所记, 可心知斯意矣。”

再如登高望远, 每足令人生愁或添愁, 中西文学中均有此意境, 但未见有谁给予圆满的解释。钱先生指出这是一种浪漫情绪, 所谓“距离的感伤”，引了宋玉、杜甫、柳宗元、辛弃疾等诗、文、词里许多例证, 并说“客羁臣逐, 士耽女怀, 孤愤单情, 伤高望远, 厥理易明。若家‘近在山下’, 少‘不识愁味’ , 而登陆之际,‘无愁亦愁’忧来无向, 悲出无名, 则何以哉虽怀抱犹虚, 魂梦无萦, 然远志遥情已似乳壳中函, 孚苞待解, 应机帐触, 微动几先, 极目而望不可即, 放眼而望未之见, 仗境起心, 于是惘惘不甘, 忽忽若失。李娇‘若有求而不致, 若有待而不至’，于浪漫主义之‘企慕’，可谓揣称工切矣”。

钱先生把《药地炮庄》论梦和弗洛伊德心析学论梦相沟通, 把薛伟化鱼的故事、“同向春风各自愁”的传统诗词情景和卡夫卡的小说、存在主义强调的“群居孑立感”相参印,都能使人耳目一新, 心胸开放的。钱先生都在诉说这么一句话：“人同此心,心均此理,用心之处万殊,而用心之途则一”。这就是钱钟书先生打通中西的文化立场。这是一种辩证的开放、双向的交流与同步的互动: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学不仅以独具的风姿播扬海外,更以恢宏的气度接纳外来文化与文学中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