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复习

《古代文论》复习题

一、名词解释

1、（庄子的）“虚静”说

“虚静”说是中国古代有关创作构思的理论。“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极大地发展了老子的“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2、（孔子的）“兴观群怨”说

这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里提出来的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说法。《阳货》篇记载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指诗歌具体安排的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可以使人从诗歌鉴赏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观，是指诗歌真实地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状况，因而能让人从中观察出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群，则是人为诗歌可以有使人互相交流感情，加强团结的作用；怨；是指文学作品有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3、（钟嵘的）“滋味”说

这是南朝梁代著名的诗评家钟嵘最早在《诗品序》里提出的说法。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他认为只有“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的作品，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才是“诗之至也”，也才是有“滋味”的作品。为了使诗歌有“滋味”，钟嵘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方法，他将“兴”放在第一位，正是突出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钟嵘的“滋味”论，既可以看出他对艺术特征的认识，也是他对诗歌艺术的美学要求。作为钟嵘基本文学观点之一的“滋味”说，也像他的整个文学批评体系一样，对后代诗歌追求文学意味、对后代文学批评理论都有深远的影响。

4、（司空图的）“韵味”说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开篇就说：“文之难，而诗之犹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开宗明义地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提了出来。他的所谓“味”是指“咸酸之外”的诗歌的“醇美”，这显然是指意境的特体内涵——丰富的审美韵味。这种韵味不是任何一篇诗歌作品都具备的，必须是有意境作品的特质。而有“韵味”有意境的作品，也就是他在《与极浦书》中所说的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作品。这“四外”说都是论述意境的特殊性质，有“四外”，即有意境，也即有“韵味”。司空

图的“韵味”说和他的“四外”说对诗歌的意境理论作了深入细致而又精辟的分析阐述，对后世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宋代苏轼的“远韵”观、严羽的“兴趣”说、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受到司空图“韵味”说的影响。

5、（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说法。所谓“诗穷而后工”，从字面上讲，就是说困厄的人生境遇，能使诗人创作出工致精妙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诗歌作品。在欧阳修之前，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大体上都是说创作主体的生活环境与创作潜能之间的关系。欧阳修继承了他们的说法，并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诗穷而后工”说。根据文章的论述，欧阳修是认为：一、诗人“穷”而“自放”，与自然界有较密切的接触，能“探其奇怪”，真实形象地描写山水风云、草木鸟兽，与外界事物建立起纯粹的审美关系；二、困厄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一般人难于言状，却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第一个明确地提出来的，它较准确地总结和概括了诗歌创作的实际情状，后世的诗论家也常常以“穷而后工”来评价一些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创作。

6、（公安派的）“性灵”说

明代从弘治、正德之间到嘉靖、隆庆、万历之际，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摹拟文艺思潮占据文坛主要地位，其后，湖北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提出了“独抒性灵”的“性灵”说以抨击复古派的主张。袁宏道更是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性灵”说惟一最重要的规定就是一个“真”字。提倡诗文创作必须抒写作家的性灵，表现内心真情实感，应该是自然天性的流露，反对蹈袭古人，摹拟剽窃。只要文学作品是真性灵、真感情的流露，即使有“疵处”亦是好作品。因此，他认为，当代的诗文因无真性灵、真感情，故不可能流传，而那些闾阎里巷的妇人孺子所唱的民歌，因是“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倒是有可能流传。“性灵”说继承了李贽的“童心”说，打击了前后七子派的复古思潮，并对稍后的竟陵派，以及清代袁枚的文学理论主张都有较大的影响。

二、问答题

1、孔子主张“诗可以怨”，请指出：什么是“诗可以怨”？它对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产生过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诗可以怨”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提出来的。篇中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可以怨”是说诗可以“怨刺上政”（《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实际上就是说诗歌可以对现实中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诗经》中许多民歌和一些文人作品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揭露，如著名的民歌《魏风》中的《硕鼠》、《伐檀》等，以及《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大雅》中《桑柔》、《民劳》等，或揭露，或批评，或讽刺，或讽谕，都可以说是“怨刺上政”的作品。

“诗可以怨”对我国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后世的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批评现实社会不良倾向的内容，而屈原、杜甫、白居易等人更是在主观或客观上把“诗可以怨”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内容或主要追求目标。即使到了现代，许多进步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