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到合作失败期间的历史

党的幼年阶段（1923-1927）：国共合作到国民大革命失败：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正式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7孙中山接受共产党跨党加入国民党，这期间还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摇篮,为我党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军事人才，周恩来同志还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在国共合作之前，共产党一直处于游击、地下，没有名分。自从孙中山接受加入国民党以后，可谓名正言顺了，于是便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共产党首先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认为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们头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本人是大教授，他对农民的造反是很不赞成的，也不愿意因此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多次谈话，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要李维汉采取措施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遵照陈的指示，湖南党组织在1927年初进行了“洗会”，把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农会，以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

农民斗争地主，毛泽东是完全支持的，他说了一段话：“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

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陈独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支持毛泽东，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序：“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农民在乡村里造反，工人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共产党在各城市成立工会，领导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长期以来，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和各种保障极差，工资非常微薄，多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未见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厂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有的更是“自鸡鸣以至夜半，自岁首以至年终，无向晨昏，无向寒暑”。加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造成交通阻塞，工厂倒闭，失业严重，工人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反感。这样，国民党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与共产党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顺便普及一下三民主义的知识，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构成，是由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大方向的不合，预示着国共合作早晚要分家。

而工人运动则成为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江西赣州枪杀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1927

年3月，共产党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不料此举成为蒋介石等决心清党的借口。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会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达成共识后，将有关文件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让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委员知晓。蒋介石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产党，蒋仅靠自己手里的武装是不够的，如果用军队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于是他借助上海青帮（黑社会）的势力对共产党进行剿灭。4月13日下午1时，工人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延续2里长。当游行者高呼口号，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军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射击。群众顿时纷纷倒地，非死即伤，现场秩序大乱。射击持续了半小时，还逮捕了许多工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宝山路血案的经过。

杀戒一开，蒋介石便公开宣布清党。4月17日，他与一批‘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这样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