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应如何正确对待问题

中日两国应如何正确对待问题

一．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10-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过渡期和社会转型期。所谓经济过度期，大体上相当于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其基本特征是“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促进经济进步的力量扩大了并且开始支配整个社会。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时期。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完成了为起飞创造了前提条件的阶段，但却因在起飞阶段遭受挫折最后导致现代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日本经济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中国要顺利完成经济起飞阶段需要一个好的或较好的中日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相互贸易和投资的深化以及多种合作形式的开展，中国与日本日益形成荣辱与共的经济共同体。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主要是由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推动的。而日本企业来华投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经济利益。在垂直分工型的中日经济结构中，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更能获得高额利润。而且，迄今为止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大部分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非高科技中小企业。但这一切并不能否认下述事实：在日本对华投资的拉动下，两国之间在生产、贸易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在经济上已经步入相互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阶段，相互间的贸易多具有 “产品内分工”和“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的性质。考虑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尽管中日双边经贸往来的结果是双赢，但我国的相对收益要大些；虽然未来日本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经济，日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甚至会与日俱增，但相对而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日本。如果中日关系出现的波动伤害了双边经贸关系，虽然害在双方，但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起飞阶段，而日本早已进入到经济增长与现代化的最后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因此相对而言，我方蒙受的损失要严重。此外，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开展。日本是东亚第一经济大国，也是东亚惟一一个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国家。如果中日关系进入僵局，东亚合作也难以得到真正推进。
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需要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日关系。维持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顺利度过社会转型期，与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现今中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同，对日关系的处理本身具有容易引发中国国内矛盾与分歧的复杂性和特殊

性。地理毗邻、历
史多有恩怨、同为亚洲大国等因素，决定了中日关系在两国民众心里有着特殊的含义与分量，并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社会和问题的高发期，如果中日关系失去控制，相互攻讦、甚至敌视状态继续恶性发展，就容易由一个国际问题转化为一个国内问题，如引发国内对日态度的对立和分歧，引起民众对政府政策和措施的不理解、不满乃至对立，甚至存在诱致其他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的可能性。鉴于中日关系的恶化容易影响国内的稳定发展，损害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百年大业，虽然与中国的稳定发展相比，中日关系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但必须对这个次要的问题以重要问题加以看待。
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秩序，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也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所负有的重大责任，要求两国之间必须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在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日交恶，不仅会直接影响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会损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环境。此外，“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目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同时，周边国家也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够在地区扮演积极角色。即使从纯博弈的角度看，目前我国也不宜扩展同日本的对立和对抗。日本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如日东升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已经出现衰落迹象的国家。在中日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重大变化情况下，即使中日之间必须发生对立和对抗，也是发生的时间越晚，越对我方有利。立足于长期维持中日之间和平友好状态，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只要中国经济能够在未来一个时期依旧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就越会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 中国的大战略考虑：避免中日对抗，积极争取日本

日美同盟从来都是中国最担心的战略挑战。中日尚未建交前，中国就认为美国为对付中国，必然要扶植日本。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有些怕日本，是“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这一条约包括了美国对中国的一个企图，因为“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毛泽东认为，日本实际上是一个被美国控制的半占领

国。中国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经济现代化
、在地区与国际安全秩序中的地位仍然要受到日美同盟关系的极大影响。这是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现实，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对付日美同盟问题是中国面对的对外最大挑战之一。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基本上是个单极世界，日美同盟关系是这个单极世界的一根最关键支柱。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几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是中国的头号对外问题，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是中美矛盾。日本的对华政策将越来越受到美国的影响，日美在对待中国上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
为了避免中日对抗，美国从中渔利，也为了建立相对良性互动的亚太地区中日美三边关系，中国应该在战略上努力争取日本，推动中日关系发生积极的变化。为此，我们要思考与面对以下四个大问题：

第一， 如何认识日本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中国当然要警惕日本右翼与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这不是过度反应，而是日本右倾的现实迫使中国作出的正当反应。日本具有一夜之间武装成为超级军事大国的巨大实力。反恐战争后，日本国内立法已经赋予自卫队超出日本和平宪法外的权限。这些不可避免要引起中国对日本在地区与全球安全中寻求更大的角色的深刻担心。如果“正常国家”的指标是变成一个重新武装的军事大国，且可能导致与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冲突，特别是日本能够在今后的台湾海峡与南海问题上进行干预，这样的“正常国家”将是中国的恶梦。不过，如果一个重新正常化的日本有所摆脱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变成亚洲的一部分，在地区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上加强与中国的协调，起到建设性的维持地区稳定与繁荣的作用，并显示出它是与中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长期友好共存、而不是与中国为敌（包括假想敌与潜在敌人）的态势，那么，中国应谨慎地欢迎这样的“正常国家”。

第二， 如何让中日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共同推动力量。为增强竞争力，日本制造业已经纷纷转移到中国大陆生产。中国加入WTO后，日本服务业也将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在战略上有所紧张的同时，中日经济关系却不可避免地在深化。中日经济关系的开展应该越来越多地在业已存在的东亚地区合作框架下进行，这样有利于把两国关系纳入东亚地区主义进程，让两国更多地为共同的“东亚”地区而合作。日本的经济未来不在美国而在亚洲。20世纪80年代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 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日本应该面对现实，努力重新融入东亚，在东亚经济重建中决定其21世纪

的真正大国地位。这一点，中国应该令人信服地传达给日本。

第三，
如何加强与日本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要高度重视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与反战主义力量。日本是否重新武装与修改和平宪法，关键取决于日本国内民主机制是否具有这样的约束力，取决于日本的和平主义与反战主义力量。日本人民是决定日本是否修改现行和平宪法的主要因素。中国要加强中日民间交流与公共外交，努力建立两国社会之间的可持续友好关系。

第四， 如何推动中日美三角关系的相对良性互动。以合作与斗争并重争取中美关系回到交流（所谓互相“接触”）的轨道。在日美关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将越来越取决于美国因素。如果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日关系也势必将紧张。改善中美关系当然有助于改善中日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改善中日关系的最理想的结果是中美日三国关系有所等边化与良性互动化。



为了使中日关系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进行探讨，以便寻得解决的办法。



三．国家利益所在决定了我对日关系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一切以有利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为出发点，对日本继续保持主动的姿态和足够的耐心。要充分认识中国日益强大对国际关系格局和周边国家心理状态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学习和习惯做一个正在成长和壮大中的国家，正确、妥善对待相关国家的各种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在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扬我行我素精神，表现出泱泱大国应有的从容与大度。对外部杂音过于敏感，甚至一触即跳，往往会分散精力，甚至导致发展方向的迷失。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允许日本对中国的强势发展有一个心理调适过程。
努力扩大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都进入国家发展的重大转型时期，中国正在由地区性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迈进，日本则正在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而如双方都真正想达到各自的战略目标，彼此之间又存在在互博弈中将各自利益最大化，甚至双赢的可能性，因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由政治大国走向经济大国，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都需要有一个好的周边环境，都必须保持和平发展的心态，都必须在世界政治和区域国际政治中肩负责任。总之，在达成各自战略目标方面，双方关系尤其具有“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性质。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用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历史,用那种奋起救亡图存的精神,教育

和激励我们的下一代,牢记历史,振兴中华,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同时,要引导国民以理性的态
度对待日本的错误做法,用更适合的方式把中日之间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解决好。最重要的是从我做起,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四．　２１世纪中日关系展望



展望２１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２１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目前，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日本是我国的重要近邻，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两国人民往来频繁，交往密切，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如果双方关系搞坏了，只能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局面。就象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抵制日货”，作为每个国人个人来说，是很容易做到，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我们虽说抵制日货，可北京的地铁和首都机场的建设费中有一部分日元贷款，你不可能因为有日元贷款，这两处设施就不使用了。北京现在正在建设地铁，所用的开掘机就由日本制造，现在能说不用这个开掘机让工程停下来吗？另外你说抵制日货，是整体的还是零件性的？比如说有一些中国品牌的汽车，它的发动机用的是日本的，怎样实现抵制日货？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给两国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在的利益，这种经济交往是互利共赢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提出这个口号是不现实的，也是缺少常识的表现。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理性解决中日问题。一个理想的目标是，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打破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局面，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表现得很软弱，而是我们要有大国思维，“老子说，善战者不怒。”我觉得我们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面前，需要一种辩证思维。首先，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评日本方面在中日友好事业上开倒车的种种劣迹，要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咱中国老百姓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人说“实力是最有发言权的。”此语不无道理。没有血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华民族要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除了血性之外，还应有智慧，有胸怀，有远见。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现在的中日关系中，有很多问题是发
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这确实需要理性和智慧。虽然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局面，但是加强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仍然是中日两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关系三个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并且三次提到日方要采取实际行动。只要日方恪守三个重要文件精神，中日关系就会回到正常轨道，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９７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日两国应该登高望远，进一步拓展交流合作的领域，扩大交流合作的规模，进一步加强民间往来，为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才是中日关系的最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