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无可说即是说也——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向度(一)

浅谈无可说即是说也——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向度(一)

论文关键词：天道；无言；直觉；体悟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哲学是通过人与天道的关系来理解和把握世界本原问题的。中国哲人从存在论角度来把握天或天道，认为天道无可说即是说也。一方面，天道无言。无言的天道通过人的活动呈现出来，通过人的活动赋予存在(天)以意义；另一方面，天道难以用名言表达出来。难以言说的天道，不能用概念思维来把握，而只能通过直觉思维来领悟和体悟。这种无可说即是说的天道观以及对天道的直觉体悟方式，显示了与西方传统哲学思维迥然不同的思维向度以及独特的把握存在(天道)的方式，在人类哲学文化史上具有鲜明的特色，有着自身存在的价值。哲学是人类思维的结晶。自先秦以来，中国传统哲学都是直接透过人与天道的关系来理解和把握世界本原问题的。中国传统哲学之思总是不断指向天道及其意义。由于对天道的“得”(获得)和“达”(表达)都难以离开名言的作用，于是对天道的探寻关联著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天道能否说以及如何说，“说”与“道”如何定位，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重要向度。

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与道、神与人、性与命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已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人们在表达对这些形而上问题的感受和思考时，发现许多内心世界的感受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许多思想家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语词或概念在表达某些思想时的软弱无力，甚至无能为力，于是提出了天道无可说的思想。

孔子最早揭示了名言在把握天道或天意时的局限性，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子贡曾感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性和天道皆形而上者，在孔子看来，它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因此“予欲无言”。“予欲无言”包含着相当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可道之道不是道德仁义、天道性命之全部精蕴所在，故欲无言；但另一方面，“不言，谁知其志?”故只能欲无言。子贡不解其心，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言而四季运行，万物化生。人固然不可不言，但人所追求的却是超名言之域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和“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的“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这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是一种超名言之域的“意境”，只能通过人的活动对天道的觉悟才能把握。

老子把道规定为“无名之朴”，更明确地突出了天道难以言说的性质。老子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隐无名。”在老子看来，“道”作为宇宙的本原，是无形无象无名的，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故“道”是不能用语言和名(概念)表达的。可道之道根本就不是“道”，而是“朴散则为器”的“器”。器是有限的、确定的，是可道可名的；而“道”是无限的，无确定性的，是不可道不可名的。“道”虽然无可说，但“道”作为一种总体性存在又是确实的存在，“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恍中有象，恍忽中有物。”因而，尽管“道”是不可以有所言说的，但为了显现它的存在又不能不对它有所言说，所以“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吾强为之名日大。”就是说，只好勉强给它取个名字叫“大”。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进一步论述了“道不可言说”的观点。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玄妙难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且“道”是“无”，是处于混沌状态的整体。包括语言在内的任何具体事物，都属于“有”，“有”只能表现“道”的局部，而不能表现“道”的全体。因而，道是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语言、思想和道三者之间具有不完全对应性。由此，庄子提出了“言不尽意”论：“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认为，被意会到的“道”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言”不能尽“意”中之“道”，因而“言”也就不能尽“意”。

魏晋玄学对名教与自然、言与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为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明确主张“言不尽意”说，认为“道”不可言、不可名。王弼贵“无”，他的“无”是在阐释老子的“道”

时提出的，是对老子“道”的抽象性的一种定性称谓。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日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在王弼看来，“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名以定形，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故日‘不知其名’也。”名言、概念指事造形，而道是混成之物，大象无形，所以非名言、要领所能把握。因此，圣人“不以言为主”，“不以名为常”，“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儒道之外，佛家亦涉及佛性与名言的关系。较之印度佛教之注重名相的辩析，中国的佛教更多地倾向于对名言的消解。僧肇以他的“不真”故“空”的本体论为基础，从各个角度论述了语言的界限。他认为，“至虚无生”的世界本身就是不可言说的。“无相之体，同真际、等法性，言所不能及，意所不能思。”佛教的真理“真谛”和作为佛的到达涅架之彼岸的最高智慧“般若”，也是常人不能用名言、概念来理解和把握的。禅宗讲“本来无一物”，主张“无念”、“无相”、“无住”，认为真如本性非概念所能把握，也是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所以，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本心”。

作为儒释道的融合，宋明理学承袭了老子“道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维结构形式，运用佛学的思辩结构和佛性学说，对天道与名言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以陆王心学为深刻。王阳明认为，“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因而，对天道的明觉并非仅仅依赖于名言的辩析，它更多地与体认和心悟相联系。王阳明常常以哑子吃苦瓜为喻，来说明这种非名言所限的体悟：“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白吃。”

总之，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天道作为宇宙本体首先不是言说的对象，如果勉强地以有限的名言去说无限的天道，则反而会使天道远离人。当然，无可说的天道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天道无可说即是说也。那么，无可说的天道又如何说呢?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思维对天道的把握方式。

二

道作为宇宙的本原，虽然无名、无形，但是它的存在，它使万物动态平衡统一，却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如何能把握这个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这就必须对于“道”的本原性与整体性作进一步深入的理解。既然“道隐无名”，且“道可道，非常道”，就表明用概念思维是无法把握天道的。因为运用概念思维，就会把“太极”或“道”变成概念，从“道隐无名”变成“有名”。因此，如果想真正把握天道，必须运用直觉思维，通过静心、诚意来体悟天道，通过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修养方式来体悟天道。

在如何把握道的问题上，孟子提出自得之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此所谓深造，并不是名言文义上的辩析，而是个体的体悟，其具体形式表现为尽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作为尽心与自得的统一，深造以道所追求的是道与个体存在的融合。

道家把“道”作为直觉思维的对象，体道的过程也就是直觉思维的过程，就是采取冥思默想的内省方式直趋天地万物的恒常本质的过程。老子认为对于绝对的道的认识，不是通常的知见方法所能获得的，愈是试图用认识相对事物的办法去认识绝对的道，则愈是远离真正的道。要想体道，必须“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览”，也就是说，必须使主体内心清静、虚寂达于极点，不受一点外来干扰。只有保持内心的安宁，不受任何情感欲望的影响，才能在静观中认识事物的真相，见道，得道，体道。庄子认为，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因而要从“言外”、“意外”去体会“道”。只有当人进入“无言无意”，不思不想的境地之时，才能真正得到了“道”。为此，庄子提出“心斋”、“坐忘”的方法与道合一。所谓心斋，就是保持心的虚静。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才能产生直觉，直接与道契合。所谓“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即要人们摒去心官知觉，排除理智推理，物我两忘，与道同体。庄子开辟了一条超越语言把握道的途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得意忘言”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