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作者罗广斌的悲剧人生

《红岩》作者罗广斌的悲剧人生

曾经影响过几代人成长、在读者中享有盛誉的长篇小说《红岩》，是由好几位作者集体创作而成的。罗广斌是作者之一，也是署名排在最前面的作者。

罗广斌，1924年生于四川忠县，40年代参加地下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他被捕关在白公馆秘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长寿湖渔场场长及市文联专业创作员。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其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而亡，时年42岁。

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舍、傅雷等作家不同的是，罗广斌的悲剧是个特殊的案例，他既是极左思潮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作为重庆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在群众组织因意见分歧而形成对立的两派时，他参与了激烈的派性斗争，也是派性斗争的牺牲品。罗广斌死亡至今已有38年了。

因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出版小说《红岩》后他的名气虽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市某些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正好构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所感召。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也是他的悲剧人生的开始。

《重庆晚报》载文介绍说：文革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摒弃文革的极左思潮，我们从罗广斌这席话中似乎又依稀看到了当年参加地下斗争时那个热血青年的风采。只可惜，这次的献身决心从开始就走错了路，这是令我们为之无限惋惜的地方。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因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67年1月31

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罗广斌在选择站到其中一方的同时，也深深陷入派性斗争。1967年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罗；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8日，夺权方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成立；2月11日，宣布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1967年2月10日就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当年看守罗广斌的人说，罗广斌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罗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是谋杀还是逃走时不慎坠楼？……文革中这几种说法曾被造反派对立两方炒得沸沸扬扬。最后却被江青一锤定音说：罗广斌是“叛徒”、“反革命”。那个疯狂的女人在会上表态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 一时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很多”、“川东地下党叛徒很多”的传言广泛传播。这说明迫害罗广斌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又一场政治迫害的开端。更多的人命运在一个女人的一番信口开河之后，彻底发生了改变。罗广斌的命运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回顾往事，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那个荒唐年代的气息。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在重庆隆重举行，至此冤案才得以昭雪。

罗广斌的死，到底应该定性为“牺牲”还是“自杀”，非本文所能够胜任的事。罗广斌是一个有缺点有过失的革命者。借用鲁迅的话说：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而已。特别在现在某些人动不动就讲“牺牲”的时候，更应该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牺牲。人们看到，凡是开口

闭口“改革”，开口闭口说要“牺牲”和“付出代价”的人，他们自己自始至终没有付出过代价，也没有做出过牺牲。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国企改革最力的人，还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执行改革最坚决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代价，也从来没有做出过牺牲。他们所说的代价和牺牲，都是给别人准备的。而他们自己，只需要大把的捞进银子就行了，同时捞进的还有私家车、两套住宅房，以及别墅之类。还有呢，就是“改革家”的桂冠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美名。至于下岗失业、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穷愁潦倒之类“牺牲”，都由那些被他们所瞧不起的“低素质”的年龄偏大的职工们给包揽完了。—— 他们的境界根本不能与罗广斌同日而语。单凭罗广斌当年放弃家庭的优越物质享受，甘愿过清贫的日子，甘愿冒杀头的危险这一点，就足以反衬出如今口口声声要“改革”和“牺牲”的那帮人龌龊的灵魂。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罗广斌在那场屠杀中幸免于难。在1949年12月25日，也就是重庆解放第25天，罗广斌同志向党组织交上了长达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意见”是《报告》中的第七部分，共八条，因此称为“狱中八条”。

这是狱中革命者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披沥赤诚的诉说，是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他们商定，如果有人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把狱中同志集体讨论的意见向党汇报。而罗广斌就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传递出来的“狱中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事隔50多年重温这“狱中八条”，仿佛就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写的。白色恐怖时期，考验革命者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威逼利诱关。和平年代、市场经济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权力关、-关。意志薄弱者过不了这些关，在生死考验面前叛徒要显露原形，身处花花世界腐败分子要打败仗。

这就是我佩服罗广斌、怀念罗广斌及其战友的理由。我认为，罗广斌和他的同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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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斌悲剧发生前后

重庆晚报 → 周刊频道 → 重庆纪事 2005年05月29日 第 14 版


纪事提示
罗广斌，1924年生于四川忠县，40年代参加地下工作并加入中共，1949年11月27日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长寿湖渔场场长及市文联专业创作员，是名动全国的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其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在关押地坠楼而亡，其时42岁。
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舍、傅雷等作家不同的是，罗广斌的悲剧是个特殊的案例，他既是极左思潮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作为重庆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在群众组织因意见分歧而形成对立的两派时，他参与了激烈的派性斗争，从死亡至今已有38年。关于罗广斌之死，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多年来有心人总想查清事实真相，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本刊记者通过当年与他交往的知情人士，力图还原悲剧发生前后的事件，还原一个真实的罗广斌，希望在他身上发生的悲剧不再重演。

文革伊始叱咤风云
5月15日晚上，重庆师范大学后门车水马龙。等待了大概10分钟，记者见到了先前约见的重师退休教师杨向东。漫步在校园休闲走廊里，他的手上拿着一份文革小报的复印件，那是在罗广斌死后，1967年11月20日出版的“打倒叛徒罗广斌专刊”第二期，标题“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文革里杨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因罗广斌冤案的株连，他曾被打成“反革命同伙”，也曾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调查过此事，收集相关资料，是少数的知情者之一。
杨向东说，文革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
罗广斌参与文革的坚决态度是有原因的——众所周知，由于小说《红岩》在全国影响太深，他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出版小说《红岩》后他的名气虽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市里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
当年《815战报》编辑周孜仁现在是云南著名作家，

对于罗地位崇高却政治受压的原因他分析指出，“罗的受压主要是因为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因为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那段传奇的经历正好构成了其让人放心不下的历史疑点。”
1966年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爆发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12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造反派组成的“12·4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12月17日在北京，他作为惟一外地代表在40分钟发言中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他的讲话录音被迅速送回重庆，在各地反复用高音喇叭播放，让造反派声势大振。
作为当年重大造反派的知情人士，周孜仁说：“当整个社会秩序被一朝颠覆，当像大山一样压得罗喘不过气的大人物们，突然间被年轻娃娃打得落花流水，那一刻，他的兴奋是多么真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是真正的造反派。他确实去重庆大学找过‘815’的负责人，在一次全团战斗组长会议上，总团一位‘勤务员’曾通报过这情况，结论是：‘听说这人历史有问题，我们不理他。’”
接触重大造反派却被怀疑“历史有问题”，于是罗广斌理所当然受到重庆另一个实力组织西师造反派的接纳，很快成为座上宾。“12·4事件”发生时杨向东在“12·4惨案联合调查团”任宣传组组长，12月中旬后成为调查团的留守负责人之一。其时由于各方意见分歧，造反派在调查团内部已经分裂成两派。他回忆：“就在闹分裂时，杨益言派人到人民小学调查团团部，邀我去市文联会晤。很快杨请我牵线，与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见了面，从此西师造反派与罗等人的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
联络站与“廉罗站”
杨向东与罗广斌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67年1月。对于那次见面杨向东很清晰的记得：“罗广斌家中我问老罗：你在北京的讲话录音对保守势力的打击很大，你说死了十几个造反派战士，有没有钢鞭（证据）？他哈哈笑了几声说，我们走得匆忙，当时又很混乱，各组织汇报材料时统计的，无法核实。”
事后罗请杨向东约见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准备到北碚和西师走一趟，向那里的造反派宣传主张。杨向东回忆，那年1月中旬在他陪同下，罗广斌、杨益言乘市文联黑色轿车驱车前往北碚，途经沙坪坝时，罗提出顺道去重庆大学，找重大造反派头头再谈一次，“汽车停在重大8·15总部楼下，他一人上楼，我们在车上等。不一会老罗就回到车上，告诉我们对方不欢迎他，事情没谈成。他说本想再劝说对方一次，希望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克服右倾情绪，把矛头对准市委，但既然不欢迎，自己就是仁至义尽

，算了！”
不久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就在1月24日，重大造反派在市委贴出布告，宣布夺权成功，西师造反派与工人造反军等组织公开声明反对。杨向东表示，那时罗广斌通过西师造反派、工人造反军等串联了几十个组织，在人民小学宣布成立联络站反对重大造反派夺权，1月底他们向北京发出加急电，认为其单方面接管全市党政领导机关大权，“是假夺权，是在搞分裂”，要求上面干预宣布夺权无效，重新实行大联合夺权。
于是以重大造反派为一方，以罗广斌为代表的市文联造反派、工人造反军和西师造反派为另一方，双方矛盾冲突日益剑拔弩张。已夺权的一方加紧筹划掌权事宜，而反夺权的一方除了公开反对外，也正苦等上面表态。此时夺权方利用一切舆论工具对联络站进行分化瓦解，因罗广斌姓罗而工人造反军头头叫黄廉，便戏称联络站是“廉罗站”。
1967年1月31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尽管形势显然对罗广斌不利，但在1967年2月3日上午，联络站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时，罗依然谈笑风生，毫不介意。杨向东说，“那天上午9点多，老罗等相继到达人民小学后楼，我看见他似乎并未在意街上的大标语，就笑着说，老罗，有人说你是埋在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那你好久爆炸？老罗哈哈大笑说，黔驴技穷，不屑一顾！我又说，人家说你想当市委书记，有野心。他却笑着说，我还嫌市委书记太小了哩！”

罗广斌之死的余波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罗广斌在选择站到其中一方的同时，也深深陷入派性斗争。眼看联络站积极活动，夺权方马上还以颜色——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罗；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8日，夺权方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成立；2月11日，宣布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在我看来罗的死亡显得非常突然，”杨向东说，“2月6日有学生将罗写的亲笔信送到罗妻手中，但因不知关押地无法回信。7日罗再次送出信件要求其妻给他一个月的钱、粮票和两条香烟，看上去似乎是准备长期斗争，但不久就传出罗在2月10日早从关押地

坠楼自杀的消息。”
文革中周孜仁无意里保存的图片说明将过程照录如下：“二月九日，某院校广播了罗广斌的罪恶历史，叛徒罗广斌十分恐慌，情绪反常。九日，罗广斌开始写书面检查，写到解放前夕被释放的情节时，他就停止往下写了。当晚十二点后才睡觉，整夜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十日晨八点，罗到三楼卫生间洗脸和解手，看守人员张某某在厕所外面等候，约两分钟，张不见罗出来，回头看时，罗已趁机爬上窗台，张急忙喊了一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却从窗口跳了下去。”
为了寻找罗的死因，杨向东曾找到当年看守，其交待罗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杨转述看守的话说：“罗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记者经过调查，罗广斌被拘禁地点是后勤工程学院的八一大楼。这幢大楼面向球场的一侧，右端有厕所，楼下有石砌台阶。当年住在该军校人士说，那天早上听说大楼下死了人，他到现场看热闹，目睹罗躺在大楼朝向球场一面厕所下方石阶上，台阶上有一大摊血迹；罗个子1米6左右，身体发胖，头部有个小洞，离尸体几米远的脑浆中还有块小骨头。当年现场惨状，令他终身难忘。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是谋杀还是逃走时不慎坠楼？……文革中这几种说法曾被造反派对立两方炒得沸沸扬扬。到了一年过后的1968年3月15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以及部队领导会议上，才由江青一锤定音罗是“叛徒”、“反革命”。她在那次会上表明态度：“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杨向东感慨地说：“罗广斌悲剧是一个政治事件，他是在文革中大动乱、大夺权的激烈斗争中含冤而死。但是迫害罗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又一场政治迫害的开端。直到1973年，罗广斌的同事杨益言、刘德彬仍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978年小说《红岩》在北京已经再版，然而在西师图书馆还被封存。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在重庆隆重举行，至此冤案得以昭雪。”
现在，罗广斌的家人仍坚持认为罗广斌之死有疑

点，而另外一些人一般又倾向于接受他是自杀的。周孜仁认为，“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压根不知道发动者的意图，但对于个人，他以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开始用全然不同于文学的手段再次抗争，这恰恰是他的弱项。我不知道文革史家们对罗广斌之死有什么新的考证，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自杀的。这不再是出于几十年前的派性偏见，而是我个人以为他的自杀更符合文革的悲剧性逻辑。”
■采写 通讯员 向东 记者 隆准（记者联系：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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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罗广斌与文革中的群众性造反运动

何蜀


研究"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研究其前期的群众性造反运动，作家罗广斌的悲剧是十分典型的个案。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舍、闻捷、海默、傅雷等作家不同，罗广斌在文革中是造反派中的风云人物，死于造反派的两派冲突之中。

罗广斌为什么要造反

罗广斌，1924年生于四川忠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附属中学读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和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6年被派回四川重庆参加地下工作，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因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等叛变而引起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大破坏，罗广斌撤回成都父母家中避风。其（同父异母）兄罗广文当时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的嫡系部队中统率17万大军的兵团司令，负有西南防务重责。因刘国定的出卖，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知道了罗广斌的中共党员身份，但还不敢贸然下令缉捕，特地找罗广文商谈。罗广文担心其弟在此混乱局势下被一般小特务抓住随便处置了，同意让徐远举将罗广斌关起来"管教管教"，并提供了成都家庭住址。罗广斌遂被捕，先后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脱险。50年代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长寿湖渔场场长。与刘德彬、杨益言一起创作了回忆录《圣洁的血花》、《在烈火中永生》，随后又创作了引起极大反响的长篇小说《红岩》。1962年调重庆市文联任创作员（即专业作家）。

在一般人看来，文革以前，罗广斌以"脱险志士"、"革命前辈"身份到处宣传革命烈士事迹，又满腔热情创作歌颂革命烈士的回忆录、小说，小说《红岩》出版后轰动国内外，影响巨大，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人生观教科书，因此罗广斌应属于主流文化中的得宠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罗广斌在文革前实际上处于受压地位。

罗广斌的受压，主要是因为他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那段经历。

因为指挥大屠杀的徐远举本来就没有打

算杀害罗广斌（既怕将来与罗广文见面时交不出人，又怕会因此刺激罗广文投向共产党），并在大屠杀开始后明令释放罗广斌。徐被俘后，对此作过交待。加上其他落网特务有关"罗广斌是放出去的"一类交待，与罗广斌自述的"越狱脱险"对不上口径。

事实上，徐远举虽然下了释放罗广斌的命令，却并未监督执行，具体执行屠杀任务的特务们并不知道此事。罗广斌本人也不知道此事。他是在众多特务被先后调走，白公馆监狱只剩下一个与政治犯相处较好的看守杨钦典时，劝说杨同意放走他们后，率领全体难友（加上两个小孩共19人）趁虚逃走的。在那生死难测的时刻，若是罗广斌没有果断决定自行突围，后果很难设想──同样是已经由徐远举下令释放的两位共产党员：李承林（万县和成银行副经理兼营业主任）和韩子重（四川军管区少校参谋），在渣滓洞监狱大屠杀中照样被杀害了……

但是因为罗的自述与特务的交待在"逃走"和"释放"这一点上大有出入，有关方面对罗广斌这段历史便产生了怀疑，甚至疑心罗广斌会不会是接受了"潜伏任务"的叛徒。在解放初期为恢复罗广斌共产党员党籍而作的审查中，和1955年的肃反审干中，本已对罗广斌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明确结论，认定他在国民党狱中的表现是好的，出狱也没有问题。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对罗广斌的怀疑又加重了。他受到无休止的审查，政治生活受到许多不明不白的限制。小说《红岩》轰动了国内外之后，对他的压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明显了。1963年，以全国青年联合会名义组织了一个访问日本代表团，共青团中央提出推选罗广斌为代表，被重庆某些领导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而否决。1964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拟安排罗广斌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为同样原因被否决。胡耀邦为此不满地说过：我不相信能写出《红岩》这样革命的小说的人会是叛徒1。当时小说《红岩》在日本读者中影响很大，日本共产党邀请罗广斌赴日访问，也被有关方面礼貌地回绝了……

罗广斌历史上是"地下党"，而在中共执政以后，原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在许多地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排挤、打击。四川和重庆的"地下党"更是如此，几乎是来一次政治运动就被打下去一批人。

在50年代初，当年川东游击队的一些领导骨干被打成了"土匪"、"反革命"，有的被错杀，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原型人物之一的陈联诗，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勒令"退党"。在"反右派运动"中，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四川省委

领导人李井泉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随后不久，罗广斌在地下党时期的战友和在渣滓洞监狱中的难友刘德彬又被戴上了"严重右倾"、"工团主义错误"的帽子，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并下放渔场劳动改造。"四清运动"刚开始不久，1963年4月，又因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中共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萧泽宽是地下党时期川东临委负责人之一。小说《红岩》的写作，正是在他的直接组织下和廖伯康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在对罗广斌的"历史问题"审查中，萧泽宽也一直不同意以左的眼光看待历史，力主尽快给罗广斌作出公正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李井泉又将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原都是地下党员）抛出来定为四川的"三家村"……马识途和沙汀都在小说《红岩》的创作中给了作者很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马识途的被打倒，最令罗广斌震惊。马识途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和马识途是小同乡，两家有"通家之谊"。抗日战争后期，马识途已是被誉为"民主堡垒"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罗广斌追随马识途去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附中，又在马识途指引下参加了昆明学生运动，进而成为共产党员。小说《红岩》的写作，得到了马识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小说出版后，罗广斌曾在写给马识途的一封信中热情洋溢地说："这本书的写作中，不仅有你的心血、设计和构思，还有你多年的关怀、耽心、喜悦、焦虑……""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你指引，我将很难走向革命的道路，更没有可能写成这样的作品。"2马识途被揪出后，他创作的那部与《红岩》题材相同的反映地下斗争生活、歌颂革命先烈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也被打成"毒草"批判了……

当年罗广斌从狱中脱险后，就代表那些已被杀害的狱中难友写了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送交新建的中共重庆市委。那是难友们集体的"政治遗嘱"（这份报告因罗广斌的"历史问题"而被束之高阁数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党史工作者发掘出来加以宣传并在全国引起轰动）。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意见，共有八条，第一条就是希望党"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狱中难

友们最为痛心的，就是因几个重要领导干部的叛变而造成重庆和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许多人恰恰是被自己所敬仰的上级出卖的。少数领导人在地下工作的特殊环境中，脱离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从生活上的腐化开始，走向政治上的腐化，最后叛变。而文革前四川地下党人遭受的一次次打击，四川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的不正常情况等等，不能不使罗广斌怀疑李井泉一类领导人出了问题。

60年代进行的"反和平演变"、"反修"教育，又加强了罗广斌对党内存在"修正主义者"的认识。小说《红岩》改编成电影的经过，则使他直接感受到了中共高层的激烈斗争。当电影《红岩》于1964年夏秋之交拍摄完毕时，已是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共高层领导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文化部和各文艺家协会及北京电影制片厂都已开始按毛泽东批示精神进行"整风"，检查"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可怕错误。具体关心过电影《红岩》改编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等已经受到批判，被迫作出"犯修正主义错误"的检查。全国各地已按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宣部部署陆续开始对"修正主义毒草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等进行声势逼人的大批判。文艺界的政治批判还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诸方面。一场前所未有的"反修"斗争的高潮正在掀起。罗广斌他们深受感染，这年9月24日，《重庆日报》以将近一个整版篇幅发表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署名的文章《〈早春二月〉必须批判》。文章详细分析、批判了这部电影的内容，斥责其"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对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片"，"为反动阶级梦想的'和平演变'服务"。11月，罗广斌和杨益言奉召到北京参加修改电影《红岩》。北影厂先已将周扬、林默涵、陈荒煤等人的意见寄给了他们。到京看了样片后，罗广斌执笔于11月25日向北影厂提交了一份论战性的意见提纲《分歧何在》，共提出了"政治与艺术"、"一切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还是坏事？"、"政治高了，不感人？"等20个问题3。显然，他们此时因受到文艺整风和对"毒草影片"大批判的影响，思想观点已经变得十分左倾。

这样，个人因所谓"历史问题"长期受压，地下党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受到打击，"反和平演变"、"反修"教育的影响，就成为导致罗广斌在文革中造反的几个主要原因。

罗广斌的造反经历

文革开始时，各地文化、宣传部门首当其冲，作为重庆市文联创作员又有"历史问题"的罗广

斌，已经处于被审查的地位，重庆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庆市文联后，于7月22日以"保密"名义收缴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为继续写作《红岩》续篇而作的采访笔记和查阅、搜集的有关资料。罗等还被迫写了有关《红岩》创作中与重庆的"黑帮分子萧、李、廖"、与中宣部、文化部的"黑帮分子"周扬、夏衍等人关系的材料。8月3日，根据市委指示，有关部门一天之内连续发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要求重新调查罗广斌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曾被捕入狱的"历史问题"，并明确将罗广斌与"黑帮分子"马识途联系在一起4。

1966年10月，在重庆及外地来渝红卫兵的支持下，罗广斌等在文联贴出大字报《7·22事件说明了什么》5，公开向市委工作组造反。随即又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进行了与市委驻文联工作组的公开辩论。在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气候下，"政治制高点"落到了造反派手中，工作组当然大败。罗广斌成了重庆有名的造反派风云人物。

11月27日，是原重庆歌乐山集中营烈士殉难纪念日。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了纪念大会。罗广斌作为当年大屠杀中的脱险志士和殉难烈士们的战友、小说《红岩》的主要作者，更作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作家，被要求在会场上绕场一周，与群众见面。

12月4日，重庆市体育场发生造反派与保守派工人纠察队的万人大武斗，事后传出"工纠打死了造反派"的流言。第二天，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了控诉大会，罗广斌到会作了重要发言，他说："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他呼吁："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紧急行动起来，和革命群众一起，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因为他认为"惨案"的发生标志着重庆市委与广大革命群众的矛盾已经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因此他在发言的最后高呼："打倒反动的重庆市委！解放山城重庆！"6

12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首都一司、三司、北航红旗、哈军工等红卫兵和重庆造反派组成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并自己支付了十几个人的全部车费，去到北京。12月17日，罗广斌代表重庆造反派出席了由红卫兵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

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罗广斌在大会上作了控诉"一二·四惨案"的发言，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7

1967年1月11日，罗广斌回到重庆。这时，造反派中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并形成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和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各为代表的两派，因重大八一五疑心罗广斌有"历史问题"而不愿与之过多接触，他自然与西师八三一更为接近，开始陷入派性斗争。1月下旬，因为重大八一五为首在驻军支持下向重庆市委、市人委夺权，西师八三一等称之为"假夺权"，公开反对夺权建立的"革联会"，两大派公开决裂，罗广斌站到了反革联会一方，外地赴渝红卫兵组织中，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站到了革联会一方，而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驻渝联络站等则站到了反革联会一方。

1967年1月31日，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在重庆城里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8，接着又写出了《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9，称罗广斌"历史有问题"、"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是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2月5日，革联会一派的红卫兵闯入重庆市文联院内，公开绑架了罗广斌。

2月10日，突然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跳楼自杀"的消息。这时罗广斌才42岁。

关于罗广斌之死

对罗广斌的死，曾有几种不同说法：畏罪自杀；以自杀进行抗争；被谋杀；在逃走时不慎坠楼身亡……在"自杀"和"被谋杀"两种说法中，目前除去罗广斌家属仍坚持认为死因有疑点外，一般都倾向于接受"自杀"的结论（至于是"畏罪"还是"为抗争"而自杀，则仍有不同观点）。

1978年11月11日，重庆市为罗广斌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当时按照通用提法，称罗广斌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事实上，罗广斌的死，与"四人帮"无关（当时还不存在"四人帮"），与林彪更沾不上边。

但是，现在仍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因为当初江青要罗广斌、杨益言修改小说《红岩》，将书中的江姐改成"江女皇"，被两位作者"识破阴谋"予以抵制，江青恼羞成怒而将罗广斌迫害致死。这一说法也是没有依据的。10

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1月，正是在江青看过电影《红岩》样片并提出拍得"太糟了"，"改也改不好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之后不久，江青在人民大会堂

专门接见了罗广斌、杨益言。江青是特地请他们去谈改编京剧《红岩》的意见的。江青对两位小说作者十分亲切、热情，她对小说《红岩》作了肯定的评价，发表了一些有关小说的修改，特别是如何把主要人物江姐写得更加高大完美的意见。她还许诺要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红岩》。过后她又请他们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京剧《沙家浜》，并给他们每人赠送了一套有她亲笔签名的精装本《毛泽东选集》。

江青在谈话中确实向两位作者提出过要修改《红岩》，但并未明确提出过要作者将书中的江姐改成"江女皇"这样愚蠢可笑的要求。当时在场并不只有两位作者，还有北京京剧团、中宣部的其他人，没有谁听到过这样离奇的要求。当年参加改编京剧《红岩》的作者、空政歌剧团歌剧《江姐》的编剧阎肃告诉笔者：后来的京剧改编本按照江青的意见，已经把女主角"江姐"改成了二野部队（即刘邓大军）派入四川领导武装斗争的干部，甚至连姓都改掉了，根本就不姓江了--这也就更不好说是江青想把江姐改成"江女皇"了。

至于说两位小说作者"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并进行了抵制，以致使江青恼羞成怒而遭到迫害云云，则更是无稽之谈。

两位作者在江青接见后，被要求留下来参加修改京剧《红岩》，江青还交待，以后就按改好的京剧本修改小说。两位作者被安排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受江青委托，将挑选出来参加演出京剧《红岩》的40名演员带去重庆体验生活，住渣子洞，上华蓥山。1965年4月到重庆后，据杨益言回忆："罗广斌因血压高，这些活动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组织。我每次活动的讲话录音，剧团都奉命带回北京，交给江青审查。"11

罗广斌当年从北京回到重庆后，十分郑重其事而又满腔热情地向市委及宣传、文艺、文化部门领导人，还向到重庆来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人李井泉，汇报了江青在京接见时所谈意见，那时完全是当作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宝贵意见来汇报、传达的。当时听过汇报、传达的老干部，如今健在者尚有不少，都还记得很清楚。哪有什么"识破阴谋"的影子？

在罗广斌死后，他的现场遗物中，一本《毛主席语录》压着一封已经写好的给"江青同志"的信，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原信被迅速收缴封存。据看到过抄件的人士回忆，信中主要是向"文革旗手"江青汇报了"文革"以来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经历。当时所说的大方向，就是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如果说罗广斌早已识破江青的阴谋，怎么会写那样一封信？如果说

罗广斌是因江青"恼羞成怒"而被迫害致死，那么，在罗广斌身亡、小说《红岩》已遭到一派群众组织猛烈批判之后，同他一起创作《红岩》并一起在"文革"中造反的杨益言，怎么还可能获准作为一派造反派代表（名单显然要经过江青批准）参加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还有，当时同样是"中央文革铁拳头"，同样听命于江青的首都红卫兵著名组织，为什么"天派"的北航红旗会率先批判罗广斌，而"地派"的地院东方红却又一直为罗广斌辩护、翻案（连同为"萧、李、廖"及在文革前受到错误处理的一些四川地下党成员翻案）？实际上，当时群众组织的许多作法（诸如揪罗和保罗，批判和翻案），都是在左倾思想误导下，在"史无前例"的半无政府状态下，作为"群众首创精神"而自发产生的。

直到1968年3月15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50军、54军领导同志的会议上，江青才在讲话中明确说了一句："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江青作这个讲话时，罗广斌已死去一年零一个月。把这个讲话当成罗广斌致死的前因，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结论

一、文革中的群众性造反运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文革前十七年各类社会矛盾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矛盾积聚、激化的总爆发。毛泽东号召的"炮打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有理"，为这一爆发提供了机会。

二、文革中的群众性造反运动，从总体上看，是在文革前即已形成的"阶级斗争"、"反修斗争"思维模式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的。参加于其中的人们，普遍对毛泽东、共产党怀有忠实、虔诚的感情。尽管群众造反高潮中一度形成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组织瘫痪的状态，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未动摇，被打倒的"走资派"都被认定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即反对共产党）分子"（有些地方甚至一度由造反派宣布开除其中共党籍），造反派无不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者面目出现。这一造反运动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所谓群众性造反运动是"反共起义"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注释：
1 据当年到重庆串连、支持罗广斌造反的北京大学学生侯均初（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之女，与胡耀邦儿子胡德平是同学）回忆，文革后她在胡耀邦家里多次听他谈过类似的话。
2 转引自《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评反

党小说〈红岩〉》，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春雷》1968年1月8日第34期
3 载1967年6月5日《红岩战报》第二期，编者所加副题是"罗广斌同志在《红岩》改编电影的问题上，与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作斗争的铁证"。
4 石化《说不尽的罗广斌》，载《红岩春秋》2000年第1期
5 大字报标题据重庆市文联目击者回忆，内容主要是指责工作组抄走了他们记有中央首长（即江青）重要讲话的笔记。另一材料可资参考。1967年《红岩战报》第一期载杨益言于4月1日在共青团中央及直属机关造反派集会上的发言《揭穿谋杀罗广斌同志的阴谋》中控诉市委工作组对罗广斌打击迫害时说：1966年7月22日，工作组以"抄敌特档案材料"为借口，"抄去了我们因为创作需要而整理的笔记五十多本，抄去了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江青同志和罗广斌同志的几次谈话记录，竟也被当作'敌特材料'抄去了！"
6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1966年12月9日创刊号
7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传部《首都红卫兵》报1966年12月21日第17期
8 载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红旗》报1967年2月16日第3期
9 载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红旗》报1967年2月6日第2期
10 这类文章近年发表过不少，较典型者有成都《晚霞》杂志1999年第11期发表的穆仁（即杨益言之兄杨本泉）《罗广斌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在杨益言的《红岩逸闻》（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江青想干什么"、"阴谋"、"她还想干什么"这三节里也作了这样的暗示。
11 杨益言《红岩逸闻》158页，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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