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与汉代古今文经学之争(初稿)

刘歆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摘要：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是汉代经学的基本内容。

晚清以降，学界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聚讼不休。

一般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刘歆，发端于《让太常博士书》，这是大体不错的。

而问题在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一直以来学界互争是非，莫衷一是。

一者主政治之争，目的在于学官，在于禄位；一者主学术之争，目的在于学统，在于门户。

而笔者认为，此二者虽各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然皆未得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本然。

故欲以刘歆为切入点，细究今古文经学之异同，精析《让太常博士书》之要义，旨在说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既是学术投靠政治之产物，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关键字：刘歆汉代经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学术与政治一般而言，经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之学，汉人常以“六艺”代称“六经”，如贾谊在《新书·六术》所言：“《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

”是故皮锡瑞认为，经学时代开辟，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①。

汉代是经学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经学的基本内容是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史称“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学术之中兼有政治。

它既是学术投靠政治之产物，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缘起与分歧经学今古文之别，缘起于汉代。

究其原因，有历史之缘，亦有人为之因。

历史之缘者有二：一是道术分裂，“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

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②；二是经本失传，“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③。

人为之因者，盖孔子口说相传至汉，遭秦焚书，诸经多失其本，汉儒恐久而失真，于是以当时通行文字隶书写之，著于竹帛。

及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左传》、《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而《周官》亦出于山岩石室，此诸书皆蝌蚪文。

为区别二者，汉儒以今文、古文之名号别之。

故经学今文、古文之称，实乃汉儒后加。

对此，皮锡瑞有言：“今古文之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

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径》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

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在古文是也。

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

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①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页。

②班固：《汉书·艺文志》，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771页。

③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1145页。

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④。

汉代经学今古文之别，虽以文字言，然今古文经学之别的实质并不在于文字，而在于经本和经说⑤。

故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虽然和书写所用的文字有关，但实际争论的却是涉及隐藏于文字背后的诸多问题。

从经本而言，一般认为⑥，今文经学包括：《诗》，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家，皆出于伏生；《礼》，有戴德、戴圣两家，同出于高堂生；《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同出于田何；《春秋》，有《公羊》和《谷梁》⑦两派，其中《公羊》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皆出于胡毋生、董仲舒，《谷梁》派为鲁申公所传。

古文经学包括：《诗》，毛公所传；《古文尚书》，孔安国所传；《礼》，有《逸礼》和《周官》两种；《易》，亦有费氏和高氏两家；《春秋》，有《左氏》、《邹氏》、《郏氏》三家。

从经说而言，今古文经学的主要分歧可归纳为五个方面：1、对孔子评价不同；2、对六经见解不同；3、对谶纬的态度不同；4、政治主张不同；5、传授方式不同；⑧④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1页。

⑤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本国史问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下册，第365页。

⑥此处参考了王绍玺先生的《经学思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8—290页。

⑦有学者认为《谷梁春秋》应归为古文经学，详见《汉代今古文之争刍议》，载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四期。

⑧此表参考了许抗生先生、聂保平先生及聂清先生的《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⑨“素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道》，然汉代今文经学家董仲舒首推孔子为“素王”，见《汉书·董仲舒列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1199页。

⑩王绍玺先生认为，汉代古文经学早期是不信谶纬，并且对持严厉批判的态度；然至东汉时，皇帝迷信谶纬，故不少古文经学家开始引用谶纬解经。

详见《经学思潮》，第302页。

11此处参考了《吕思勉遗文集·大同释义》，下册，第212—213页。

刘歆与论争盖汉代今古文经学之分过于明显，加之时政改革之需，经世致用之要，清儒多崇汉抑宋，因此对汉代经学用力甚多。

晚清以降，学界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亦是聚讼不休。

一般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刘歆，发端于《让太常博士书》，这是大体不错的。

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刘向少子，汉楚元王之后，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

后因避哀帝刘欣之讳，改名秀，字颖叔12。

如果说今文经学的兴起功归仲舒，那么古文经学的兴起则仰仗刘歆。

此人既是汉代经学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亦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

盖因其生于书香门第，自小深受其父刘向的熏陶和教导，故少时便才华显著。

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

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13。

汉成帝时，刘歆与其父一同负责整理和校订国家秘府中典藏，是故歆有了接触各种稀世之书的机会，此为其以后引领汉代古文经学之大潮奠定了基础。

及成帝没，哀帝继位，因大司马王莽欣赏刘歆的才学，二人又曾共事，关系密切，故王莽推举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后又升为奉车光禄大夫，一时显赫朝野。

与此同时，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14。

后因助王莽改制，深陷政治旋涡，而刘歆又想极力挣脱，故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一般认为，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发端。

而其为何作此书，《汉书》亦有说明，“（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

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15。

此书之要义可概括为一下六个方面16：第一，盖武帝立五经博士时已言及：“礼崩乐坏，书缺简脱，朕深闵焉”17，是故刘歆细考“道之难全”、“五经失本”之因，归为三者：一者是“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18；二者是“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19；三者是“焚经书，杀儒生，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20。

第二，文、武二帝为安邦定国，弘道明经，故不计残缺，广立学官；成帝亦是“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21，于是“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22。

盖文帝之时，虽《尚书》“朽析散绝”，“《诗》始萌芽”，因除挟书律，“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23。

时至武帝，“邹、鲁、12关于刘歆改名之因，有谶纬之说，亦有避讳之说，本文主后者。

详见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下册，第542页。

13班固：《汉书·楚元王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907页。

14同上。

15同上，第908页。

16此处参考了许抗生先生、聂保平先生及聂清先生的《中国儒学史·两汉卷》，第331—335页，以及王绍玺先生的《经学思潮》，第304—306页。

17刘歆：《让太常博士书》，出自班固《汉书·楚元王传》，二十四史全译本，第二册，第909页。

一下所引出自《让太常博士书》者，只注页码。

18同上，第908页。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第909页。

22同上。

23刘歆：《让太常博士书》，第909页。

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

《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24。

及至成帝时，经书残缺之状仍未改变；故成帝命刘向等人校订皇宫所藏秘书，又令谒者陈农求天下遗书。

第三，宫中秘府所藏大量图书之中，有不少是古文经，而民间流传的古文经亦有很多种，此皆可补今文经之缺，以正今文经之失。

盖宫中秘府所藏的古文经有孔安国所献的《逸礼》、《古文尚书》及左丘明所修的《春秋》，而民间所传的古文经亦有《周官》、《毛诗》及《古文尚书》等。

第四，宣帝立十四博士，“义虽相反，犹并置之”，而《左氏春秋》、《逸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可补今文经之缺，更应该立。

故刘歆言“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

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

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

’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25。

第五，与今文经“因陋就寡、分析文字、烦言碎辞”之解经方式，“信口说而背传记”之流传方式，“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守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26之脱离实际相较，发藏的古文传“皆有征验，内外相应”，便更具真实性和实用性。

为此，从经传作为典礼制度的载体而言，古文经显然更具“往古”的渊源与内涵，在政治的应用上也会使“法度”有所“因袭”。

第六，刘歆对今文经博士给予了尖锐的批评，痛斥他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27，甚至是“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28。

概言之，刘歆从经之源头与经之流变，今文之显与古文之微，今文之缺与古文之全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多个层面论证了古文经立于学官的合理性。

其语辞之间虽饱含义愤，但其论说却既据史实，又明学理。

于此，“汉儒传经之苦心”29昭然矣。

然此书一出，便招来诸儒怨恨及博士抵制，“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30。

也正是因为诸儒怨恨和博士抵制，刘歆“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从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