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太宗用人，体现了虚怀若谷的“大”，他在征战时吸收了原李密、王世允、窦建德集团的人才，吸收了瓦岗军的秦叔宝、程咬金等；这些人都是敌军的将领或功臣，他们曾经与李氏战场血战，曾经是李氏的阻力，然而这些对于李世民来说都不再重要，在他眼里，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人才，他们都将给唐王朝的发展很稳定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于是太宗重用他们，于是那个结果也发生了.也许这就是唐王朝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很多人却没有从太宗的成功中得到启发，他们仍然没有走出家族制度的阴影，这是中国以及全球华人在经营家族企业中的最大阴影——王安实验室---一个昔日辉煌的家族型电脑公司却渐渐走向失败，考察它的用人制度，王安重用他的儿子，一个数学家。由于王安的思想，公司的两个重要的高级管理人员Harold Koplow,一个聪明的工程师、John Cuningham,一个精力充沛的销售主管离开了公司他们的离去削弱了王安公司并且导致了一大批管理精英的流失。特别是Koplow的离去对公司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他曾在当时提出了现代工作站的原型---终端服务器网络。如果当初王安采纳了他的建议，那王安公司将跳出小型机与字处理领域而成为商务计算市场的有力竞争者。Fred Wang在总裁位置上坐了三年，在此其间公司效益每况愈下。回顾他领导公司的阶段，人们发现他是严格遵守着中国的传统，从来不在公众面前反对他的父亲。但这代价是沉重的，由于王安在诸如产品选择和价格策略等事务上坚持推行他已过时的想法，公司继续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前进，最终导致失败。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理解太宗皇帝的“任人唯贤”的人才思想的基础的建设性的作用。从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太宗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前代的经济、文化积累；交通发达，中外交流广泛、各民族和平相处，同时也有经历社会大变革后，社会渴望发展，厌恶战争等等，但是在这么多的原因当中，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太宗皇帝的“知人善任，虚怀若谷”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了。
一、任人唯贤，重Biblioteka 人才。 在中国封建社会，家族思想盛行，任人唯亲的现象不仅古代大为盛行，实际上在现代的民营企业中并不少见，“家天下”、“家企业”，于是带来的便是“任人唯亲”的用人思想，当然用亲近的人掌管王朝的重大事务当然有其“高效”的一方面，但是相对于它的弊端，它实在不是一种可以推崇的用人方法，当然本文没有必要深入探讨两种有人制度的优劣，我们要说明的只是——人才是创新的载体，创新是发展的载体，发展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变化。
无论是管理一个国家、社会，还是管理一个企业，甚至是管理一个更小的组织，我们都应该从太宗的思想中得到一些启发，毕竟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懂得如何用人，你就会懂得“如何创造历史”！
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鼎盛时期。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那个朝代，那么必然首选“大”这个字了，大版图，大文化，大思想、大民族……，如果要用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来代表那个朝代，那么必然首选“李世民”这个人了，可以说，是李世民这个人缔造了一个大的王朝，626年，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即位，年号贞观。贞观年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国力逐步强盛起来，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最终是降低管理效率，或许我们可以从贞观盛世来理解太宗的信任和授权的人才管理思想——不是时时刻刻的监督，而是无处不在的信任和积极有效的授权！
提及盛世，必然会想起大唐王朝，提及大唐，必然会想起唐太宗这位千古流芳的君王，提及太宗皇帝，必然会想起他的“知人善任，虚怀若谷”的人才管理思想，唐的兴盛，不能说完全由于太宗的人才管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影响着大唐一代代的有为皇帝，成为鼎盛的重要政治思想条件。现今，无论是管理一个国家、社会，还是管理一个企业，甚至是管理一个更小的组织，我们都应该从太宗的思想中得到一些启发，毕竟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懂得如何用人，你就会懂得“如何创造历史”！
三、信任部下，充分授权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公元645年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丽，停留在洛阳。临行，命宰相房玄龄留守长安，全权处理国务。有个官员声称要向皇帝举报，房玄龄问他告谁，那人回答到：“正是你！”房玄龄不敢隐瞒，立即派人用驿马送他去洛阳。李世民听说有人告密，就令武士持大刀站在前面；然后引见来人，问他：“你告谁？”那人道：“房玄龄！”李世民道：“果真如此，推出去腰斩！”并指令房玄龄说，你太不自信，以后如有类似情况，自行处理！也许这个问题会让大家疑惑，“这不是纵容吗”，其实我们反过来想，每个人都会有反对者，如果我们不信任下属，而重视他人的反对言论，那么下属如何才能积极工作呢？不信任就不能充分授权，不充分授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明哲保身，敷衍了事”
二、广开言路，虚怀纳谏
提起“虚怀纳谏”这个词，我们首先想起的就是太宗皇帝，也想起了千古留名的谏臣——魏征，还有魏征死后太宗的那句话——用铜制成的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端正；用古史的镜子，可以参照政治的兴衰；用人作为的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与过错。我经常保持着这三面镜子，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少了一面镜子。集思广益，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却只有太宗达到了化境，以后的皇帝以及现在的管理者都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一点，这也是太宗在用人方面的一个特色和成功之处。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还和太宗的个人心胸有关，他贵为皇帝，本是一个不容得任何相反声音的角色，然而他“容”了，而且容得出色，容出了一个大唐盛世。这里我们还可以王安公司的失败为例——在公司建立后的20年里，公司的创立者王安是以一种独裁的形式管理公司,但除一些日常的管理职能如发布正式的财务报表等外，所有重大事务均需王安最后拍板定案。事实上，为了保留这种特权，王安曾一度放弃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机会，这样他能限制股票持有人的表决权。因此，在公司的组织结构图中直接向王安报告的有大约150人之多。他的独裁的人事管理制度，封闭言路，限制表决权，这些已经在它的辉煌时期暗示了今天的失败。从这个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再次想起太宗的那句话：“以镜为鉴可以整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