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乾盛世

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是清朝近300年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

但康乾盛世犹如落日余辉，自乾隆以后，黯淡无光，清王朝也进入了离乱之秋。

“盛世”铨释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鼎盛时期，史称“康（雍）乾盛世”。

什么叫“盛世”？学术界确有不同认识和不同的解释。

毋庸讳言，“盛世”是封建史家对历史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概括，他们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实有严格的内涵规定。

译成当代的话，“盛世”乃“最好的历史时期”之谓。

总观中国历朝历代，“盛世”的内涵，应包括：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政局稳固、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等。

当然，这不是封建史家规定的“盛世”标准，也不曾作出过规定，但他们所肯定的“盛世”，无不包含了上列各项“指标”内容。

在清以前，为史家所共识的“盛世”有：西汉“文景之治”
至武帝而极盛、唐“贞观之治”至开元而成盛唐局面、
明永宣之治而至盛。

还有一盛世，即为史家所忽视，也为孔子所哀叹“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

以上“盛世”，都是封建社会最好的历史时期。

应当指出，史家所指康乾“盛世”，既不是与清朝衰败相比较，也不是只与前一朝的末世相比较而言的，而是史家从中国历史的全局即对各朝各代进行比较后作出的判断。

“盛世”成因
清朝以前的几个“盛世”，皆从大乱走向大治。

清康乾盛世也不例外。

清承明末天下大乱，入关以来，经几代人不间断地奋斗，最终将清朝推向鼎盛。

清朝自顺治元年（1644年）进关，历经18年统一战争，削平大顺、大西及南明诸政权，除台湾，全国归于一统。

以摄政王多尔衮、世祖为首的统治集团所作的一切努力，为清朝全面实施大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玄烨即位（圣祖）后，又经20年进一步治乱，以康熙二十年（1671年）平定吴三桂8年之乱为契机，乘胜收回台湾，圣祖首次南巡，亲临治黄工地，阅视河工，标志国家全面转入经济建设，从而拉开盛世的序幕。

康熙朝开创了全新的盛世局面。

雍正朝继其后，继往开来，继续把盛世推向前进。

乾隆朝集前三代人之大成，始成
“全盛”之局，达到了鼎盛。

康雍乾盛世持续百余年，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

清朝入关，首要吏治，从严整顿，大得民心。

明末吏治腐败，是其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朝统治集团，时时以明亡为戒，大力整顿吏治，扫除明末以来的贪风和颓风。

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顺治亲政后也说：“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

”康熙治国，宣布“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

雍正即位，向全国臣民宣示：“朕惟国家首要吏治。

”他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乾隆朝已进入鼎盛，仍不放松吏治，以“整肃官方”，达到“惠爱斯民之至意”。

三朝澄清吏治的思想及治国方针，一派相承：一方面严厉打击、惩治贪官污吏，另一面，大量表彰廉吏，树为清官典范，倡导百官效法。

终数十年之整顿，吏治完全改观。

全面恢复明末以来已遭残破的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盛世的到来准备了丰厚的物资条件。

明末经天启、崇祯两朝政治之败坏，农民战争与明清（后金）战争之蹂躏、清与大顺、大西、南明诸政权的军事较量，全国已乱了半个多世纪。

农业残破，百业萧条，社会经济崩溃，人口锐减，土地抛荒，一派凄凉！清朝能否立足、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是根本。

从顺治始，特别是康雍乾三朝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业为国本，不遗余力发展农业经济。

这集中地体现在康
熙所表述的思想。

他说：“农业实为国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

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两者为先务。

”这一指导思想，在三朝得到了全面地贯彻，实施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计划，主要有：全面推行垦荒政策，给各省规定垦荒完成的任务与时间，以垦荒多少实行奖惩；资助农民垦荒。

至雍、乾时，垦荒向边疆地区发展，指令当地驻军实行“军屯”。

乾隆提出，“既使地属奇零”，乃至“山头地角”，也要辟为良田，能开“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

”耕地稳步增长。

自康熙时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收到巨大成效，历30年，水患消除，农业连年丰收。

乾隆时，继续兴修水利，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

不断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蠲免、赈济，让农民生活安定，生产发展。

康雍乾三朝坚持国家“大一统”，制定并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安定边疆，消除“边患”，长治久安。

入关前，清朝已建立了满蒙汉的政治联盟，实行“满汉一体”，满蒙联姻的亲谊政策。

入关后，其国家疆域与民族观念发生巨变。

康熙三十年（1691年），圣祖提出了废长城、“中外一视”的战略思想，突破了两千年间因长城而形成的内外、华夷之别的传统观念，把“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与实践发展到了极限。

针对西北地区准噶尔部屡次兴兵叛乱，清朝坚决反对分裂，历70余年，以重大的代价，赢得了最后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西北包括青海、新疆等地及西藏问题宣告解决。

在
西南地区，废土司，设流官，即“改土归流”，于乾隆时全部完成。

在思想文化领域，康雍乾三朝牢固地确立了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兴学校，办教育，培植大批人才；大力推进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整理典籍，大量编纂如《四库全书》等为时代标志的图书，实集传统文化之大成。

应该说，这对盛世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

故史家盛赞：“康熙年间，人文最盛”，恰“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猗欤盛矣！”乾隆时，已形成“文治之极隆”的鼎盛局面。

康雍乾三朝治国方略及政策长期保持了连续性，互为继承，各有发展。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统治集团长期稳定，政局平稳，内部矛盾和斗争很快被化解，于大局并无防碍。

历史证明，维持统治集团内部的一致性与稳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康乾盛世形成的主要原因。

“盛世”辉煌
康乾盛世，是清朝近300年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它以一系列的成就显示了自己的辉煌。

经济指数，无疑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首要标准。

康雍乾三朝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究竟发展到何种水平，可以从
耕地、粮食产量、人口与人均产值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据《清实录》载，雍正二年全国耕地已达8.9亿余亩，已远远超过明末崇祯时全国耕地总数6.7亿亩。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增至9.5亿亩，至乾隆末年，已超过10亿亩。

人口发展也快，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已突破1亿大关，雍正十二年则为<REC>1.4亿，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了3亿大关，人均占地3.5亩。

粮食产量约计2040亿斤，人均口粮约680斤，如扣除饲料、酿酒、制酱等用途，人均口粮仍达600斤。

18世纪末，中国的粮食产量能养活3亿人，这一成就，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

财政保持增长的势头，其财力雄厚更显示其经济繁荣的程度。

顺治时，入不敷出，根本无积蓄。

康熙时，前中期呈增长态势，至晚年，由于钱粮亏空，库存银仅有800万两。

雍正时大力整顿，雍正五年（1727年）已增至5000万两。

而乾隆时，常年保持在8000万两上下。

国家财政充足，施惠于民，实行大规模蠲免钱粮。

据《清圣祖实录》统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六年（1707年），累计免去全国各地钱粮达一亿两白银。

又自康熙五十年为始，三年内轮免一周，“总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零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

”同时，宣布自是年后所生人丁“永不加赋”。

乾隆时，先后四次蠲免全国钱粮，总额达1.2亿两，堪称中国历代蠲免之最，突
出地显示了盛世的经济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

康雍乾三朝开疆拓土，中国疆域再次扩大，远迈汉唐，亦超越元代。

清代中国的疆域，其东北地区，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其西北地区，西至巴尔喀什湖以西；其北部地区，北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恰克图；其南部，至南沙群岛；其东部，达沿海地区。

清朝盛世时疆域辽阔，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盛世的文化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异彩纷呈。

诸如《红楼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都成为盛世时代的文化标志。

著名的考据学派即乾嘉学派独树一帜，是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诗歌艺术，格调、性灵等门派纷立，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

学术百家争鸣，艺术争奇斗妍，构成了一幅盛世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观。

康乾盛世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

以往论者对其成就有所忽视或评价不足，甚至完全否认，断言清朝入主中原，使中国落后了一百年，这些观点未免偏颇。

夕阳残照
当然，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自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如，科技落后，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新发明；拒绝对外开放，封闭国门，甚至将西方科技也拒之于门外。

严格的思想专制统治，制造了
不少文字狱，使正在萌芽中的新鲜思想受到压制与打击，等等。

历史已经证明，封建社会不可能有永久的盛世。

当康乾盛世发展到顶峰时，也就是它衰落的开始。

乾隆晚年，力求“持盈保泰”，却无法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

当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把皇位禅让给嘉庆时，白莲教起义爆发，敲响了盛世的丧钟，百余年盛世就此终结，清朝在“盛世”的余辉中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