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20多年中国大学改革与发展的简单回顾

对近20多年中国大学改革与发展的简单回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是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发生巨变的历史阶段，对此社会舆论评价褒贬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名亲历者，我认为，评价的主要标准是：（1）大学教育整体发展是否符合国际现代大学发展历史的共同规律；（2）大学教育发展是否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3）对每所大学来讲，关键是是否找准学校的发展目标定位，抓住发展契机，办出特色、个性和水平，形成比较优势。“崇尚学术和适应社会”是大学的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双重哲学基础。

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20多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一批改革开放后被选派出国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回国后陆续担任了高校领导职务。他们面对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他们在留学中亲身体验到，西方大学历经千年发展成现代大学。其中，从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纽曼），到大学要实行“自由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洪堡）及“大学教育要直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威斯康辛）等等。这些基本观点已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共识，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也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办学理念。

我国现代大学发展比较晚，从1895年北洋公学算起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早期留学回来的学者的主要贡献是把西方及前苏联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介绍给国内，形成一些现代大学的课程。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教师基本上是本校优秀本科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科研能力普遍较低，当时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教学型大学。大学内对“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提法及是“教学养科研”还是“科研养教学”一直有所争论，学校内形成教学、科研两张皮。为改变这种局面，许多大学的领导不遗余力地从提升大学教师的科研能力着手，选择突破口、切入点着力改革并取得成效。其中，南京大学曲钦岳校长提出“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教学、科研共同发展”，并且要求每位博士生必须发表两篇SCI文章才能拿到学位，在曲校长的强力推动下，南京大学连续7年SCI文章位列全国高校第一，学科建设水平、教师科研能力也都迅速提高。浙江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元气大伤，以至于文革后全校的院士是从零基数开始，路甬祥校长以“发展研究生教育”为契机，提出“有了博士生就有了科研课题、科研经费，也就会有科研成果和优秀的教师生源”。因此，浙江大学抓住一切机会和手段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

其规模一度比其他同类学校高出一倍以上，使得浙大在学科布局，特别是理科博士点的布局及国家重点学科的争取中都取得主动。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都曾经长期未列入国家重点建设行列，而靠学校自己的努力走到国内高校的最前列。东南大学韦钰校长坚决贯彻“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并向科研倾斜”的方针，强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构建了10个多学科“上、中、下”游一体化的基地，实行科研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强化编制和岗位意识，正教授60岁退休，破格提升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学校科研水平迅速提升，十大基地后来都分别成为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或行业重点产学研基地，使东南大学科研水平、办学实力有了很大增强。

这一历史阶段也伴随着从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教育的恢复和快速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211工程”，推动一批“教学型大学”开始向“研究型大学”转型。大学要从事高深学问的研究，大学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科研能力已逐步深入人心。在这一时期，大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了“质”的提升。

洪堡的大学理念推动了大学功能的转型，其实质上是大学教师队伍的职业素养发生转变，大学应当由具备科研能力、学术素养和承担教学工作的人来构成教师的队伍。但这不是少数人的变化，而是教师群体素质的变革，既需要有眼光和举措，也需要有时间的积淀。

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执掌上海大学（及其前身院校）20余年，推进了一系列改革，也使上海大学取得长足的发展，在接受本科评估时，我问他：“钱老，你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最满意的是什么？最不满意的是什么？”他说：“我最满意的是用我的思想办了一所大学，最不满意的是教师队伍达不到我的要求。”

钱老的话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只有先进的理念还不够，最核心的问题是教师队伍建设，必须打造一支和学校地位相当的“能搞科研、懂得教书、善于育人”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进而形成高水平的学术团队和教学团队。

当然，即便改革出发点是好的，改革的切入点选择不当也会事倍功半。当年也有一位从国外回来的“院士校长”，积极推行一系列改革，如学习日本的“讲座制”，打通年级界限、师生界限等。同时又把基础课教师集中起来，专门从事教学，并按劳付酬，看似调动了教师教学积极性，却违背了大学教师必须教学、科研并重的双重职能和“没有高水平研究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教学”的规律；同时该校还照搬国外模式，机关不设科、处，一律设“岗”，学校只设教育长、总务长、

秘书长等职，结果造成相关职责不明，累坏了“三长”，学校行政效率、服务质量下降。

这些例子都说明，改革关系到学校的长远发展，认准目标，找准切入点，坚持下去才有成效；但改革必须遵循大学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特别要切合中国国情和现阶段学校的基础和条件。

第二阶段：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世纪之交的十多年间

在国家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推动下，这一阶段是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外延扩张，内部结构调整和变革最剧烈的时期，也是中国大学发展抢抓机遇，重新站位的历史时期。

其中至少有五件影响高等教育全局的大事：院校合并与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连续多年的高校扩招，中国快速、低投入地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教育的收费改革和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的改革；“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持续推进；“全力推进素质教育”和“新世纪教育质量工程”。

这些都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由政府主导、强力推动的改革，主要还不是由大学自身发展引发的，但是对大学管理体制、大学内部结构、大学的办学理念等都带来重大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教育界内外赞誉声、批评声不绝。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先生说，“中国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按刘道玉先生话讲：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乱”。学界对这些变革的起因及给大学管理和发展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了多年探索，大学发展也成为这一时期每年“两会”委员和代表热衷的话题。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庆幸中国大学发展终究平稳地度过了这一时期，大学的领导、管理者和广大教工功不可没。通常，教育理论家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教育批评家会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而大学领导和管理者，头脑想的是在现实条件下我们能做什么，这就是常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在这样巨大变革时期给中国大学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许多大学抓住机遇实现了浓缩历史的跨越式发展：

一是，大学的办学条件有了根本性转变，硬件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大学扩招的时代背景正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行时期，扩招引发新校区建设恰恰利用了银行的低息贷款和地方政府为拉动经济而给予学校的优惠政策，完成了办学空间腾挪的百年大计，用低成本为学校积淀了优质的校本资产，包括图书馆、实验室，学生学习、生活条件都有了根本性转变。如今，哪个学校还想再建新校区或扩大校区，几乎都是非常困难的事。

二是，推动了大学学科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在中国重现了一批学科齐全

，有较高起点的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国大学基本上是单科性或多科性大学，包括北大、南大、中大等这样的大学也都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改革开放后，由于学科发展和培养人才的需求，大学都希望向文、理、工综合学科、专业体系上发展，但成本很高，进展较慢。如，东南大学上世纪80年代末43个本科专业除管理工程外，其余都是纯工科专业，要重建理科、文科；中山大学老领导就希望能恢复医科；南开大学办医科，一度因没有附属医院而成为鸡肋。从地区高校学科布局上看，重复建设现象也很普遍。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的院系调整从政府层面解决了合并中包括资产转移和学科合理布局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难题，这是许多大学领导和教师梦寐以求的事。当然，也对大学自身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大学在各个层面上有了和国外大学平等交流的平台。

三是，收费制度和就业制度改革促进大学真正面向社会办学，增强大学的社会责任感及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它的更深刻意义在于，大学的办学和发展不仅听命于上级教育部门的意见和指令，而且越来越要接受社会舆论的评价和学生家长的选择，社会评价将决定大学的社会地位和未来发展。“大学排名榜”正是这种现象的一种反映，几百万考生关注的大学品质已不仅仅是学校的学科成就，而是大学能为学生学习提供什么样的教育资源等等。大学招生广告的“卖点”也主要是学校能为学生提供些什么良好的教育服务。

这一时期，不同学校发展也是不均衡的，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学校领导班子能否有明晰准确的办学思路，善于把握机遇，化解矛盾和不利因素，凝聚人心，集成创新。例如，“985工程”学校在这一阶段基本上完成了学科结构的调整及学生结构的调整。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规模有了很大增长，本科规模和研究生比例维持在1:1左右。但是如何实现高水平大学建设，各校领导的思路和选择的路径就有所不同。

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未校长，在位7年，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学校取得显著发展，学科水平、办学条件都走到同类高校前列。他的办学思路是：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应当简化成一个可以检验的标准，这就是要做出历史性贡献，而且这些贡献应是在学校里产生，全面开花就是一流大学，部分学科上成功就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实现的路径是：选择通过参与和完成国家的战略需求走向高水平之路。为了争取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各个项目，学校在五个环节上

下功夫，即学术带头人、重点项目、科研环境、团队建设和标志性成果，并采取一系列相关举措，包括把北航从一个面向航空、航天的行业性大学向以航空、航天和信息为特色的一流大学转变。

中国农业大学原本学校办学条件差、教师待遇低，影响教师积极性，校内矛盾重重。陈章良就任校长后，提出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农业大学，不惜花重金改造校园、校舍，建筑增加的面积是原面积的两倍。在欠债基础上，还借巨资大幅度提高教职员工待遇，虽然给后任留下近20亿债务，但毕竟留住了人心，引进了人才，使中国农大的学科水平进入世界同类学科的先进行列。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的逐步化解，今天来看，只要把钱用到关键点上，适度超前，欠债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中山大学在世纪之交抓住了“珠海校区、广州大学城、‘985工程’及和中山医的合并”四个历史机遇。虽然每个机遇背后都有不少困惑、矛盾和难题，但最后都成为学校发展的推动力，其中以明确学校发展定位、积极推进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及大学文化建设等举措统一了思想，凝聚了人心，聚集了人才，增强了学校发展活力。从2003年开始的校内津贴及其后的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及从2000年开始的历时两年多的“大学文化与中大精神大讨论”都是其中重要的抓手和举措。

上海交通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的进程中，坚持国际化发展战略：第一步，要求每个系（学科）都要瞄准和追踪国际同学科最好的参照对象，找差距、树目标；第二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评估机制和人才信息库，目前存储人才已达7000之多；第三步，开辟“绿色通道”，设立“特别岗位”引进人才，并邀请世界各名校原校长担任顾问，成立高层次人才聘任委员会，专门负责引进人才的审核、评价和聘任，近5年已引进300多名优秀人才。同时建立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应的薪酬体系和终身教职体系，加快了“一流师资队伍”建设步伐，带动了全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地方大学中，苏州大学、郑州大学等学校都明显地走到同类高校的前列，有许多经验可总结。当然，这一期间丧失发展机遇，学校发展滞后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每一届班子都应当承担学校发展的历史责任，在位一天与其抱怨、诉苦，不如集思广益、寻找发展的契机，变被动为主动，变机遇为动力，历史由后人去评说。

在这一阶段，我国基本上建设了包括39所“985工程”学校，112所“211工程”学校，和一批省部共建地方大学及形成公办、民办、职业教育和独立学院等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

形成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多样化、多模式、多层次、多渠道”办学模式和格局；也完善了包括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等在内的学位教育体系等等，使每一所大学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努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第三阶段：可以从2009年酝酿和编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开始算起

其主要标志有：一是，2010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教育规划纲要》），明晰了到2020年我国教育发展的总体方略；二是，2012年已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并将保持稳定增长，教育经费有了很大提高；三是，2012年3月23日召开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推出了《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和《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下称“2011计划”）等文件，对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学校协同创新能力作了周密部署。

这一阶段显著的特点是：政府高度重视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并给予切实的引导和支持；国家成立了以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为组长，包含20多个部委领导在内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启动实施了50项教改重点任务，425个试点项目（含228项高教领域改革项目），着力从体制、机制着手解决教育发展中最困难、最急需、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解决群众最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按《教育规划纲要》要求，成立了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聘请了包括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科学院、工程院、民主党派及各方面的64位专家，分成10个组，对国家重大教育改革发展政策进行系统调研、论证和评估；前不久又成立了“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着重对解决当前考试招生领域里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提出指导意见或建议，积极稳妥地推进国家教育考试改革。

这阶段改革与发展的核心理念包含：走以质量和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教育体系。我们正是要站在这个历史的基点上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大学，并深入思考和推进大学的改革和发展。

当前大学改革与发展要解决的两个突出的共性问题

如何回归大学的育人本位，真正以人才培养工作为中心，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大学内涵发展的核心要务应当是抓好人才培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当前，在人才培养上，大学已拥有了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问题是用怎样的教育理念去用好、用足学校的自主权

。洪堡的教育理念并不是要在大学割裂开教学和科研，而是主张“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核心是教师队伍自身素质的转化。20多年来，我国大学教师队伍已发生根本变化，一批学历完整，具有科研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中青年教师成为学校教师队伍的骨干，而且大学的定位已趋于稳定，办学条件和经费也大为改善，大学领导和管理者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到教育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上来，正如美国的一些名牌大学也曾经历过“研究与教学相冲突时期”，也曾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如今也已回归人才培养的本位，以“找最好的老师，招最好的学生，提供最好的学习条件，以达到最好的人才培养效果”作为学校吸引优秀生源的“卖点”。丁肇中教授讲，在麻省理工学院有61位国家工程院士、28位国家科学院士（2010年统计），但该校除他因承担国际重大项目特例外，其他任何教授都必须为本科生开课，在2010年该校还获全美高校本科评估第一。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学校办学自主权，营造“教学神圣”的校园文化氛围，从制度、机制上让最优秀的教授能进入本科生课堂，让学校优质的学术资源能为本科教育服务，让在教学上做出奉献取得显著成果的教师获得应有的尊重，使学校在学术发展和教学工作中找到结合点，真正回归大学人才培养的本位，是当前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核心要务。

如何切实提升学校创新能力，努力适应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使大学真正走进社会发展的中心

在美国，“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不仅是指哈佛建校早于美国建国，更是强调哈佛大学在美国国家发展中的重大影响和重要地位。中国现代大学发展较晚，且一直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科技水平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也长期处在社会发展的边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关键的转型期，大学要用自己的科技和智力更好地服务社会，首先必须完成大学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型，从中找到自我的价值和发展的机遇。最近颁发的“2011计划”正是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以“国家需求，世界一流”为根本出发点通过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模式，有效地支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大学真正走进社会发展的中心。

当前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抓手与着力点

第一，关于大学文化和大学制度的建设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二三百种，我这里讲的“大学文化”主要指：（1）由价值观、理想追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2）由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等构成的制度文化；（3）由大学的物理空间、设施等构成的环境文化

。因此，大学的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包括：大学精神，人文环境，管理制度。评价大学文化建设的标准主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科学的制度规范，鲜明的传统特色。

所谓“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办学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办学理念和大学人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大学文化的精髓，是大学之魂。“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目前正在做的三件具体工作都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

一是，要进一步凝练学校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基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价值体系，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学校的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在加强师德建设和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充分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并在推进文化传承和创新中有所作为。

二是，通过制定《大学章程》理顺大学内部治理思路，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制度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制度建设的水平充分反映学校的品位和价值取向。多年来社会浮躁和急功近利的风气也渗透在大学的制度当中，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调动大学不同群体的积极性；如何完善岗位聘任和职称评审制度，促使最优秀的教授走上本科生讲台；如何建立教授治学和民主管理的有效机制和体制；如何完善行政决策系统和学术决策系统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等等。制度建设的前提是学校凝练的共同价值观和办学理念。制度创新，必须思想先行，做好顶层设计。

三是，在制定和完善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时，要从重具体项目、数量成果到首先理清发展思路、战略思考、指导思想，战略决策必须要有高屋建瓴的眼光，体现学校长远的办学理念和价值取向。如，牛津大学在制定2005～2010年整体规划时，第一部分阐述的就是编制规划的价值理念，包括学术自由、分治制度、学科多元性、同等尊重、权力分享的学院制及追求卓越6个方面。《北京大学“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专列“战略思想”篇，包括指导思想和原则与方针及发展目标。其中，原则与方针包括：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大学自主，师生治学；人文关怀，责任自觉；文化引领，创新驱动；精耕本土，融会全球。清华大学“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发展思路为：坚持以人为本，包括要将办学资源重点投入到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中，着力解决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中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创新体制机制，包括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教育教学改革、学科建设机制改革、学术评价考核体系改革、资源配置机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着力点，推进学科交叉，创新团队建设，促进原始创新和

成果运用等；加强综合调控；科学规划实施，等等。

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和现实改革、发展紧密结合，凝练共同价值取向，形成学校办学特色。

第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途径

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方面已经做了多年的尝试，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在如何提升学生的创新潜能，以及如何构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还存在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

在国务院教改办推进的教改项目中除卓越工程师和试点学院改革项目外，有60个学校（地区）承担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其中，清华大学从原来“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拔尖人才”的提法，改为“培养领跑人才”。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导向，以学生成才为目标，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过程、学习质量、成才质量；给通才拓宽通道，为天才开辟空间；把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优势。在试点学院、试点班，尊重学生个性、学科个性、教授个性，逐班量身定做，不搞统一规定。南京大学人才培养思路是基于“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的理念，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更强的社会竞争力”，在大理科改革“拓宽口径、鼓励交叉、多次选择、逐步到位 ”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三三制”改革方案，体现多元化和个性化特点，带动教学方法、课程体系、教学团队全面改革和建设。

许多学校综合本校多年改革之经验和成果，综合学校之定位，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途径和模式，而且更加注重成效，注重体制和机制的建设。

改革遇到的共性问题，包括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与面向全体学生的因材施教的关系问题；如何从体制和机制上让学校的学术优势、办学优势落实到本科人才培养上来；如何重构科学合理的教师教学工作评价、学生学业考核评价体系；如何把德育教育有效地融入到人才培养的改革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使改革成果常态化，形成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

其中关键问题还是要充分调动学校最优秀的学者、教授参与本科生的教学、讨论和指导、交流活动。“名师出高徒”是古今之真理，大凡成就大学问者绝大多数出自名门、名师。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杨振宁、李政道等无一例外。名门、名师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视野、思维方法、科学精神和文化修养，是书本知识之外的东西。钱学森在中科大力学系的教学实践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如：他亲自制定教育、教学计划，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是“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

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在课程设计中要求理与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综合；聘请顶尖级科学家为学生授课，他自己也亲自授课；提倡学生从低年级开始科研实践，亲自指导学生科研活动；创造性地提出“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来培养和教育学生”，并让大学生懂得系统科学；让科学和艺术结合，加强学生形象思维的训练，等等。耶鲁大学校长莱文（Levin）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讲，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要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彼此挑战及挑战老师。钱学森的教学实践正是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结合，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培养及转变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整体化知识教育观念。

在北大和清华的改革试点中，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具有国际先进学术水平的学者主持了试点班的改革任务，如姚期智、施一公、饶毅、田刚等等。其中，姚期智先生是世界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是国际顶级科学家。2004年，他放弃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职务，全职来到了清华，创建了“姚班”，请最顶尖的学者教最有潜力的学生，目标就是要培养国际一流的计算机人才。他的教育理念是：“如果要让所有人都受到最好的教育，一定是没有人受到最好的教育，中国要想培育出一批拔尖人才，一定要有精英教育。”他认为，“把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学生放在一起，自然会产生火花。”对“姚班”他亲自组织教学，亲自授导论和核心课程，力图“找来这个领域最顶尖的老师，把最新的知识教给最有潜力的学生”。他和一些海归的华人学者一样，并不认同“中国学生缺乏创造力”的传统说法，相反认为中国重点大学拥有大批世界上最优秀的生源，关键是如何培养。

当然，在当前著名教授学者同时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和研究生培养任务背景下，还要从机制上解决科研和教学团队问题，解决研究生“三助”问题，解决适当的专职研究编制问题。但要形成在大学里教授和教师的职务是主体，是应当享有最高声誉和尊重的文化氛围。

第三，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与完善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与完善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大学规模的扩大、并校及和社会合作、国际合作形成新的办学内涵使得学校传统的校、院（系）教学和学术管理层级已不适应学校事业的发展。因此，从管理层面上讲是如何突出大学的特点，提高管理效率和效益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需求，正如姚期智所讲，当今最新的、最令人兴奋的科研

工作都是在交叉学科之中，如果大学里好几个学科都有顶尖人才，相互碰撞、交流，就容易产生很多的主意。“2011计划”正是推进学科交叉及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大举措。许多学校也已先后建立了一批具有学科交叉和学科前沿特征的新体制、新机制研究中心，建立一批能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项目，开展跨学科研究和跨界培养人才的学术组织和教学组织的研究院、基地，与传统学校、院、系管理层级之间如何有效衔接是当今面临的新问题。当前大学学科比较齐全，但学科之间交叉融合是尚未解决的共性问题。“跨学科研究，跨界培养”应当成为治理结构调整和完善的重要切入点，建立新的体制和机制将会对学校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