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哲学的未来

中国教育哲学的未来

我们已经简单讨论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聚焦于儒家和王权。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想给传统教育哲学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我们这里主要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讨论和西方比较而言，中国教育哲学的一些特点。中西方不同的教育哲学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维持王权体系运作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非常成功。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中断，也和这种教育哲学有关。上面强调过，儒家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统治哲学。但如果从知识创新的角度看，儒家教育哲学就显得过于保守了，导致了王权政体的简单重复。

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哲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哲学的变化和政治社会的变化紧密相关。社会政治结构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分权，二是革命。这两个结构特征都为教育哲学的变化创造了条件。

首先是分权，即权力的分散状态。清末以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传统王权的衰落，但新政权则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和历史上每次王权衰落一样，权力的分散状态导致了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这次知识界的活跃有其自己的新特点。传统上，当王权衰落的时候，思想上尽管活跃，但还是在传统的边界之内。清末之后，则表现为传统上王权主导的儒家不再是主导性教育哲学，向西方学习成为风潮。其次是革命。革命是为了建设新政权。那些致力于革命的政治力量，需要新的知识体系的支持，它们也尽力诉求于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哲学。

这些变化也导致了知识界的变化。主要有二方面。第一是知识分子作为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群体的意识开始产生。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知识界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突然不见了，传统上高度制度化的“学”与“士”之间的关联中断了，而新的关系则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脱离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之一就是独立意识的出现。第二是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开始产生。“五四运动”之后，各种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体系相互竞争。政治力量对这些知识体系当然有所选择，但这并没有妨碍知识界对这些知识体系的执著追求。

即使在蒋介石时代，这种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还是存在的。蒋介石建立的政权不可说不专制，但这个边界是存在的。如果知识群体干预政治，蒋介石政权会干预教育和知识界，甚至镇压。但如果知识界对政治不感兴趣，政权对知识界并没有过多的干预。这种新的发展给中国造就了新的教育哲学，造就了新的教育体系。多年的积累，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西南联大集中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界最优秀的人才，也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人才。

集权消灭了教育界累积成果

可惜的是，这种近代以来的教育哲学，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生根。随着新政权的确立，政治回归集权，教育界的一切又变回去了。前面我们有意识地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儒家的教育哲学，主要是因为要说明这种教育哲学仍然占据当今中国的主流。尽管教育哲学的名称和概念换了，例如换成了马克思主义或者别的概念，但性质和内容没有什么变化。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实际上是一种分析哲学，分析资本和社会问题的哲学。但到了中国，或者被“中国化”之后，就演变成为一种道德哲学，就是用于判断事物和行为对错的工具。这和传统儒家没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社会的接受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体系也没有什么独立性，只是政治行政系统的一个延伸。政治和知识界没有任何边界，权力还是倾向于控制知识。除了传统上所具有的政治行政手段外，现在又有了更现代也更有效的控制手段，即通

过经济利益的控制等。知识界没有自己的边界，也没有自己的认同，仍然是一个依附型阶层，要不依附政治权力，要不依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知识界并没有强烈的意识，为了知识而创造知识，而是为权力和利益提供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有知识创造非常困难。

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教育哲学？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目前的格局难以为继。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专业人才。不过，现在的局面是不仅培养不出人才，连人也培养不出来。中国的教育界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了？这不是一个明了的问题。教育界担负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反社会的；教育界要培养爱国主义者，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不爱国；教育界要培养专业人才，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一点专业精神都没有。实际上，很多所谓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连一个合格的公民的素质都没有。中国的传统强调先做人，后做事。但是现在培养的人又怎样呢？专业主义没有养成，就连作为公民的基本素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教育首先没有把他们培养成人。

如果大学生竞争不过农民工，还要这种高等教育干什么！中国的家长非常辛苦，花大量的经济资源在小孩的教育身上，但有什么样的回报呢？最近几年出现了高中生罢考的现象，这非常容易理解。不过，在这个过程背后积累了社会对教育界（因此也是政府）多少的怨恨呢？传统上，教育界是最受人信任的一个领域，但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教育界有多少的信任呢？

再者，政治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也过于紧张。两者之间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两者之间的关系充满敌视。最终这种紧张关系会演变成一种零和游戏。现在在很多领域开始了政府向社会的分权运动，这个局面最终也必然扩展到知识界，知识界也必然会获得更多的自治空间。

因为教育界是政治行政体制的延伸，所以，如果要在政治和教育之间确立边界，政治行政改革必须是前提。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的改革会无济于事。实际上，从很多方面来看，政治权力方面也感觉到，在政治和知识之间建立边界的重要性。这种边界的确立，实际上对政治权力非常有利。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人才的竞争，知识体系的竞争。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知识领域，如何在主权国家间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在内部，知识发展的逻辑也在要求这一边界的确立。教育界如果继续处于一个依附地位，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利益，知识发展本身就很难成为教育界的主体。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

但说到底，能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改革呢？这些年来，已经进行了那么多的改革，但并没有很大的成效。大多改革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要进行有效的改革，必须同时进行两件事情。首先是确定改革的目标，其次是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改革的目标不能过多，过多就不是改革了。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专业主义应当是教育哲学的核心。现存教育制度和专业主义背道而驰。我们并不认为，如果目前的局面继下去，中国能够建立专业主义；但同时也意识到，我们也不能另起炉灶。也就是说，专业主义的确立不得不面对现存体制，是要通过改革现存体制来确立专业主义。如何在现存体制下确立专业主义呢？我们认为，这个突破口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