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案例

案例一：前些日子，徐某刚刚考取了驾照。随后，他便利用午休时间，驾驶公司车辆在公司厂房内练车。不料，公司另一职员李某刚好从办公室出来，没有看到徐某驾驶的汽车，而徐某也没能及时刹住车辆，车辆右前部撞到了李某的左腿上，造成李某粉碎性骨折。事后，李某花费了3万余元治疗。为此，李某将徐某告上了法庭。交警部门及法院认为，本案并不是在法定道路上发生的，所以不应作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公司老板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与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了联系，要求保险公司对李某进行理赔。但是保险公司却认为，车辆所上的交通保险，针对的是车辆在正常行驶过程中所引发的交通事故。但是单位厂房之内并不是法定的道路，所以李某的损伤并不在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之内。

律师分析认为：投保人在进行投保之前，都会与保险公司签订一份保险合同。而该合同，也肯定是符合我国相关保险法规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也就是说，徐某驾车将李某撞伤，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之内。虽然法院并没有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对本案进行处理，但是这与保险公司正常进行理赔并不冲突。保险公司应该按照双方合同的内容，正常对李某进行赔付。

案例二：2013年1月17日12时许，李某驾驶一辆“东风”牌小型客车驶入非机动车道，撞上正在骑自行车的刘某，造成刘某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李某系酒后驾车，负事故全部责任。据此，刘某家属要求李某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给付死亡赔偿金20余万元。保险公司认为李某属于酒后驾车，属于免赔条款。

分析：本案肇事司机李某虽是醉酒驾车，但自2012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在规定期限给付理赔金。

结论：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为酒驾司机赔付，不是在经济赔偿上降低了酒驾司机的违法犯罪成本，其立法目的不是纵容司机，而是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

因为设置交强险险种的目的在于保护受害人，而且相对于肇事司机个体而言，保险公司具有更强的赔偿能力，能够及时救济被害人，保险公司具有更强的赔付能力，可以起到先行赔付的作用。并且，司法解释赋予了保险公司的追偿权，即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后，可以向肇事司机追讨理赔金。这种法律设置，既保护了被害人，也没有减轻肇事者的赔偿责任。

案例三：2012年11月27日上午，胡某在新建县象山镇迎宾大道自家门口发动轻型自卸货车，发动车前看到其妻聂某抱孙子在车后，不知就在发车期间妻子未照看好孙子，让孙子跑到车前，货车右前轮从孙子头部碾压过，孙子当场死亡。

经新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胡某、聂某负该事故的同等责任。该货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为20万元。对于该起事故能否获得保险理赔，死者家属与保险公司各执一词。

由于协商不成，原告(死者父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29万元。

保险公司拒绝承担责任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本起事故为家庭成员间的侵权行为，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予理赔。保险公司提交了商业险保险条款，证明家庭成员的伤亡不属于保险责任；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进行了告知。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胡某上车起步时未确保安全便驾车行进，其行为违反了道交法规定，聂某未确保孙子安全便单独离开，其行为也违反了道交法有关规定，两人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因素，胡某、聂某应负本次事故同等责任。

法院认定免责条款无效

主审法官告诉记者，虽被压死的孙子在该事故中属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而非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驾驶人的家庭成员，故保险公司辩称在商业险范围内不予理赔的观点，法院不予采信。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保险公司从交强险限额内赔付死者亲属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11万元；从第三者商业责任险限额内赔付死者亲属死亡赔偿金、交通费合计16.6

万元；被告胡某赔偿死者亲属在保险限额外应得赔偿款1.8万元。

律师称伤亡者应为“第三者”

本案中，爷爷在开车时不小心撞死孙子，保险公司称孙子系肇事者家庭成员，在商业险范围内不予理赔显然不成立。“即便保险公司为了规避风险，在格式合同中将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人之外，这种合同条款也是无效的。”由于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额内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