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围城》的语言艺术

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围城》中比喻的喻体融入科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民俗、掌故等诸方面的知识，阅读此书，像进入一个繁茂的花园，今人目不暇接。作者以非凡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把喻体和本体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围城》闪着智慧的火花。如作者把方鸿渐与苏文纨的情谊喻为数学上的“两条平等的直线”，准确而又生动；鲍小姐的“赤身露体”喻为哲学上的“真理”讽刺辛辣，力透纸背。对主动的苏文纨与被动的方鸿渐的接吻，作者写道：“这吻份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这轻轻一吻，作者用了一个民俗方面和两个宗教方面的知识，表达“敬而远之”的亲近，传达了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微妙心态，令人拍案叫绝。再有“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中的砂砾或如出骨鱼片里示净的刺，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逼真得如感同身受，那一份体会，共鸣于心；还有闻名的“沙丁鱼罐头”：“这厢仿佛沙丁鱼罐，里面的人紧紧地挤得身体都扁了，可是沙丁鱼的骨头，深藏在自己身里，这些乘客的肘骨，膝骨都向旁人的身体里硬嵌……”好生动，令人仿如亲见亲为似的。
关键词：钱钟书 《围城》 语言艺术
一位文学史学家曾说过：“综览五四以来的小说作品，若论文字的精彩、生动，《围城》恐怕要数第一。”《围城》使读者不忍释卷、赞叹不已的，首先是钱先生那极活泼生动、运用得极巧妙妥帖的语言。我自知没有足够的学识和修养评论钱先生的著作，选定该选题仍是惴惴不安，只因为喜欢，本人试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对钱钟书先生《围城》语言艺术的读书心得。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既是旧句，又是作家的灵感。（词章家隽句，每本禅人话头。……《五灯会元》卷十六法因禅师云：“天上月圆，人间月半”）③词章家本禅人话头，所出仅“隽句”而已，而钱先生本禅人话头，则造境而成篇章了。
《围城》在使用中外典故的同时，常包容或暗含比喻，造成语言的活泼典雅而又意蕴深长。因为典故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含义，因此，即使是简单的明喻，也给读者以两次投影，在读懂字面意思的同时领会更深一层的含义，至于作者精心设计的典故隐喻，则更使读者回味无穷。前面的例子有“桌子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夫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斤把猪油”，“灯光照着孙小姐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吉沃吐画的‘0’一样圆”，“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后者较明显的一例是《伊索寓言》中的“狗看水中的影子”的故事。《围城》将此典故化为典象在书中几次出现，延展这一故寓：人需一镜，时常照看，以知已为何物，而不自知的那家伙照也无益，反害他像寓言里中的狗那样叫闹。书中李梅亭，苏州寡妇一句“亻奈是好人”他即刻忘掉“向尿缸照照影子了”，反与阿福辈作猪猡相马骂跳闹。方鸿渐也时常露癞状，比较而论尚是能照照镜子的“狗”。如他被唐晓芙厉责后，尚会表示不再讨厌；遂从暴雨中“狗抖毛似的抖身子，……开步走了”，其后又与赵辛媚苦中作乐，以“狗追影子丢骨头”这一母体变喻相互调侃。“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恨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钱钟书论证此种既可讥世讽人，也能反身自嘲的“照镜式”幽默是对世事达观调悉的高卓机智表现。钱钟书先生的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思想使得他笔下的比喻高人一筹。
先来看《围城》运典隶事的第一大类，即明理征义的推类譬（不改变原典本义）。如下例：
“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本例用典是“推理之譬”，一种不“直说破”的比照或类比暗含了尖刻的讽刺和幽默。“不懂外语的外交官干得了什么？相反，像不懂外语的警察处理只须眉目手势传情的私通，倒也自在从容。”下一例同样具有反推的幽默和机趣：“做诗的人似乎不宜肥头胖耳，诗怕不会好。忽然记起唐朝有名的寒瘦诗人贾岛也是圆脸肥短身材，曹元朗未可貌相。”
三、设喻取象精彩绝伦
亚里士多德说过，比喻在诗的语言中最为重要，而且比喻“不能从旁人学得，所以是天才的标记。”懂得比喻有两柄亦具多边，并不就能保证下笔时比喻纷至沓来，就像懂得原色和对比色调和的道理，并不就能挥毫成为大画家，或知道了浮力定律，不就能夺得潜水冠军一样。妥帖恰当的比喻，尤其是那些奇而不怪的新鲜比喻，确实是作者天才的标记。在钱钟书的《围城》里，其比喻的诡奇新鲜、丰富多彩、妙语连珠已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界。
窜改原典本义而自出心裁，就是《围城》运典隶事的第二大类：“断章取义”的“推理之譬”。下面的例句最能体现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放肆。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约翰牛’(John Bull)一味吹牛；‘山姆大叔’（Uncle Sam）原来只是冰山(Uncle Sham)，不是泰山；至于‘法兰西难鸡’(Gallic cock)呢，它确有雄鸡的本能——迎着东方引吭长啼，只可惜把太阳旗误认为真的太阳。”
又如：
西洋人赶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葫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要赶，不知不觉又走了一站。到时候它是否能吃得上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方鸿渐到下学期升他为教授。
月光下，鸿渐竟鬼使神差应命给了苏小姐一个“分量极轻，范围很小”的吻。这一吻非同小可，竟也会使苏文纨意醉神迷，吓得鸿渐赶紧借故逃走——文纨还以为他无法自持，怕他真干出傻事来。
“苏小姐目送他走了，还坐在亭子里。心里只是快活，没有一个成轮廓的念头。想着两句话：‘天上月圆，人间月半’，不知是旧句，还是自己这时候的灵感。今天是四月半，到八月半不知怎样。”
值得说明的是，钱钟书先生的幽默不同于老舍富于北京市民味的幽默，也不同于赵树理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幽默，它是一种机智而含蓄，俏皮或精致的学者式的幽默，充满了知识性和趣味性。钱钟书知识渊博，善于突破常规思维模式，“夸饰以不可能为可能，比喻以不同类为同类。”出奇制胜，造成幽默效果。作家形容外国办“说话里嵌的英文字”，不比嘴里嵌的金牙，比作“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处全无用处”。以肉屑相喻，不仅新鲜，而且含讽，幽默顿生。又如把精心打扮出了汗的脸比作“半融化的奶油喜字蛋糕”；老头子恋爱像“老房子着了火，烧起来没有救的”，“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这些比喻妙语连珠，妙趣横生，作者以奇特的想象，将具体的本体和抽象的喻体，庄严的本体和戏谑的喻体，美妙的本体和可怕的喻体扯在一起，产生意外的喜剧性效果。
一、文字的机趣与严肃的内容相融合
钱先生说“修辞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①我虽不能充分领略钱先生之文字游戏三昧，细读《围城》，倒也不难看出其修辞机趣的是处皆是。《围城》所体现的正是“文字游戏”的“机趣”与严肃重大内容的水乳交融，表现出来的正是钱先生学者式的幽默讽刺，文章的喜剧色彩表现的却是悲剧效果，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表现的正是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举个例子：
钱钟书还是个颇富幽默感的学者和作家。豁达的人生态度，使他无论在生活或在艺术中都表现出幽默的品格。他说：“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笑、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写在人生边上·说笑》）《围城》中机智幽默、妙趣横生的比喻就常常让读者会心一笑。小说写船到香港，方鸿渐与鲍小姐上岸吃西餐，一段生动的比喻让人忍俊不禁：“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好几天了；肉象潜水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
“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wer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再看，钱老先生那种无意中包涵的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的什么杂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也有牛津剑桥学风，不知怎样，外国的一切东西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外国的东西来一件，毁一件。”还有“中国是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那份滑稽的之情溢于言表，那中间透着一股辛辣味儿，笑之余，发人深遂。以上所引几例，文字之妙与文思之精细密不可分，深邃的思想凭妙趣横生的语言传达给读者，使我们既得到作者智慧的启发，又得到美文的享受。
【内容提要】钱钟书《围城》的语言造化浑然天成，令中外读者叹为观止。其语言深得“文字游戏三昧”，而又绝非词浮意浅的游戏文字。那幽默的语句，叫人忍俊不禁；那讽刺的语句，令人拍案叫绝；而那揭示人生哲理的语句又令人深思。笔者以为，其语言艺术的主要特点体现在：文字的机趣与严肃内容的相融合；能轻车熟驾地运典隶事；设喻取象的精彩绝伦。用这样的天才语言表达着深遂的思想和丰富的感情，也就有了不朽的《围城》。
有人说过“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我觉的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
二、能轻车熟驾地运典隶事
《围城》运典隶事之繁博，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运典隶事属“类比推理”，即所谓“古事比”。文学之“隶事运典”，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或“明理征义”（为了同样的目的），或“断章取义”（为了不同的目的）。两类用典，或“明”或“暗”，或简或繁。还有超乎这两类的“化典造境”，这是《围城》的重头戏。
运典隶事最能激发和表现作者创造才华的是“因旧词而别孳新意，遂造境而非徒用典”②。《围城》在这方面的创制，所下的功夫最大，最值得我们深入细致地去体会。
小说第一至三章，着重写方鸿渐与苏文纨的“恋爱”，其中插进赵辛楣、唐晓芙、曹元朗等人，关系微妙、情节复杂，创作意图是“鹅笼境地”或“连锁单相思”。若从苏文纨的立场看，小说的“化典造境”，明显地还有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