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关于科举制度废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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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废除的影响及反思

科举制废除的影响及反思

第三,科举制具有社会教化和文化繁荣功能。教育、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但并不是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够享受这一权利。科举制度实施后,儒家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这对于仕子们认识、了解、研究儒家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许多读书人,即使考试落第,还可以在乡村从事私塾教育来谋生,这不仅给读书人提供了生活的收入,而且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受功名利禄的吸引,读书人也空前增加,不分城乡,皆多读书之人,正是“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大批的诗人、词人,如“三苏”,也是进士出身,这不能不说是科举制的教化作用。对其他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科举制度也有积极作用。
三 反思
鉴于科举废除后的种种后果,清末民初即有人主张为科举平反:梁启超说“科举非恶制也”,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公开说“复科举便!”;杜亚泉说:“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孙中山则说“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胡适认为“(科举)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
二 废除科举制后的社会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给清末和民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农村教育的停滞。最初,人们预测,“科举废矣,学堂其必勃然兴”,盖上可“以用于科举之费而用于学堂”,下则“以求于科举之人才而求于学堂”,学堂之经费和学生都会“顿增无数”。不过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中国传统教育投资是比较低的,而新式学堂教育的投资则比较大,办学经费遇到了困难;出于对读书前景的失望和对新的教育体制的不信任,家长们也不再热衷于将学生送进学堂,他们甚至担心“习体操也,谓将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窃盗之预备;学唱歌业,谓将练习吹弹演唱,以为优伶之预备;信口诋谤,无所不至”。这样,在农村,读书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

浅议科举制度废除之得失

浅议科举制度废除之得失

浅议科举制度废除之得失2009.No1523摘要:1905年,在中国废除了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度。

这⼀⽂官考试选拔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的弊端⽇益显现,并成为社会思想⽂化发展进步的滞碍,在⼀些仁⼈志⼠的疾呼下,被迅速废除了。

但是这⼀制度的骤废,虽然对中国的教育制度的⾰新及其它⽅⾯产⽣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由于其仓促的废除⽽⽆对应的替代制度,导致社会动荡,政局更加腐败、混乱,并最终使得清政府顷刻间⼟崩⽡解。

关键词:科举制度 废除 得失⼀、科举制度的由来及作⽤在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度起着功不可没的作⽤,曾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发明”。

科举开考,始于隋炀帝时期,它是在废除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办法后,吸收了汉代察举制度的某些合理成分,⽤公开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封建官吏。

国家统⼀设定考试的内容、科⽬、时间,通过公平竞争,不论门第出⾝,选取成绩优异者为官,这就是科举制度。

唐代继承并发展了这⼀制度。

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已被视为正途。

唐以后,除元代外,历代王朝都继承了科举制,并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

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达到了⿍盛时期。

从隋炀帝⼤业元年(605)科举制创⽴,到清光绪三⼗⼀年(1905)废科举⾏学堂,科举制度在中国⾛过了长达1300年的漫长历史,肯定有其⾃⾝的优势,也必然有其合理性内核,如报名公开、考试公平、择优取仕、机会均等等。

他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起的作⽤有如下⼏点:⾸先,机会均等、平等竞争。

这不仅在⼀定程度上彰显了⼀种公平性,⽽且更为重要的是有益于封建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的统治。

其次,社会上下层的流动,不仅有利于统治阶级不断地补充新鲜的⾎液,⽽且对于社会的稳定起着不可磨灭的作⽤。

最后是有利于⽂化知识的普及以及⽂化统制。

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进⼊仕途,他们就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考试内容进⾏学习。

⼆、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史上乃⾄世界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在近代,其平等、公开和择优录⽤政府官员的⽅式为欧美乃⾄世界上多数国家所效仿。

废科举与中国式“代议”现象的消失——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

废科举与中国式“代议”现象的消失——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

96社会科学文摘 | SOCIAL SCIENCE DIGEST历史晚清以来,科举制常常被狭义地理解为八股取士之类的考试制度,受到了改革派人士的激烈批评和妖魔化处理。

其实,科举制的考试内容,绝不是仅仅通过八股文来测试考生对古典知识的掌握情况,而是还通过“策问”等形式考察士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科举制的内涵极为丰富,在官僚选拔、人才流动、分层配置、地方公义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社会由“学”选“官”路径的终结,士绅社会由此消亡,人才流动及其合理配置机制遭到摧毁,中国式的“代议”现象也在乡村中消失殆尽。

全面审视被污名化的科举制晚清以来,科举制一直背负着为中国教育长期落后于西方负责的恶名,此恶名的产生固然与晚清改革者对中国历朝政治制度矫枉过正式的极端批判脱不了干系,却也与后人对科举制内涵的评价日趋狭窄密不可分。

自19世纪末开始,对科举制的猛烈批判通过现代中小学课本、媒体报刊和专业学术杂志广泛传播流通,遂造成“科举”即等同于“八股”“时文”的简单刻板印象。

近些年来,随着大量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渐趋深入,对科举的负面评价出现了不小的转向。

如有学者指出:“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

”把科举制当作一个完整复杂的系统,深入评估其运作机制的得失,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把科举制视为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腐坏体系加以情绪化的贬损,已日益成为学界的共识。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科举制本身的作用并不能仅概括成一个单纯的教育制度,科举还是选官入仕的重要渠道。

由此有一种观点引起讨论,即科举制既然包含着“选举”的涵义,那么,它与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或者说两者存在何种异同关系呢?科举制与西方代议民主制据有些学者的意见,科举制在西方人的眼里早已具备了一种韦伯所说的“消极的民主化”的迹象。

近十年来废科举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废科举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废科举研究综述刘成(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 712082)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废科举的研究多停留在积极肯定的层面来研究,近年关于废科举的研究则多从比较客观的角度进行重新评价,研究废科举带来的消极影响和不足。

下边将对近十年来关于废科举的研究,分别从废科举对中国乡村社会、中国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及近代对废科举的反思几个角度进行综述。

关键词废科举乡村社会教育反思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清朝末年将其废除,他对中国选官制度、教育、文化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关于科举制度的研究数不胜数,有研究科举制来源的,有研究科举制度功过是非的,当然科举制度最后被废除了,研究废科举的作品也是层出不穷。

下边将对近十年来关于废科举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废科举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在这么多年以来,科举制度不断地演变,在这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它对中国的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乡村的教育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随着科举制的被废除,给中国的乡村社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接下来将从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两方面来总结。

(一)、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教育,城乡差距并不大。

乡村教育的落后大体是从清末开始,这一现象的出现和当时废科举的举动莫大的关系。

李世愉《清末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光明日报》2007年11月9日009版)对这一问题进入全面研究,作者认为科举制在仓促之间被废止,使乡村教育难以为继、善后工作又没多加考虑,使乡村教育原有大厦顷刻崩塌,再加上新建学堂不能有效运行,造成废科举后一段时间社会混乱。

并且在科举被废除之后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造成乡村教育的断层、传统观念尚未转变乡村教育难以为继、经费不足、师资匮乏等问题。

陈胜《乡绅日记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吕梁学院学报》2011年2月第1期)通过对清末教育变革中乡绅刘大鹏、朱峙三等人的心态研究,为考察中国近代教育转型提供借鉴。

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

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

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一、本文概述《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是一篇旨在重新审视和评价科举制度废除后百年影响的文章。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选拔官员的方式,曾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来,这一历经千年的选拔机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本文试图通过对科举制度的回顾,分析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反思。

文章首先概述了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废除背景,探讨了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

接着,文章分析了废除科举制度后,中国社会在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文章还就科举制度废除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官员选拔机制的变革、教育体系的调整、文化传承的断裂等。

在反思部分,文章对废除科举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也指出了废除科举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章认为,虽然废除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但同时也导致了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文章呼吁在现代化进程中应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旨在通过对科举制度的重新审视和评价,揭示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期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科举制度的优点与贡献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选拔官员的制度,曾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虽然其废除已有百年,但回顾历史,我们仍可以发现科举制度存在的优点和做出的巨大贡献。

科举制度以其公平性、公开性和竞争性而著称。

无论士人出身如何,只要他们通过层层考试,就有可能获得高官厚禄。

这种制度打破了贵族世袭的传统,使得更多有才能但出身贫寒的士人有机会进入官场,为国家服务。

科举制度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繁荣。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涵盖儒家经典,这使得士人们必须深入研究这些经典,从而推动了知识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承。

科举制度的兴衰中国古代选官机制的变迁

科举制度的兴衰中国古代选官机制的变迁

科举制度的兴衰中国古代选官机制的变迁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选官机制,经历了兴盛与衰落的变迁。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一古老而又富有启发性的制度的演变过程。

科举制度的兴起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正式确立于唐代,成为中国古代选官的主要方式。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无论出身贫寒还是富贵,只要有才华就有机会成为官员,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流动和人才选拔。

科举制度的兴盛
宋明两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考核内容涵盖经义、史书等科目,选拔出大量人才,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举制度的衰落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逐渐显现出弊端。

虽然科举选拔了许多人才,但也存在许多弊端,如功利化、应试教育等问题,导致官员质量参差不齐,政府效率下降,这也是科举制度逐渐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举制度的变迁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举制度在清朝末期被废除,逐渐演变为现代的选官方式。

近代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如学历考试、公务员考试等,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发展。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兴起和兴盛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但随着时代变迁,其弊端也逐渐显现。

科举制度的衰落与变迁,反映了中国古代选官机制的演变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

科举制度的兴衰是中国古代选官机制的重要变迁之一,其历史演变既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与稳定,也揭示了其弊端和不足,对于当代选拔人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历代停废科举制度的探讨_4

中国历代停废科举制度的探讨_4

摘自周愚文:
摘自高明士
2000.9- 教育部文科重點研究基地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1996.6-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
1994.12-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導師
1992.12-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1987.3-1996.6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
學歷
1986.2--1988.12 在職獲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學位論文題目:《唐代教育與選舉制度綜論》.1982.2--1984.11 廈門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1978.2--1982.1 廈門大學歷史系本科,獲歷史學學士學位.
訪學經歷
1993.2--1993.8 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高級訪問學者
2000.3--2000.9 日本創價大學訪問教授.
著作
1. 《唐代教育與選舉制度綜論》(獨著),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7月
2.《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高等教育》(潘懋元,劉海峰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
3.《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獨著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
4.《福建教育史》(劉海峰,莊明水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
5.《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比較研究》(主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

6.《中國考試發展史》(劉海峰等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

論文
共有論文近百篇,近年來代表性論文主要有:
《科舉制對西方考試制度影響新探》,《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5期。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始于隋朝,终于清朝。

它的废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的一个标志,这种断裂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改变。

科举制度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的,它强调的是对经典的诵读、理解与应用。

这种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传统文化在担任官僚职位方面的价值被丧失。

以前的士人不仅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还能够借此来提高社会地位和名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而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废除,人们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现代社会以实用、专业知识为导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越来越受到冷落,文化传统的断裂不可避免。

其次,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官员选拔方式的改变。

自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中国官员的选拔方式逐渐转变为现代的考试制度和选拔制度。

这种转变使得人才选拔更加注重专业能力和实际表现,但与此同时也使得传统的士人道德修养和人文素养等方面的特长受到忽视。

而传统的士人修养与道德伦理等方面的传承在这个过程中难以得到保留和发扬,导致中国官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的下降。

再者,科举制度的废除也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的改变。

科举制度所鼓励的是勤学苦读、努力上进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影响到了整个社会。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社会的行为动机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竞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盛行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

人们更加注重个人利益和物质追求,而对于传统的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视逐渐减少。

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也进一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断裂。

最后,科举制度的废除还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在教育领域的缺失。

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传统文化得以融入学校的教育体系,它帮助塑造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体系。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教育不再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这使得学生在教育中接触到的传统文化的机会越来越少,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在教育领域的缺失。

科举制度及其废除百年后的反思

科举制度及其废除百年后的反思

《科举制度及其废除百年后的反思》摘要:科举制度标榜的“唯才是举”精神,以及注重机会均等,强调公正、平等的合理内核,被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法等国所吸取,演变成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官考试制度,到今天这一制度已成为西方官员任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时,考试科目有进士、明经、秀才、明法、明算、明书、明道及武举等,同时还保留了“吏道”,又因痛恨科举制度,把“八股文”的刻板、空洞等弊病凸显出来,认为“八股文”足可以代表科举制度的一切内容提要:科举制度是盛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官吏选任制度。

科举以其相对开放和公正的考试取才的方式,突破了古代宗法制度对人才选拔的垄断,扩大了人才选拔的范围。

科举开世界职业文官治理之先河,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

进入近代,科举制度与科举考试的规范化与程式化,促使其走向极端封闭与衰亡。

这些合理内涵后来为西方所引进,融合进入它们的文官考试制度之中,成为西方官员任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科举制度选举创举废除百年反思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2—52—4科举,创立于隋、盛行于唐、发展于两宋、衰亡于明清,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与“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官吏选任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政治制度中的重要一环,集政治、教育及文化于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形态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

但科举制度又一度被视作同鸦片、小脚一样的“国粹”而颇遭指责,最终于1905年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科举制度并没有因为其被废除而为人们所遗忘,时至今日,对这一重要制度的争议仍然很多,毁誉参半,难以达成共识。

笔者认为,一种制度能实行1300年,跨越了隋唐以后的不同朝代和政权,并在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中广泛实行,已经说明它在古代社会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科举在近代之所以被废除,一是它与旧制度捆绑在一起,反封建连带把科举也扫除;二是与学校相比较,它培养人才的方向太单一,不能适应社会对各方面人才的需要,废除成为必然的事。

我国科举制度正式废除

我国科举制度正式废除

我国科举制度正式废除我国科举制度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自隋唐时期开始,一直延续至清朝。

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其核心理念是“文章选贤”。

然而,尽管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提高士人素质和选拔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它逐渐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弊端,因此,我国科举制度于1905年正式废除。

首先,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科举考试过于注重文学才能,忽视了其他方面的能力,导致选拔出的官员思维僵化,缺乏实际操作经验,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此外,科举制度也存在严重的阶级歧视,只有士人阶层才有机会参加考试,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才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人才的梯队建设。

其次,科举制度对于教育机会的分配存在不公平性。

由于科举考试占据了教育资源的绝大部分,导致其他教育途径受到压抑,使得许多人才无法得到充分的教育机会和发展空间。

这种不公平现象不仅仅体现在地区之间的差异上,而且还存在于性别之间。

科举制度对于女性来说几乎是关闭的门,使得那些具备优秀才华的女性无法得到应有的发展机会,这是对女性人权的一种剥夺。

再次,科举制度容易滋生腐败和贿赂现象。

科举考试的庞大系统给了许多不法之徒机会,他们可以通过贿赂、作弊等方式获取高分甚至官职,这严重破坏了选拔人才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由于考试的举办者和监考人员往往收受贿赂,导致科举制度成为了某些地方贪污腐败的温床。

最后,科举制度与时代的要求不符。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纯粹的文学才能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有创新精神、实践经验和团队合作能力的人才,而科举制度无法选拔出这样的人才,因此它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科举制度之所以在1905年正式废除,是因为它在选拔人才、教育机会分配、腐败问题和时代需求等方面逐渐显现出了严重的弊端。

废除科举制度是我国教育改革和人才选拔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科举制度的废除

科举制度的废除

科举制度的废除一、背景介绍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起源于隋朝,发展于唐宋时期,延续至清朝。

该制度以考试方式选拔人才,被视为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的巅峰之作。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许多弊端。

这些问题的累积最终导致了科举制度的废除。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介绍科举制度的废除过程。

二、弊端的逐渐显现1. 考试内容浅薄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主要以经典文献为基础,重视文论而忽略实务能力。

这导致了许多人会死记硬背,而无法真正理解和应用所学内容。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官员无法胜任各种实际问题和处理政务的能力。

2. 考试范围狭窄科举制度以文言文为主要考察内容,对汉字和古代文化的传承有一定的意义,但同时也忽视了对其他学科的培养。

这限制了人才在其他领域的发展,导致社会上缺乏全面发展的人才。

3. 阶层固化科举制度以出身和地域为考量,剥夺了许多人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

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封建思想盛行,社会阶层难以流动。

这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三、废除的过程1. 变革的呼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开始呼吁废除这一制度。

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公平竞争和多元化选拔方式,才能真正选拔出优秀的人才。

2. 试刀小组的设立为了废除科举制度,政府成立了试刀小组,负责研究和制定科举制度的废除方案。

这个小组由教育界、学术界、官员等各行各业的代表组成,通过多方面的讨论和研究,最终提出了废除科举制度的方案。

3. 新制度的建立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政府开始推行新的人才选拔制度。

这个制度采取了多种选拔方式,包括考试、面试、实践等。

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对教育的支持力度,推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奠定基础。

四、废除科举制度的影响1. 人才流动的加速废除科举制度,打破了原有的封建思想和社会阶层的束缚。

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科举制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延续与反思

科举制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延续与反思

科举制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延续与反思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制度,曾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科举制度的地位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本文将对科举制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延续与反思展开探讨。

首先,科举制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延续表现在教育、人才选拔、道德教育等方面。

尽管科举制度在清朝末期已经被废除,但是大学的创立、普及教育的发展,以及现代职业教育的开展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科举制度中人才选拔的传统。

此外,以德育为重的思想在科举制度中也被积极倡导和展现,这种思想也得到了现代社会的继承和弘扬。

其次,科举制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反思主要体现在教育公平性、选拔标准、人才培养等方面。

科举制度曾经因为其公平性而被称赞,但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机会分配不均、机会的选择不公等问题,使得科举制度的公平性遭到了严重的质疑。

同时,这种制度也存在人才结构单一、定向教育过度等缺陷,这些问题也成为制约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延续的主要因素。

最后,科举制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延续与反思应该在传承和发扬科举制度的优点的同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和改进。

首先,在教育方面,应当建立公平的教育机制,加强选拔标准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努力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和配置;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当注重人才的多元化发展,鼓励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尽可能地避免人才结构的单一化问题;最后,在道德教育方面,应该弘扬以德育人的思想,努力促进全社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

总之,科举制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延续与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反思和改进科举制度的优缺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科举制度废除日

科举制度废除日

科举制度废除日科举制度废除日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考试选拔制度,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将近一千余年。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和弊端。

终于,在1905年的这一天,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开启了新的篇章。

科举制度的造成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

它的主要目的是选拔人才,以建设一个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官制度。

然而,在长时间的实践中,科举制度严重扭曲了人才的概念,使得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剥夺了大量优秀人才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使得读书成为一种狭窄而死板的方式,导致创新和多样性的削弱。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为中国教育带来了一场革命,使得中国的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废除科举制度后,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于社会有长远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歧视性的选拔机制,使得社会地位与家庭背景无关,真正实现了社会公平和机会均等。

这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废除科举制度后,中国的教育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

一方面,教育资源不均衡和教育质量不高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

另一方面,学术腐败和应试教育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所幸的是,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中国教育改革取得了许多成果。

中国的教育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探索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念。

中国的教育现在已经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科举制度废除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它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教育改革的进程。

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中国的教育取得了积极的发展和变革,为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和推动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历代科举制度的演变与评价

中国历代科举制度的演变与评价

中国历代科举制度的演变与评价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考试制度,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这种考试制度始于汉朝,终于1911年被废除。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科举制度经过多次改革和调整,逐渐向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本文将对中国历代科举制度的演变及其评价进行探讨。

一、科举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汉代,规定了由政府对有才华的人进行考试来选取官员的制度。

这种制度不仅有利于选出政治才能和文化能力较高的人,同时也增强了政府对人民的控制,限制了地方与军阀势力的发展。

然而,最初的科举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例如由于只有特定的学生参加考试,选取的官员常常是家族背景和政治声望较高的人。

这种情况直到唐代也没有改观。

唐代的改革推动了科举制度的进步和发展。

唐朝的统治者意识到了许多人才无法参加考试的问题,他们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确定了一系列政策来增加考试的公正性和参加人员的多样性。

比如在唐代,“府学”和“州学”成为地方教育的主要形式,为城镇居民和乡村士族提供入学和参加考试的机会。

这些公立的学校中招收的学生来自各种户籍和社会阶层,增加了考试的最大范围和公正性。

此外,唐朝取消了以往的九品官制,在选举政府官员时,采取运用候选人的考试成绩来确定他们的职位,从而增加了科举考试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

宋代继承了唐代科举制度的基本框架,并对它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宋代对地方官员的考试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推出“策府编制法”,即不再限制仅由京官官员参加“进士”考试,同时为地方官员设立了“制举”考试,这一政策使得地方政治权力更加分散。

此外,宋朝还试图通过“科举”制度来减少历代帝王的专制倾向。

考试科目改变为“经义”和“诗赋”,增强了社会上文化实力的重要性,也减少了官僚体系中官员的特权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相对于前代出现了一些与时俱进的特点,创设了一些新的考试类型。

明代创设了一种新的考试科目“明经”和“友贡”,代之以“经义”和“策论”,并对考官的选拔进行了改革,但这些改革并没有实际改变官员选拔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和其他不公正现象。

科举制度的废除

科举制度的废除

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制度,始于隋朝,经唐、宋、元、明一直延续到清朝废止。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代政府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其存在一些弊端和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因此废除科举制度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首先,科举制度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才选拔标准的单一性。

科举制度以经书为依据,过分强调书本知识的记忆和理解能力,忽略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这导致科举所选拔出来的官员往往只擅长书本上的知识考核,而在具体执政和管理能力方面欠缺,不能适应现代化需要。

其次,科举制度容易导致贪污腐败。

科举考试需要考生购买考题、请教书法名家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支出。

而后来科举制度庞大的官员层级和复杂的选拔程序,也为贪官提供了大量的腐败机会。

这些现象为社会带来了严重损害,不利于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

再次,科举制度过于强调纸上谈兵和克己奉公的理念,忽视了对人的实际品德和道德素养的考察。

清朝末年科场上发生的舞弊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官员拥有高学历和品级,但进行的舞弊行为显示了道德缺失和腐败败坏的一面。

这些负面因素对社会稳定和政府信誉带来了负面影响。

最后,科举制度阻碍了社会流动性和公平竞争的体现。

科举制度通常要求考生来自特定家庭背景,对社会阶层流动形成一定的障碍。

同时,科举制度的选拔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裙带关系、权力干预等,导致社会精英层面的公平竞争无法实现。

综上所述,虽然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积极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废除科举制度可以促使政府选拔官员更加注重全面素质和实际能力,提高社会流动性和公平竞争机会,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从改科举到废科举、兴学堂——近代中国的制度危机

从改科举到废科举、兴学堂——近代中国的制度危机

从改科举到废科举、兴学堂——近代中国的制度危机王宪明、俞益开(清华大学历史系)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其中包括国际著名学者宫崎市定、何炳棣、张仲礼、王德昭、艾尔曼等,从不同的角度对科举制进行过深入研究。

本文在参考借鉴已有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对晚清科举制的废除及其所反映的近代中国的制度危机做一粗浅探索。

晚清对科举制的批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世纪初到甲午战争前,晚清士人对科举制主要批评其无用无实、无标准,虚耗人的大好时光,败坏士人的道德等,在批评的同时又提出了整改的意见。

其中冯桂芬对于科举制度改革的建议值得重视。

他在《改科举议》中借别人酒后之口指责科举“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又引用了顾炎武的话,“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进而指出科举考试的内容已经变得简单了,“至今日之时文,而易更极矣”,因此需要增加科目的难度,那么“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觊幸之人少矣。

难则工拙可以众著,中材以上有实至名归之效,益愿其因难见巧,而奋勉之人多矣。

”进而,他提出了对科举改革的设想,“至于所谓难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经解、古学、策问三者而已。

宜以经解为第一场,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

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

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以下者,皆是。

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

三场各一主考而分校之。

又在《制洋器议》中,冯桂芬提出了鼓励奖励制器的办法。

“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

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蓰,勿令他适。

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贴、楷书无用之事,又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

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优则得,劣则失,划然一定,而仍可以得时文、试贴、楷书之赏,夫谁不乐闻?且其人有过人之禀,何不可以余力治文学、讲吏治,较之捐输所得,不犹愈乎?即较之时文、试贴、楷书所得,不犹愈乎?即如另议改定科举,而是科却可并行不悖。

科举制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兴起

科举制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兴起

科举制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兴起随着时代的变迁,古老的科举制被废除,新式教育开始兴起。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历史悠久且具有重大影响力。

然而,科举制的废除并非一蹴而就,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和社会背景。

一、科举制的废除在科举制之前,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主要通过世袭或朝请选才的方式来选拔官员。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选才方式逐渐暴露出不足之处。

为了扩大统治者的选官范围,并提高选官的能力与素质,科举制在公元581年正式实施。

科举制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以文学、经史等知识为基础,一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选拔官员的方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过于庞大和理论化,忽略了实际能力的培养。

官方出题往往偏重于古文经典的背诵和文字功底的考察,对于实际能力的考察相对较少,这导致一些考生在实际工作中显得无能。

另一方面,科举制造就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使得学习成为追求功名利禄的手段。

许多人只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而忽视了对于知识本身的真正追求。

二、新式教育的兴起科举制的废除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社会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冲击和变革。

新式教育开始引入中国,对科举制的废除奠定了基础。

新式教育的兴起提倡实用主义和现代化,关注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创造力。

它突破了科举制固有的限制,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新式教育推崇科学、自由、人文的精神,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实际运用所学的知识,并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与科举制相比,新式教育的发展面临着一些阻碍和困难。

在实施过程中,教育的普及和质量的提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导致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

此外,一些传统观念和利益关系的束缚也对新式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三、科举制与新式教育的对比科举制与新式教育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价值观。

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关于科举制度废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关于科举制度废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07年8月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Au g.2007第26卷第8期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Vol.26No.8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关于科举制度废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 贵,李华东(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沙410081)摘 要: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社会后果、总体评价等方面有了颇丰的研究成果,但对于这样一重要制度废除的研究,进一步地深化与细化仍有一定的必要。

关键词:科举制度;废除;研究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07)08-0081-02收稿日期:2007-05-11作者简介:李贵(1983-),女,湖南邵阳人,2005级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硕士研究生;李华东(1982-),男,江西兴国人,2005级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一、科举改革废止的原因问题关于科举改革废止的原因问题,专著和论文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如下一些论著。

王德昭在其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中 新时势 新教育 与科举制度的废止 一章论述甚详,在维新派人士的呼吁下, 清政府之认真考虑变通科举,乃在海禁开后,西潮迫来,国家处境大变,新时势要求新人才,而新人才的作育要求新教育。

传统的科举考试既无以应新时势的要求,于是新学校建立,卒至取明、清两代行之已数百年的学校与科举制度而代之。

[1]张仲礼也认为,科举制虽曾是政府控制士绅的有效机制,但这种机制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便已逐渐从内部衰落了,而它本身又完全无法适应西方冲击所产生的新需要,废除科举是清廷顺应历史的必然之举[2]。

刘海峰、李兵在 中国科举史 一书中指出: 中国从传统社会逐渐向近代社会过渡,科举取士制度不能适应现实社会满足培养和选拔新型实用人才的需要。

而西方文化和近代教育制度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为代表的文明传入中国,它们为改革科举考试提供了推动力和参照系。

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之回眸

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之回眸

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之回眸【摘要题】专史研究【正文】1科举选官与胥吏政治得进展程念祺一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前,并不是一个官僚化得国家.西周实行得是领主制,统治者各治其民,只只是天子、诸侯用卿大夫为官,卿大夫又用家臣为官.然而,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得社会结构发生了全然性得变化:首先是村社共同体瓦解,独立得农户成为社会最差不多得单元;再确实是原来得领主,在不断地兼并战争中被消灭了.在如此得状况下,国家不得不对社会实行从上至下得官僚操纵.战国得时候,国家对社会得操纵已差不多上官僚化了.官僚化操纵得直截了当后果,确实是使政治得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关于做官得人来讲,专门得政治知识已特别重要.战国时,各国君主都特别重视选拔那些具有专门政治知识得人做官.秦朝建立后,设了许多博士官,目得也在于用专门得政治知识来治国;始皇帝还下令“以吏为师”,更着眼于从政治知识方面培养和选拔做官得人才.汉代,学咨询和政治得关系紧密,选拔官员越来越看重学咨询;朝廷设太学和郡国学,学生多被录用为官员.总而言之,政治既然差不多官僚化了,就需要做官得人具备专门得政治知识.汉代选官还特别看重个运气行;久而久之,到曹魏时就设立了制度,将人物分为九品.那时,一个人得运气,总是由他所在得地点来评价得.因此,评品人物得权力,最终操于地点世家大族之手,形成了所谓得“九品中正”制.自汉以来,对读书人做官并没有严格限制.实行“九品中正”,最终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仕途上造成了严峻得不平等.wM紧随其后得,确实是隋唐科举制得产生.这是中国得统治者在近千年官僚化统治之后,所创设得一种培养和选拔官僚得制度.近人论及科举取士得优点,最看重得确实是它得公平,认为公平就能出人才.唐朝出了许多人才,据讲基本上因为科举制.如此一种意见,估计非常有咨询题.汉代没有科举制,不也同样出了非常多了不起得人物吗?事实上,科举制得好处,仅仅相对九品中正制而言,未必确实是历史上最好得选拔人才得制度.唐朝得科举,以明经和进士二科最为重要;但进士又重于明经.明经科得考试,当时分为“帖经”和“墨义”,基本上要测试考生对经典文句是否熟记,而不在乎他们对经典微言大义得阐释.明经科考试,后来又增加了“时务策”一门,以考察考生是否有政治见解.进士一科,唐朝最初仅试“时务策”五条,后来又增加了帖经和杂文.杂文一门,最初要试多种文体,慢慢地就只作诗和赋了.科考重诗赋而轻经(帖经,墨义)、策,是当时重文学得风气使然.中唐以后,科考往往又加试“论”.“论”得对象,是经书和史书中得题目,跟“策”专门讨论“时务”不一样.如此得考试再公平,也不能测试一个人是否具备做官得才质.唐朝做官,还有门荫一途.在那些因门荫而做官得人看来,做官就该凭才能,而不应该凭文辞.如此得意见,尽管是出于一己之私,而且也特别自以为是,却切中了科举取士得要害.至北宋王安石变法,才将明经等科都并入了进士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和墨义,而增加“经义”一门,与策、论并驾齐驱.所谓经义,确实是以儒学经典中得某一句或几句,或某个段落为题,让考生阐发其中得义理,考察他们对儒学微言大义得理解力,以使他们能够思圣人所思,想圣人所想,讲出圣人得意思.如此得考试,大大地压抑了读书人得思想.好在宋朝热衷于“养士”,对读书人非常优容,研究学咨询得风气因此得到鼓舞.那时做学咨询得风气,是盼望通过研究学咨询,来搞清晰治理天下得道理.因此,尽管有科考经义之流弊,但研究学咨询得风气对这种流弊依然有制约作用得.只只是做官得人是否因此增长了实际得政治才能,却不得而知.由宋而元,儒学衰微.入明而后,科举虽受重视,却已失去了两宋那样得学咨询背景.明朝又重科举而轻学校,也确实是重考试而轻学咨询,学生唯知记诵,而不是去考虑和研究儒学义理.没有了学咨询背景,所有关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得道理,都仅仅成为通向仕途得敲门砖.因此,一方面是士子们在科场上模仿着经典中得圣人语气,讲着圣人们差不多讲过得道理;另一方面确实是舍命地在文章和修辞技巧上下功夫.慢慢地,一种有关经义得“八股”文体就形成了.如此一种文章形式,对人得思想更是一种极大得束缚;入清而未改.明末清初得顾炎武认为,八股文得害处就看起来是秦始皇焚书;而它关于人才得败坏,则比秦始皇坑儒还要厉害.二以上所讲,或强调科举考试科目并不适合选拔做官得人才,或强调科举考试有害于士子得道德培养.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要从头否定科举制呢?恰恰相反.科举制是成功得.科举制得成功之处,就在于使天下得读书人驯服.尽管,驯服未必就没有本领,但不驯服是决不能给官做得.而非常多具体得事务,官员不明白得如何做,并无伤大雅,自会有熟悉工作得吏员去处理.远自战国,官府中就有非常多吏,秦汉也一样.汉朝得萧何和曹参都曾做过秦朝得县吏,刘邦则是更低一级得吏.吏得地位一般都非常卑微,对社会却非常了解,而且基本上有专门政治知识得人,其中人物往往也非常有本领.刘邦造反,最终做了皇帝.辅助他得萧何和曹参,先后都做了汉朝得相国.战国和秦汉时还有一种“胥人”,或称“里胥”,亦即后世所谓得“里吏”.“里”是当时政府治理得最低一级机构,胥人、里胥连正式官府吏员也算不上,却也必须得到官府得认可,并执行一定得公干.郦食其、陈平基本上这一类人物,也都非常有本领.汉人讲无为而治,所谓“萧规曹随”,需要一个先决得条件,确实是“萧规”都已有“胥”与“吏”在具体经办了.隋唐以下,胥、吏制度进展得特别严密.即便是中央朝廷,各府衙得事务亦可全部交给胥吏处理.唐代宗时,元载为相,史书上讲他凡事“外委胥吏”(《旧唐书·元载传》).宋代设官,最注重权力分散,使官员相互掣肘;官越设越多,机构越来越复杂,权力越来越零碎,事务越来越繁杂,而负责具体操作得胥吏得权力所以也就越来越大,其结果确实是胥吏政治得形成.“吏强官弱”(《宋史·蔡居厚传》),是宋史上得普遍现象.司马光讲:“府史胥徙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啗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此民之因此重困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六)毫无疑咨询,胥吏政治得养成,与科举制关系极大.隋唐之前,胥吏得咨询题是“奸猾”,却并不足以操纵行政.两汉时,官员往往自辟僚属,胥吏得任用往往只在官员得一言之间.魏晋南北朝行九品中正制,做官得人都有家世背景,也绝可不能受制于属吏.唯科举制只负责培养驯服得官员,多数人在为官之前只是一介草民,没有什么家世背景,他们中得大多数或能够讲一套经世济民得大道理,却缺乏真正得行政能力和应有得权力,因此上任伊始自不能不听任胥吏得摆布,否则就非常难在官场上混下去.宋仁宗时,就发生过“胥吏而斥逐御史中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得情况.元、明、清时期,胥吏政治更演为胥吏专政.元朝以少数族入主中原,因为文化方面得缘故,对读书人自不能信任,故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讲.但国家需要人来治理,元朝既已轻儒,则不得不重吏,因此元朝得胥吏政治更演为胥吏专政,“一县之政欲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明清两朝以八股取士,读书人更不知治理国家为何物,胥吏专政得情况由此也变得更为严峻.那时候,读书人做官,具体得情况却要胥吏做.专门是地点上得事,做地点官得人更要依靠胥吏.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熟悉地点上得情况,官衙得基层行政也只有他们才明白行,权力势必由他们垄断,以至于各衙门得种种条文也基本上他们搞出来得.胥吏熟悉法律,对社会得实际情况也非常了解.这两点基本上那些做官得读书人全然比不上得.在朝廷六部,以及各官司,胥吏得地位尽管卑微,却因为身居重地,通过种种文案得处分,条例得拟定,在非常大程度上把他们个人得意志转化为朝廷得意志;州、县长官以下官吏得选任,通常也由吏部得胥吏来决定;在地点上,胥吏仰仗着官府得势力,能够让乡民逆来顺受;他们在官府年长日久,关系盘根错节,一般都结成了党羽.因此,对如此一批人,衙门长官要想驾驭得好,并不是一件容易得事.他们只明白为自己谋利益;而越是如此,情况就会变得越糟.因此黄宗羲讲:“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也确实是讲,由胥吏制定得种种条例,事实上基本上符合胥吏自己得利益得.这就叫胥吏专政.明朝人对胥吏得咨询题看得非常重,可确实是没方法解决.黄宗羲是个非常有见识得人,可他所盼望得解决方法,确实是让那些读书人去做胥吏.在他看来,读书人总比胥吏有道德.钞票穆曾经讲过如此一件事,讲得是明朝有个理学家叫陈龙正,他得一个朋友到绍兴去做知县,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为那个朋友送行.那个陈龙正在文章中讲,天下得治乱都在朝廷六部,而六部得胥吏基本上绍兴人;这些人虽在朝廷办理文案,但他们得父兄都在绍兴.他盼望朋友到了绍兴任上,能够注意教化这些人得家庭,讲把胥吏得家庭教化好了,今后胥吏也会变好了;胥吏变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了(钞票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23—127页).不管是黄宗羲,依然那个陈龙正,都无法从国家体制得角度来提出解决胥吏得咨询题,因此只能盼望通过教育来解决咨询题.总之,由于科举选官得目得并不在于选拔治国得人才,那科举制所谓得“公平”原则,事实上也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胥吏政治大行其道,以至于官不任事,事不任官,所谓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得讲辞,其最大得意义只是在于表明皇帝对官僚得忠诚和驯顺得信任.然而,皇帝得这种信任从来确实是有限度得.隋唐以来,皇权得强化,在中央是用各种方法来削弱相权,在地点则是用各种方法使地点官无权,其中最重要得一招,确实是严格限制地点官任期,以阻止地点官熟悉地点政务.至于胥吏,唯其不入流品,缺乏像读书人那样得社会感召力,虽擅事弄法,却永不足以与国家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唯其如此,有清一代,科举选官一仍其旧,而皇帝则甘于“与胥吏共天下”(徐珂《清稗类钞·胥役类》)了.三近人每每称西方得文官制度是学习中国科举制而来,然而,西方文官制度得作用,与科举制毫无相似之处,倒是稍接近于中国传统得胥吏制度.中国得胥吏制度是用来处理国家具体事务得,西方文官制度也是如此.所不同得是,西方得文官制度绝对是按照国家得行政法规来处理国家事务得,文官本身并不具备擅事弄法得权力,更不能参与制定政策法规;西方国家对文官得培养,亦即对文官进行规范性得行政训练.这是中国胥吏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得重要不同.另外,必须指出得是,胥吏制度除了前面所讲得那些弊端,更重要得是这一职事得父子私相传授和私人垄断.一般而言,各部门胥吏所任职事,有种种不成文得惯例必须遵守,有种种特例可为援引;而这些惯例和特例,则由胥吏私人掌握、私相传授.比如.某地土地和赋役得真实情况,只有负责这些事务得胥吏才明白,而成为他们任事得资本.隋唐而后中国胥吏政治得进展,证明科举本身并不能为国家培养和选拔治国人才,但却是习惯专制政治得需要得.中国古代得专制主义政治,其政治运作得一个重要目标,确实是消除政治上得竞争者.自秦而后,中国得政治过程有两大特点:就中央和地点而言,则中央不断地被削弱而又不断地强化,地点则不断地强化而又不断地被削弱;就皇权和相权而言,则皇权不断地被削弱而又不断地强化,相权则不断地强化而又不断地被削弱.正是在这两个过程中,中国得行政制度得设置,都以限制官员个人发挥其能力为目标.制度设置得目标既在于限制官员发挥其能力,那么在如此得制度下要有所作为,必定是“变乱制度”,且“一法既立百弊丛生”.而所谓“兴一利不如除一弊”得古训,难免不成为后世为官得老生常谈,其准确得诠释,只是是“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苏东坡诗云:“人人一辈子子望聪慧,我被聪慧误一生.但愿儿孙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诗虽调侃,自有讲不尽得酸楚.后人仕途蹉跌,每以此诗自解,正折射出科举选官得用意.如此看来,清末废除科举制,就具有非常强得针对性.盖国家面临万世未有之变局,关于做官得人得要求,首先是能干而不再是驯服;而现代化对人才得需求,更是多方面得.不废除科举,则举天下学子不能不热衷于仕途,求得得是做官权力得所谓公平.至于废科举而兴学校,人才得进展从此不拘一格,因此而追求社会得公平与进展.反思科举兴废,确有许多值得深思得东西.作者简介:程念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创新与流弊:千年科举制度面面观黄留珠一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了,百年来人们一直对它褒贬不一.事实上,当我们平复、科学、理性地对它重新审视,不难发觉,它蕴涵着十分宝贵得可供借鉴得差不多原理——选考.所谓选考,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它与现代西方人事行政学中得“考选”(selection)概念大体相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考试得做法起始甚早,如乡兴贤能过程中得射选,贤良得策咨询,秀、孝得策试等等,皆可视作不同类型得考试.只是真正严格意义上得考试,却是自科举制开始得.因为这之前得种种考试,大多只是通过此种形式来确定授官等第或检验举主荐贤得态度,而非试有黜落,故还不算真正得考选.科举制时代,“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换言之,即白丁能否释褐为官,全凭考试成绩为转移.如此,考试就成了选官唯一得决定性因素,而只有这种考试,才属真正得考选.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通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作出得最佳选择.考选制度,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如此几种差不多精神得:一曰公开平等,二曰竞争择优,三曰量才使用,四曰内行治理.这些,也确实是西方现代组织理论所强调得普遍主义与感情无涉原则,以及择优选拔、据能授任原则.科举制时代得考试,差不多上是体现了这些原则得——尽管存在着极大得不完全性.由此带来得重大社会效应之一,便是产生了所谓得社会流淌——要紧指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据社会学家用清代资料所做得抽样调查可知,当时五代之内均无功名得布衣子弟在科举录用得总人数中,约占1333%,父辈一代无功名得布衣子弟约占3344%.这一社会流淌得速率,同20世纪号称自由之邦得美国大体相当,而比十月革命前得俄国大三倍还多(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淌》,载《社会科学》〔清华〕第四卷一号).社会流淌有利于不拘一格网罗选择人才,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得活力和生机.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长治久安,如此得活力和生机基本上必不可少得.科举制得考试又是多层次得.唐代分为州县预备试和吏部省试两级,宋代进展为州试、省试、殿试得三级考试制度,明清时则进一步完善作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制度.多层次得考试,不仅关于保证选取人才得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得作用,而且关于“任人唯亲”得用人路线也有一定抑制作用.诚然,就整个封建社会得用人而言,是不可能完全摆脱“唯亲”得,但科举制度得层层考试,对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只凭“门第”、“裙带”进身者来讲,怎么说是一道道严峻得关口.况且科举考试在思想意识领域内产生得妨碍,更是一股强大得潜在力量.众所周知,科举时代科举制是与多种其他仕途并行得,但朝野上下对以科举进身者与以他途进身者得看法却截然不同.早在唐代便已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之讲(王保定:《唐摭言》).以后各代,此种观念愈益根深蒂固.小讲《红楼梦》中贾政硬逼亲孩子宝玉走读书科举之路,而不让他荫补世职,即是最生动得例证.另外,尽管封建社会朋党比周、关系用人得事实比比皆是,但在浩如烟海得史籍、杂记中,公开倡言“任人唯亲”者却绝无记载.从这个地方,同样能够看出考选制度深入人心所产生得社会威力.为了保证考选得公正与客观,科举考试中所形成和建立起得回避、保密等一系列制度也是颇具借鉴价值得.科举制下得回避制度,归纳起来不外两种类型:籍贯回避与亲属回避.籍贯回避,指本籍人不任本籍官.早在汉代得“三互法”中便有籍贯回避得内容.科举时代,这种回避越发复杂.如明代不仅郡县守令要回避乡邦,而且有时还限制同一籍贯者不许在同一机关中任职,甚至有某些官不由某籍人担任得特别规定.再如清顺治朝规定,外官及户、刑二部司官须回避本省,教职须回避本府.康熙时规定外任官在本籍五百里之内者,即需回避.本籍回避还包括对祖籍和游幕过地点得回避.如清道光时,戴三锡为顺天大兴人,祖籍江苏丹徒,初欲迁江宁布政使,因回避祖籍,故只好调任四川(《清史稿·戴三锡传》).亲属回避,指婚姻之家、亲属之间不得交互为官.科举考试得亲属回避,滥觞于唐,制度确立于北宋.其规定,凡省试考官、州郡发解官和地点县官得子弟、亲戚乃至门客,应试必须回避,另派考官设场屋考校,称为“不试”,或曰“不头试”.科举制后期,亲属回避更臻细密.明代不仅规定亲属之间彼此引避,而且兄弟、同族也要避嫌,原则是“以下避上”.另规定,大臣子弟不得任言官,不得参加殿试,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等等.清代亲属回避,尤重科道官.如顺治朝题准,现任三品以上堂官子弟不得考科道;若父兄赴部候补,而子弟现任科道者,查照资俸,调吏部主事.康熙朝考选科道时曾规定,京官三品以上子弟即不与考选,总督、巡抚子弟亦不准考选.清代还规定,大臣子弟不得充任军机章京等等.科举考试得保密制度建立,始于北宋.其具体做法要紧有:锁院制度.马上负责考试得官员锁宿于贡院,不得回家,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这实际是采纳隔离法以达到保密之目得.封弥制度.“封弥”又作“弥封”,亦称“糊名”.简单讲,确实是把试卷密封起来,糊去举子姓名,使考官“莫知举子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用情于其间”(《欧阳文忠公集·奏议集·论逐路取人札子》),以“革容私之弊”(《归田录》卷二).誊录制度.此为补充和完善封弥制而建立.“誊录”确实是抄写试卷.举子得亲笔试卷称“真卷”,誊录后送封弥官存档.誊录得卷子称“草卷”,送给考官评阅.由于考官定等时看到得已不是真卷,“认识字画之弊始绝”(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以上得各项制度,自宋以后一直沿用.而这些做法,即便在当今考试中,仍然不失其使用价值.二科举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得最大妨碍,莫过于由它所造成得畸形进展得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得官本位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把读书和做官相连结得思想出现非常早.春秋末,以孔子为首得儒家学派在这方面作了一次集大成性得总结,提出了“学而优则仕”得思想(《论语·子张》).应该承认,在当时这一思想是具有革命意义得,它是对世官制最完全得否认.世官制以后得各种占主导地位得选官制度,差不多上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而服务.比较而言,科举制对此思想得贯彻最为全面也最为完全.在科举制下,读书得目得更加“一元”化,那确实是做官.广阔士人终生按照“苦读——应考——入仕”得模式奋斗,“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追求功名,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得幻想,日夜为进入“官”得行列而苦心钻营.其结果,必定导致官本位得恶性膨胀:社会上一切皆以官为中心,以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丢官便失去一切.《红楼梦》中所写贾府居官之荣与去官之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官作为权力得代表,受到人们得景慕、向往,这本是人之常情.只是,在中国古代,对官得追求,除了要享有特别神圣不可侵犯得地位之外,还包含着更为直截了当得经济缘故,即做官发财——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大伙儿明白,官吏只是从事社会治理得公职人员,其本身不能制造社会财宝.任何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治理人员,但假如此辈过多,比例失调,也必定要给社会带来巨大得灾难.尤其智力阶层,本是社会成员中思维力制造力最强得部分,若他们一味追求做官,而不将力量投入到与制造社会财宝(包括物质得精神得两方面)直截了当相关得劳动中去,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得.然而在古代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地方得“读书”,即“做官”得代名词.读书人经十年或几十年得寒窗之苦,甚至遭受种种讥笑和侮辱,但应试求官之心,皓首不灭.读书做官,就高人一等;而从事工商实业,诸色方伎,则被视为下九流得贱业.专门是把属于自然科学方面得研究,也统统当作歪门邪道,不屑一顾.所以这种读书做官得道路,是古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得政权而精心设计得.据载,一次唐太宗走到殿后端门。

科举考试的历史和现状

科举考试的历史和现状

科举考试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皇上为选拔官员而设立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最早起源于隋代。

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加强中央集权,将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隋朝开设进士科的历史事件具有标志性实际意义,它意味着科举制度的正式诞生。

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科举考场唐朝建立后,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

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

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

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

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

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

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通称春闱或闱。

状元及第虽然清朝末期废除了科举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科举制度的完全消亡。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的影响深远,它的消亡也并非一蹴而就。

在清朝末期,科举制度已经存在了1300多年,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同时,由于文化的惯性,人们对科举制度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即使科举制度被废除了,这种观念还是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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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Au g.2007第26卷第8期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Vol.26No.8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关于科举制度废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 贵,李华东(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沙410081)摘 要: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社会后果、总体评价等方面有了颇丰的研究成果,但对于这样一重要制度废除的研究,进一步地深化与细化仍有一定的必要。

关键词:科举制度;废除;研究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07)08-0081-02收稿日期:2007-05-11作者简介:李贵(1983-),女,湖南邵阳人,2005级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硕士研究生;李华东(1982-),男,江西兴国人,2005级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一、科举改革废止的原因问题关于科举改革废止的原因问题,专著和论文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如下一些论著。

王德昭在其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中 新时势 新教育 与科举制度的废止 一章论述甚详,在维新派人士的呼吁下, 清政府之认真考虑变通科举,乃在海禁开后,西潮迫来,国家处境大变,新时势要求新人才,而新人才的作育要求新教育。

传统的科举考试既无以应新时势的要求,于是新学校建立,卒至取明、清两代行之已数百年的学校与科举制度而代之。

[1]张仲礼也认为,科举制虽曾是政府控制士绅的有效机制,但这种机制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便已逐渐从内部衰落了,而它本身又完全无法适应西方冲击所产生的新需要,废除科举是清廷顺应历史的必然之举[2]。

刘海峰、李兵在 中国科举史 一书中指出: 中国从传统社会逐渐向近代社会过渡,科举取士制度不能适应现实社会满足培养和选拔新型实用人才的需要。

而西方文化和近代教育制度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为代表的文明传入中国,它们为改革科举考试提供了推动力和参照系。

科举制度还是很难适应清末社会的大变革情势下兴学育才的迫切要求,停废科举势在必行。

[3]除此之外,沈其新认为,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日趋没落的书院制度、社会心理的变迁等也是导致科举废除的原因[4]。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关晓红通过详细考察清末科举废除的决策过程,指出其反映了清末政情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各项新政虽自上而下地通过朝廷政令颁行,其决策过程却往往由地方促动中央这样一种新政的改革重要模式[5]。

总体说来,对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史学界的基本观点为:(1)根本原因在于,科举取士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社会及满足培养和选拔新型实用人才的需要。

科举取士用四书文,这造成士皆沉潜于儒学,导致士人知识的单一性;而八股文的科举取士之法,过于刻板。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又面临的是 数千年之巨变 ,陈旧的科举制度对不断变动的国际环境、日益变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已经极不适应。

(2)直接原因在于科举制度与举办新式学堂之间的摩擦冲突。

与西方坚船利炮同时到达中国的还有西方文化与近代教育制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廷开始尝试举办新式学堂与派遣留学生,希冀通过此举来弥补科举的教育缺陷。

特别在20世纪初 储才为急 的形势下,清政府积极倡导举办新式学堂。

但由于科举的存在,使得不少士人仍眷恋于科举的功名,举办新式学堂与科举制的这种严重的摩擦与冲突使得清政府在短短几年间,由渐废科举到立停。

二、废除科举产生的社会影响及总体评价其一,士阶层的消亡。

贺跃夫的 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 、王先明的 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杨齐福的 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 等等都对此作了宏观的分析。

他们在对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与整合作了史实概要描述,指出了科举的废除,对传统社会结构,尤其是对士绅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与震荡,士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最为彻底的分化。

在废除之前,科举制度造成了一批以 登科及第 而获得 功名 的士绅。

这些具有 功名 的士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列为 四民 之首,享有种种政治经81济等特权,在各自的乡土备受尊敬,拥有下层官吏所没有的威望;而科举的废除,不但造成了士人阶层新鲜血液补充来源的中断,同时还造成了现存的士绅的大规模的分化。

一方面,一部分受传统教育的士绅通过新式教育转化为新式士绅;另一方面,许多士绅流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其职业呈现多元化。

罗志田也通过对科举废除带来的社会后果分析,指出在科举制废除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于是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6]。

关晓红却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比较考察了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指出科举停废虽导致传统意义的 士 阶层消失,但多数旧学出身者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7]。

这为考察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提供了生动的史料,而且通过微观的研究,对传统意义上士的分化与转化简单总趋势的阐述进行了修正,让科举改革的研究更为具体化,使得科举改革的影响更为生动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此外,还有学者以地域为单位,分析了科举改革带给区域性绅士阶层的影响,如许顺富的 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 、徐茂明的 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等。

其二,促进新式教育的蓬勃发展和新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

朱英主编的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变迁 中,以近代中国在 应变 与 求变 的时代难题为背景,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 新政 三大运动为主线,对新式教育的发轫和发展进行了述评,特别对废科举对新式教育的推动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8]。

王笛在 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 一文中就学堂兴起的原因及措施、发展概况、影响及局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在清政府废除科举、举办新学的措施下,20世纪头十年出现了兴办近代学堂的热潮,成绩明显,主要表现在:1)自上而下逐步普及教育;2)重视师范教育;3)实业教育迅速发展。

同时,新式教育在逐步取代科举书院的过程中,对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如使西学得以传播,促使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向民主和革命。

此外,从清政府的办学宗旨及科举遗风两方面指出近代新式学堂具有其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局限[9]。

科举制度的废除,给新式教育一个发展的契机,与此相随的是促进了与传统的士明显不同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壮大和崛起。

而有关这一群体的特征,不少论文都有所论及,如姜义华的 我国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简论 、杨齐福的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近代社会的转型 等。

他们从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及行为系统上将新式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进行对比研究指出,新式知识分子已从知识结构单一、捍儒卫道的政治依附型知识分子,转化为知识结构多元、独立的专业职能型知识分子。

其三,城乡分化。

罗志田通过废科举所带来的教育的转变,如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乡民对新教育传授的 知识 却不那么承认等,指出这些使得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10]。

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一文通过分析科举制度对传统社会的整合作用,来研究这种制度在近代变革中的消失对20世纪现代化的长远影响。

指出 科举制度的取消,实际上只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农村智力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此后数十年从来没有中止过。

除了那些心存田园浪漫情怀而下乡过几天 悠然见南山 悠闲日子的城市文人雅士外,农村不再是吸引人们的去处。

随着户籍制度的严格化,随着工业化造成的剪刀差的形成,农村所拥有的稀缺资源的相对贫困化只能是变本加厉。

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不断扩大,它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现代化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

这对科举改革与废除造成的城乡分离的原因给予了一个角度的透视[11]。

其四,总体评价问题。

论者主要是从科举废除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来作评价的,目前存有两种观点:以桑兵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废除科举是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与个人出路上的一次很大的解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进步。

罗兹曼代表的则持否定的观点,他们认为由科举所维系的社会整合已被破坏殆尽,中国由此而失去了现代化所必需的条件。

三、对科举改革与废除的展望科举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性已被广大的研究者认可,但在清末,它却走到了尽头,其中的复杂性不是几篇著作与论文能详尽阐释清楚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论者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

总的看来,科举改革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成果,但这与它本身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仍然不相称,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以实证为基础,进一步挖掘史料,进行更为具体细致的研究,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也可以多样化。

参考文献:[1]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6.[2]张仲礼 中国绅士[M].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3]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407-421.[4]沈其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评述[J].广州研究,1987,(11).[5]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J].中国社会科学,2004,(3).[6]朱英.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变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王笛.近代史研究[J].1987,(3).[8]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1998,(4).[9]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0]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 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J].历史研究,2005,(5).(责任编辑:乔瑞雪)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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