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调解工作状况的调研报告

关于人民调解工作状况的调研报告加强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多年来，人民调解制度以其自愿协商性、程序简易性和成本低廉性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在调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如何适应改革发展大局的需要，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进一步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作出新的贡献，这些都亟待我们去深入思考和仔细探究。

最近，我们深入各县及部分乡镇就全市加强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一、我市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和主要成效近几年来，我市通过加强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坚持排查在前，防范在先，在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较好地发挥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调解预防、减少和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

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工作方针，遵循“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大力开展“调解矛盾纠纷，创建平安**”和“矛盾纠纷调解年”活动，及时有效地排查化解和预防减少了大量民间矛盾纠纷。

全市人民调解组织每年平均调解各种纠纷一万余件，成功率在98%以上。

据统计,XX年一季度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853起,调处成功1833起,成功率达%。

其中，防止民间纠纷引起群体械斗33起，涉及670人;避免群体上访22起，涉及224人;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8件。

XX年1月，苏仙区白露塘镇观山洞村两个组的村民为争鑫源矿业运输权发生纠纷，将运矿车停在矿口主要运输道路上，使矿方采矿运输工作停滞，同时致使矿业工人无工可做而与当地村民又发生冲突，双方手持铁棒对峙，群体械斗一触即发。

镇里接报后，立即组织司法所、综治办和派出所人员火速赶到现场，一方面做好双方的疏导工作，避免矛盾升级;另一方面组织村民代表和矿方代表协商调处。

经过4个多小时的调处，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避免了一起群体械斗的发生，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环境。

XX年3月，永州市蓝山县新墟镇一妇女邹某在嘉禾县城关镇一房东李某家突然死亡，几十名死者亲属情绪非常激动与房东李某发生争执，并到嘉禾县城关司法所报案，要求追究李某责任，并扬言如果处理不好就扣押嘉禾来住蓝山的车辆。

司法所的同志意识到情况紧急，迅速将情况上报镇里和县司法局。

镇里立组织纠纷协调处理小组奔赴现场维护秩序并深入调查情况，同时通知法医验尸确定死因，并联系蓝山县新墟镇干部一起到嘉禾县城关司法所共同处理。

经法医鉴定，邹某属正常死亡。

调查中发现，邹某与李某同居生活了两年。

事实清楚后，城关司法所召集纠纷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努力，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起跨市、县的突发性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由于防范机制不断健全，全市民间纠纷发生率近几年来呈下降趋势。

统计数字表明，XX年全市共排查出各种矛盾纠纷14830起，XX年为11350起，XX年为8992起，XX年比XX年下降了%，XX年比XX年下降了%。

人民调解把大量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基层，大大减少了信访量、诉讼量和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群体斗殴事件，成为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我市的人民调解经验在XX年4月9日《湖南日报》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制度建设逐步健全。

目前全市建立了县、乡、村、组、联户五级人民调解组织，共有各类人民调解组织3661个。

其中县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11个，乡镇调委会257个，村民调委会2974个，社区调委会207个，厂矿、企业及各类专门调委会212个;有人民调解员万人，义务调解员和纠纷信息员万人，并在乡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了调解庭。

各乡镇成立了以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国土所、林业站和水管站等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联合调解委员会，构筑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遍布城乡、厂矿企业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形成了“大调解”的工作格局。

人民调解委员会基本实现“六统一”和“五有”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工作领域逐步拓展。

为了有效整合和强化化调解职能，目前全市各县均结合实际逐步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配合的“三调联动”工作机制。

北湖区成立了三调解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司法局，具体履行牵头、协调、督办、考核、问责等10项工作职责，并配备流动调解车一台，设立“流动调解庭”，建立了由“一个三调联动班子、一套规范工作机制、一支综合调解队伍、一台流动调解专用车、一条人民调解热线”“五个一”构成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

将人民调解贯穿于民事案件的诉前、诉中、诉后各个阶段，明确了与行政调解对接工作范围。

对重大疑难纠纷和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由办公室指派相关成员单位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流动调解庭”，赶赴纠纷现场进行集中调解。

资兴市对涉及有关人身、财产权益的民间纠纷和简易经济纠纷起诉到法院的，由法院妥善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资兴、北湖还积极在城区派出所设立调解室，由司法所、法律服务所派人到调解室值班，配合派出所现场调解纠纷或受理派出所移交的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民事纠纷，实现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优势互补。

资兴、北湖在城区派出所设立调解室，实现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优势互补。

临武县在交警大队设立调解室，有效调处因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

汝城县分别在县法院、公安局、司法局设立了司法调解协调中心、治安调解协调中心和人民调解协调中心。

安仁、桂阳、苏仙、嘉禾等司法局通过“三调联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成功化解了多起疑难纠纷和群体性纠纷。

XX年1月，同新建材市场一门面的产业主曹某一纸诉状将租赁其门面的江某告上法庭。

在此之前，双方因门面归还时间产生分岐发生打斗，都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过，双方积怨较深。

北湖区三调联动工作办公室获知这一信息后，主动介入调处，经过几个回合的协商调解，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握手言和，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又消除了当事人的积怨。

据统计，北湖区自流动调解庭成立以来，共组织和参与调处重大矛盾纠纷79起，调处成功77起，其中成功调处跨区县边界纠纷36起。

二、对当前我市主要社会矛盾纠纷的简要分析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各种利益冲突和磨擦不断出现，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涉法信访问题越来越突出，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的压力。

我市人民调解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矛盾纠纷诱因复杂、类型多，矛盾纠纷主体呈多元化。

过去调解矛盾纠纷集中在婚姻家庭、宅基地、邻里、债务等方面，诱因相对简单，只要及时调处，一般都能化解平息，对社会危害不大，已经不再是民间主要矛盾纠纷。

而当前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大多与当地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有关，涉及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矿产资源、企业改制、村务管理、土地承包、职工下岗、军转干部待遇、复员军人就业和党群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

从矛盾纠纷的主体来看，过去以单一的自然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居多，现在矛盾纠纷的主体涉及企业、社会团体，甚至涉及到政府部门。

突发性纠纷增多，易发群体性纠纷。

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发生绝大多数与经济利益有关，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纠纷等。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矛盾纠纷当事人往往给对方施加压力，或借助媒体将矛盾纠纷社会化、公开化，使矛盾纠纷更为复杂。

有的矛盾纠纷当事人甚至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想法，动辄越级上访、甚至到当地政府“闹事”，试图通过“闹事”来引起政府的重视，以求问题的解决。

一些地方群体性纠纷参与人数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甚至有的群体性纠纷事件，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和周密的行动计划。

统计数字表明，全市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利益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发生率逐年上升，XX年度为%，XX年度为%，XX年一季度达到了%。

矛盾纠纷调解难度大，反复性强。

随着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水平提高，无理取闹或无原则纠缠的现象减少了。

现在，矛盾纠纷主要趋向是自我保护和维护自身权益，矛盾纠纷的内容由简单趋向复杂。

有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群体性纠纷往往与少数人行为偏激违法纠缠在一起，在有关部门处理之后，由于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从中作祟、唆使，导致纷争再起。

一些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纠纷不断增多，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以上特点说明，矛盾纠纷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人民调解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调解工作的内容增多，涉及面更广，工作的难度增大，因此需要更加重视和采取切实措施强化人民调解工作。

三、当前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我市人民调解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新形势的发展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通过对各县和部分乡镇的走访调查发现，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在有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及其职能的发挥。

一些地方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足。

一是有的基层领导认为人民调解“职能软”，可有可无，对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上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未能把人民调解工作提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重治理，轻防范，从而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视不够，支持不力，舍不得投入;二是对人民调解工作宣传少，致使调解的作用与社会大众的认知程度不相符合;三是一些地方各有关部门没有形成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对人民调解工作支持配合不到位。

人民调解组织在调解纠纷过程中，要求有关部门给予配合和参与时，存在着回避的现象，调解人员孤军作战，无法处理涉及面广的复杂矛盾纠纷。

人民调解工作缺乏必要的保障。

一是组织保障不到位。

由于受利益驱动，在涉及基层政府、集体经济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利益之争，甚至涉及到一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时，一些基层组织的硬性干预，损害了人民调解的中立性质。

二是经费保障不到位。

有些乡镇没有将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经费纳入乡镇财政预算，或虽列入预算却不能做到专款专用。

村居调委会的经费更是没处落实。

这样既不利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不利于纠纷的及时妥善解决，也不利于调动广大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