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与汉代古今文经学之争(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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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摘要: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是汉代经学的基本内容。晚清以降,学界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聚讼不休。一般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刘歆,发端于《让太常博士书》,这是大体不错的。而问题在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一直以来学界互争是非,莫衷一是。一者主政治之争,目的在于学官,在于禄位;一者主学术之争,目的在于学统,在于门户。而笔者认为,此二者虽各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然皆未得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本然。故欲以刘歆为切入点,细究今古文经学之异同,精析《让太常博士书》之要义,旨在说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既是学术投靠政治之产物,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关键字:刘歆汉代经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学术与政治

一般而言,经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之学,汉人常以“六艺”代称“六经”,如贾谊在《新书·六术》所言:“《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是故皮锡瑞认为,经学时代开辟,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①。汉代是经学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经学的基本内容是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史称“今古文经学之争”。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学术之中兼有政治。它既是学术投靠政治之产物,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缘起与分歧

经学今古文之别,缘起于汉代。究其原因,有历史之缘,亦有人为之因。历史之缘者有二:一是道术分裂,“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②;二是经本失传,“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③。人为之因者,盖孔子口说相传至汉,遭秦焚书,诸经多失其本,汉儒恐久而失真,于是以当时通行文字隶书写之,著于竹帛。及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左传》、《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而《周官》亦出于山岩石室,此诸书皆蝌蚪文。为区别二者,汉儒以今文、古文之名号别之。故经学今文、古文之称,实乃汉儒后加。对此,皮锡瑞有言:“今古文之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径》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在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

①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页。

②班固:《汉书·艺文志》,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771页。

③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1145页。

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④。

汉代经学今古文之别,虽以文字言,然今古文经学之别的实质并不在于文字,而在于经本和经说⑤。故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虽然和书写所用的文字有关,但实际争论的却是涉及隐藏于文字背后的诸多问题。

从经本而言,一般认为⑥,今文经学包括:《诗》,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家,皆出于伏生;《礼》,有戴德、戴圣两家,同出于高堂生;《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同出于田何;《春秋》,有《公羊》和《谷梁》⑦两派,其中《公羊》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皆出于胡毋生、董仲舒,《谷梁》派为鲁申公所传。古文经学包括:《诗》,毛公所传;《古文尚书》,孔安国所传;《礼》,有《逸礼》和《周官》两种;《易》,亦有费氏和高氏两家;《春秋》,有《左氏》、《邹氏》、《郏氏》三家。

从经说而言,今古文经学的主要分歧可归纳为五个方面:1、对孔子评价不同;

2、对六经见解不同;

3、对谶纬的态度不同;

4、政治主张不同;

5、传授方式不同;

④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1页。

⑤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本国史问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下册,第365页。

⑥此处参考了王绍玺先生的《经学思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8—290页。

⑦有学者认为《谷梁春秋》应归为古文经学,详见《汉代今古文之争刍议》,载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四期。

⑧此表参考了许抗生先生、聂保平先生及聂清先生的《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⑨“素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道》,然汉代今文经学家董仲舒首推孔子为“素王”,见《汉书·董仲舒列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1199页。

⑩王绍玺先生认为,汉代古文经学早期是不信谶纬,并且对持严厉批判的态度;然至东汉时,皇帝迷信谶纬,故不少古文经学家开始引用谶纬解经。详见《经学思潮》,第302页。

11此处参考了《吕思勉遗文集·大同释义》,下册,第212—213页。

刘歆与论争

盖汉代今古文经学之分过于明显,加之时政改革之需,经世致用之要,清儒多崇汉抑宋,因此对汉代经学用力甚多。晚清以降,学界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亦是聚讼不休。一般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刘歆,发端于《让太常博士书》,这是大体不错的。

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刘向少子,汉楚元王之后,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后因避哀帝刘欣之讳,改名秀,字颖叔12。如果说今文经学的兴起功归仲舒,那么古文经学的兴起则仰仗刘歆。此人既是汉代经学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亦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盖因其生于书香门第,自小深受其父刘向的熏陶和教导,故少时便才华显著。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13。汉成帝时,刘歆与其父一同负责整理和校订国家秘府中典藏,是故歆有了接触各种稀世之书的机会,此为其以后引领汉代古文经学之大潮奠定了基础。及成帝没,哀帝继位,因大司马王莽欣赏刘歆的才学,二人又曾共事,关系密切,故王莽推举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后又升为奉车光禄大夫,一时显赫朝野。与此同时,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14。后因助王莽改制,深陷政治旋涡,而刘歆又想极力挣脱,故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一般认为,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发端。而其为何作此书,《汉书》亦有说明,“(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15。此书之要义可概括为一下六个方面16:

第一,盖武帝立五经博士时已言及:“礼崩乐坏,书缺简脱,朕深闵焉”17,是故刘歆细考“道之难全”、“五经失本”之因,归为三者:一者是“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18;二者是“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19;三者是“焚经书,杀儒生,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20。

第二,文、武二帝为安邦定国,弘道明经,故不计残缺,广立学官;成帝亦是“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21,于是“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22。盖文帝之时,虽《尚书》“朽析散绝”,“《诗》始萌芽”,因除挟书律,“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23。时至武帝,“邹、鲁、

12关于刘歆改名之因,有谶纬之说,亦有避讳之说,本文主后者。详见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下册,第542页。

13班固:《汉书·楚元王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907页。

14同上。

15同上,第908页。

16此处参考了许抗生先生、聂保平先生及聂清先生的《中国儒学史·两汉卷》,第331—335页,以及王绍玺先生的《经学思潮》,第304—306页。

17刘歆:《让太常博士书》,出自班固《汉书·楚元王传》,二十四史全译本,第二册,第909页。一下所引出自《让太常博士书》者,只注页码。

18同上,第908页。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第909页。

22同上。

23刘歆:《让太常博士书》,第9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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