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与留、生与死：渔父与屈原的对话

去与留、生与死：渔父与屈原的对话——读屈原《渔父》在仔细读完屈原流传下来的二十五篇①作品后，笔者发现，除却由沅湘一带民间祭歌改作的《九歌》外，屈原余下的大部分作品其实都是在探讨“去与留”的问题。

《离骚》中：“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②“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惜诵》中：“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涉江》中：“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等等。

具体而言，就是在面对“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惜诵》）的人生时，是该“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橘颂》）而“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九章·思美人》）的决然离去，还是“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离骚》）而被绳墨以追曲地狼狈留下。

更进一步说，很多时候，“去与留”的问题对于屈原而言就是关乎“生与死”的终极命题。

屈原的很多作品都对此有所涉及，而在《渔父》③一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下面，笔者将先从文中渔父和屈原这两个形象分析入手展开讨论。

一、《渔父》中的渔父形象渔父，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打鱼或以捕鱼为生的人。

但是，在听到渔父上场后第一句台词时，我们又不免会对这种认识提出质疑。

因为渔父见到屈原后，开口就问：“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在那个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的时代，能够一眼识得三闾大夫，这恐怕不是一个打鱼之人所能办到的。

金开诚《屈原集校注》中对“渔父”的解释是：“渔父，渔翁。

‘父’，古代对老年男子的尊称。

”④所以，显而易见，文中的渔父更像是一位智者，一位饱经世事、洞察一切的智者，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介渔夫。

像这样的智能型渔父形象在屈原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比如在兹泉边钓鱼的渔翁姜子牙和庄子笔下的渔父形象，总体而言，他们都是智慧的化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

但是，通过将屈原笔下的渔父同另外两位渔父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屈原笔下的渔父并不属于姜子牙渔翁形象的简单复制，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而如果要给屈原笔下的渔父找一个相匹配的形象，我们会发现他在某种程度上更趋近于庄子笔下的渔父形象。

下面将简要介绍屈原笔下的渔父与前者（渔翁姜太公）的本质不同以及与后者（庄子笔下的渔父）的极其相似之处。

《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处士，隐海滨。

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

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

’”⑤《吕氏春秋》曰：“太公钓于兹泉，遇文王。

”⑥这里是说姜子牙后来得到文王重用，并帮助文王成其大业，以后更是在周武王时被封于齐营丘。

很明显，姜太公的隐居乃是为名而隐，姜太公的垂钓乃是为仕而钓，是渔翁之意不在鱼，其意常在周公也，他所彰显的是待时而动、用世立功的人生价值追求，这样的价值追求和理想激励着后世众多的凡夫俗子、文人墨客去效仿他。

如唐代诗人李白在众多作品中都塑造过渔父的形象，他们大都是由渔翁姜太公的形象衍生而出，比如他在《行路难》中高呼“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⑦，在《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中写道：“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门”“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鵔兔何足言”⑧,所表达的都是如姜太公般热衷于仕途的愿望。

我们再来反观屈原笔下的这个渔父形象，当听到屈原说自己是因为举世皆浊、众人皆醉而我独清独醒才“至于斯”时，渔父连忙感慨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夫告诫屈原要与世推移，不要冥顽不化，固执己见。

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屈原笔下的渔父所秉持的实际上是一种不物于物、洒脱出世、闲散自然的处世哲学。

这显然和渔翁姜太公那种汲汲于富贵和仕进的形象大相径庭，但却与庄子笔下的渔父十分相似。

《庄子》杂篇当中有一篇叫《渔父》，文章主要通过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塑造渔父的形象。

当孔子弟子子贡告诉渔父“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⑨时，渔父一边离开一边笑着说：“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

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⑩。

以至于后来孔子亲自向他求教时，他一口拒绝并说：“吾闻之，可与往者，与之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

予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⑪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

显然，庄子笔下的渔父对孔子那种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行为是持批评态度的，并且认为，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乐等伦理思想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所以应当遵循道家的“法天贵真”，返归自然。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记载：“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⑫因此，屈原笔下的渔父与庄子的渔父有着惊人的相似，真是达到了“形不似而神似，言不同而意同”。

所以，总体而言，屈原笔下的渔父是一个有着道家无为思想的、不物于物、追求潇洒出尘的人物形象。

二、《渔父》中的屈原形象除了渔父，屈原《渔父》中的另一个人物形象就是屈原。

关于屈原的形象，在《渔父》原文中有十分明确的记载：“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一文当大致作于楚顷襄王一朝，并且稍早于屈原自沉汨罗江。

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录载了《渔父》全文，并紧随其后罗列了屈原的绝笔之作《怀沙》，再结合《渔父》全文的思想感情和其中“宁赴湘流”之语可知，此时的屈原已经历了数年的放逐，茕茕孑立，漂泊不定。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

”⑬还有清代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也说：“憔悴枯槁，近死之容色也。

”⑭很显然，此时的屈原，在历经数年的坎坷遭遇后，整个人的形象无论是外在容貌还是内在精神都有枯槁之色。

无论是作品中所塑造的，还是现实生活中所实有的，都与早年那“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英俊形象判若两人。

纵观屈原一生，他曾先后遭到无情的疏远和流放。

楚怀王时，屈原被疏远至汉北之地；楚顷襄王时，屈原更是惨遭流放至江南。

从其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流放江南对于屈原的打击要远远超过怀王时的疏远至江北。

《渔父》一文就作于这一期间。

欲归郢都而不得，欲申美政而不能，这对一位忠君爱国、“深固难徙”的伟大诗人而言，打击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屈原在文中高呼“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这些都是屈原独立不迁之人格精神的最好注脚，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姿态。

如果说当年被疏远至汉北时，诗人还存有返回郢都的念想，像《抽思》中“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那么，当放逐南方后，屈原的《涉江》《惜往日》《悲回风》等作品所流露出的是对君王、对美政以及对现实的绝望。

最后，屈原在《渔父》中标榜“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完成了对一生光明磊落、不卑不亢的人格精神的升华。

所以，《渔父》中屈原的形象是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和好修为常的完美结合，富有儒家积极入世的因子。

三、“去与留”“生与死”的对话对于“去与留”或者“生与死”的命题，屈原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思考，这在他留存下来的文章中多有表现，《渔父》就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篇。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渔父》者，屈原之作也。

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

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

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

”这发生在湘江泽畔的对话，是屈原对待“生死”“去留”态度的彰显，关乎屈原是泛舟浮于水上如渔父一样，还是抱石沉入水下如彭咸一般，在文中，渔父与屈原之间的对话归纳起来就是：渔父欲其生，能与世推移，同醉同浊，餔其糟而歠其醨；屈原毋宁死，唯独清独醒，弹冠振衣，赴湘流而葬鱼腹。

这去与留、生与死的激烈对话，归根结底源于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一是渔父，明哲保身，消极避世，散淡闲适，自得其乐；一是屈原，自奉高洁，积极用世，坚持理想，至死不渝。

两者对话的矛盾，有着貌似道家出世与儒家入世的冲突。

其实，两种思想的冲突正好说明屈原身上并存着“儒道两家的思想因子”⑮，而且二者是时常充满矛盾冲突的。

说他有道家的思想因子，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自我个性的独立，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说他有着儒家的思想因子，是因为他有积极入世的社会责任感，为了国家人民，不惜生死，同奸臣佞小相抗争。

所以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一种两难的人生处境，那就是如果他要实现美政，达到为国为民而鞠躬尽瘁的话，就不得不与世俗相妥协；而如果他坚持不向世俗妥协，始终保持独立人格的话，他就会因为不被世俗所容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

屈原其实一直在试着调节二者的矛盾，以图实现既能保持自我人格之独立又能实现自己美政的理想，《渔父》一文就是这种矛盾冲突的最好例证。

最终，屈原选择了沉于水下，以自我毁灭的方式为这个生死对话画上了永远的休止符。

另外，将内心的矛盾冲突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外化为人物之间的对话，这是屈原惯用的一种表现手法。

熟悉屈原作品就会发现，屈原在抒情言志时，往往会在自己的作品中除了塑造一个“现实之我”以外，还常常会刻画一个或者一类“幻化之我”，这“幻化之我”往往外化为诗人作品中具体的人、神以及动植物等。

并且“幻化之我”又一分为二，一是同道之人，如香草美人、尧舜彭咸等；一是异道之徒，杂草恶鸟、渔父女嬃等。

在作品中，屈原并不止步于简单塑造两个“我”，而是进一步创造条件让“现实之我”与“幻化之我”相互对话，甚至争辩，以便于表达自己的苦痛心情和身处的两难境地。

宋代的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

”如《卜居》中，屈原就处世之道而对话太卜郑詹尹。

还有像《离骚》中的女嬃责詈和苍梧陈词，还有《渔父》中屈原和渔父的对话，这些都采用了“现实之我”与“幻化之我”对话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利用，便于将比较抽象的矛盾冲突具体化，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屈原所处的人生两难境地，并且通过劝答和自辩，体现出诗人对自我价值、政治理想和道德修养的坚定自信。

四、结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泛舟浮于水上的渔父终究还是没能转变在江畔踽踽独行的屈原，没能同他超脱尘世，泛舟江湖。

渔父只好“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彼此的对话也“不复与言”，没有结果，各自离散，空留江水独自流淌。

巧合的是，屈原在此后不久还是选择了走向江水，只不过不是浮于水上而是沉入水下，即以抱石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结束了内心存在的两个自己、两种思想的矛盾冲突，选择了“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最终为《渔父》中的生死对话画上了句号。

综上所论，在《渔父》一文中，作者屈原采用形象化的手法，巧妙设置了两个人物相对话的方式（渔父和屈原），进而展现其身上存在着的两种思想因子（道家和儒家）的对抗与冲突，揭示出屈原在去与留、生与死面前所做的选择，并最终彰显了屈原忠君爱国、独立不迁、“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⑯的不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