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与汉代古今文经学之争(初稿)

刘歆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摘要：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是汉代经学的基本内容。晚清以降，学界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聚讼不休。一般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刘歆，发端于《让太常博士书》，这是大体不错的。而问题在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一直以来学界互争是非，莫衷一是。一者主政治之争，目的在于学官，在于禄位；一者主学术之争，目的在于学统，在于门户。而笔者认为，此二者虽各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然皆未得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本然。故欲以刘歆为切入点，细究今古文经学之异同，精析《让太常博士书》之要义，旨在说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既是学术投靠政治之产物，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关键字：刘歆汉代经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学术与政治

一般而言，经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之学，汉人常以“六艺”代称“六经”，如贾谊在《新书·六术》所言：“《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是故皮锡瑞认为，经学时代开辟，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①。汉代是经学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经学的基本内容是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史称“今古文经学之争”。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学术之中兼有政治。它既是学术投靠政治之产物，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缘起与分歧

经学今古文之别，缘起于汉代。究其原因，有历史之缘，亦有人为之因。历史之缘者有二：一是道术分裂，“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②；二是经本失传，“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③。人为之因者，盖孔子口说相传至汉，遭秦焚书，诸经多失其本，汉儒恐久而失真，于是以当时通行文字隶书写之，著于竹帛。及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左传》、《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而《周官》亦出于山岩石室，此诸书皆蝌蚪文。为区别二者，汉儒以今文、古文之名号别之。故经学今文、古文之称，实乃汉儒后加。对此，皮锡瑞有言：“今古文之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径》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在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

①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页。

②班固：《汉书·艺文志》，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771页。

③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1145页。

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④。

汉代经学今古文之别，虽以文字言，然今古文经学之别的实质并不在于文字，而在于经本和经说⑤。故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虽然和书写所用的文字有关，但实际争论的却是涉及隐藏于文字背后的诸多问题。

从经本而言，一般认为⑥，今文经学包括：《诗》，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家，皆出于伏生；《礼》，有戴德、戴圣两家，同出于高堂生；《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同出于田何；《春秋》，有《公羊》和《谷梁》⑦两派，其中《公羊》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皆出于胡毋生、董仲舒，《谷梁》派为鲁申公所传。古文经学包括：《诗》，毛公所传；《古文尚书》，孔安国所传；《礼》，有《逸礼》和《周官》两种；《易》，亦有费氏和高氏两家；《春秋》，有《左氏》、《邹氏》、《郏氏》三家。

从经说而言，今古文经学的主要分歧可归纳为五个方面：1、对孔子评价不同；

2、对六经见解不同；

3、对谶纬的态度不同；

4、政治主张不同；

5、传授方式不同；

⑧

④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1页。

⑤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本国史问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下册，第365页。

⑥此处参考了王绍玺先生的《经学思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8—290页。

⑦有学者认为《谷梁春秋》应归为古文经学，详见《汉代今古文之争刍议》，载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四期。

⑧此表参考了许抗生先生、聂保平先生及聂清先生的《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⑨“素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道》，然汉代今文经学家董仲舒首推孔子为“素王”，见《汉书·董仲舒列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1199页。

⑩王绍玺先生认为，汉代古文经学早期是不信谶纬，并且对持严厉批判的态度；然至东汉时，皇帝迷信谶纬，故不少古文经学家开始引用谶纬解经。详见《经学思潮》，第302页。

11此处参考了《吕思勉遗文集·大同释义》，下册，第212—213页。

刘歆与论争

盖汉代今古文经学之分过于明显，加之时政改革之需，经世致用之要，清儒多崇汉抑宋，因此对汉代经学用力甚多。晚清以降，学界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亦是聚讼不休。一般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刘歆，发端于《让太常博士书》，这是大体不错的。

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刘向少子，汉楚元王之后，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后因避哀帝刘欣之讳，改名秀，字颖叔12。如果说今文经学的兴起功归仲舒，那么古文经学的兴起则仰仗刘歆。此人既是汉代经学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亦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盖因其生于书香门第，自小深受其父刘向的熏陶和教导，故少时便才华显著。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13。汉成帝时，刘歆与其父一同负责整理和校订国家秘府中典藏，是故歆有了接触各种稀世之书的机会，此为其以后引领汉代古文经学之大潮奠定了基础。及成帝没，哀帝继位，因大司马王莽欣赏刘歆的才学，二人又曾共事，关系密切，故王莽推举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后又升为奉车光禄大夫，一时显赫朝野。与此同时，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14。后因助王莽改制，深陷政治旋涡，而刘歆又想极力挣脱，故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一般认为，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发端。而其为何作此书，《汉书》亦有说明，“（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15。此书之要义可概括为一下六个方面16：

第一，盖武帝立五经博士时已言及：“礼崩乐坏，书缺简脱，朕深闵焉”17，是故刘歆细考“道之难全”、“五经失本”之因，归为三者：一者是“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18；二者是“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19；三者是“焚经书，杀儒生，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20。

第二，文、武二帝为安邦定国，弘道明经，故不计残缺，广立学官；成帝亦是“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21，于是“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22。盖文帝之时，虽《尚书》“朽析散绝”，“《诗》始萌芽”，因除挟书律，“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23。时至武帝，“邹、鲁、

12关于刘歆改名之因，有谶纬之说，亦有避讳之说，本文主后者。详见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下册，第542页。

13班固：《汉书·楚元王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907页。

14同上。

15同上，第908页。

16此处参考了许抗生先生、聂保平先生及聂清先生的《中国儒学史·两汉卷》，第331—335页，以及王绍玺先生的《经学思潮》，第304—306页。

17刘歆：《让太常博士书》，出自班固《汉书·楚元王传》，二十四史全译本，第二册，第909页。一下所引出自《让太常博士书》者，只注页码。

18同上，第908页。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第909页。

22同上。

23刘歆：《让太常博士书》，第9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