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与留、生与死：渔父与屈原的对话

去与留、生与死：渔父与屈原的对话

——读屈原《渔父》

在仔细读完屈原流传下来的二十五篇①作品后，笔者发现，除却由沅湘一带民间祭歌改作的《九歌》外，屈原余下的大部分作品其实都是在探讨“去与留”的问题。《离骚》中：“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②“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惜诵》中：“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涉江》中：“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等等。具体而言，就是在面对“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惜诵》）的人生时，是该“受命不

迁”“深固难徙”（《橘颂》）而“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九章·思美人》）的决然离去，还是“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离骚》）而被绳墨以追曲地狼狈留下。更进一步说，很多时候，“去与留”的问题对于屈原而言就是关乎“生与死”的终极命题。屈原的很多作品都对此有所涉及，而在《渔父》③一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下面，笔者将先从文中渔父和屈原这两个形象分析入手展开讨论。

一、《渔父》中的渔父形象

渔父，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打鱼或以捕鱼为生的人。但是，在听到渔父上场后第一句台词时，我们又不免会对这种认识提出质疑。因为渔父见到屈原后，开口就问：“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在那个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的时代，能够一眼识得三闾大夫，这恐怕不是一个打鱼之人所能办到的。金开诚《屈原集校注》中对“渔父”的解释是：“渔父，渔翁。‘父’，古代对老年男子的尊称。”④所以，显而易见，文中的渔父更像是一位智者，一位饱经世事、洞察一切的智者，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介渔夫。像这样的智能型渔父形象在屈原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比如在兹泉边钓鱼的渔翁姜子牙和庄子笔下的渔父形象，总体而言，他们都是智慧的化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但是，通过将屈原笔下的渔父同另外两位渔父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屈原笔下的渔父并不属于姜子牙渔翁形象的简单复制，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而如果要给屈原笔下的渔父找一个相匹配的形象，我们会发现他在某种程度上更

趋近于庄子笔下的渔父形象。下面将简要介绍屈原笔下的渔父与前者（渔翁姜太公）的本质不同以及与后者（庄子笔下的渔父）的极其相似之处。

《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⑤《吕氏春秋》曰：“太公钓于兹泉，遇文王。”⑥这里是说姜子牙后来得到文王重用，并帮助文王成其大业，以后更是在周武王时被封于齐营丘。很明显，姜太公的隐居乃是为名而隐，姜太公的垂钓乃是为仕而钓，是渔翁之意不在鱼，其意常在周公也，他所彰显的是待时而动、用世立功的人生价值追求，这样的价值追求和理想激励着后世众多的凡夫俗子、文人墨客去效仿他。如唐代诗人李白在众多作品中都塑造过渔父的形象，他们大都是由渔翁姜太公的形象衍生而出，比如他在《行路难》中高呼“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⑦，在《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中写道：“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门”“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鵔兔何足言”⑧,所表达的都是如姜太公般热衷于仕途的愿望。我们再来反观屈原笔下的这个渔父形象，当听到屈原说自己是因为举世皆浊、众人皆醉而我独清独醒才“至于斯”时，渔父连忙感慨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夫告诫屈原要与世推移，不要冥顽不化，固执己见。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屈原笔下的渔父所秉持的实际上是一种不物于物、洒脱出世、闲散自然的处世哲学。

这显然和渔翁姜太公那种汲汲于富贵和仕进的形象大相径庭，但却与庄子笔下的渔父十分相似。《庄子》杂篇当中有一篇叫《渔父》，文章主要通过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塑造渔父的形象。当孔子弟子子贡告诉渔父“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⑨时，渔父一边离开一边笑着说：“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⑩。以至于后来孔子亲自向他求教时，他一口拒绝并说：“吾闻之，可与往者，与之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予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⑪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显然，庄子笔下的渔父对孔子那种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行为是持批评态度的，并且认为，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乐等伦理思想是“苦心劳形，以危其

真”，所以应当遵循道家的“法天贵真”，返归自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记载：“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⑫因此，屈原笔下的渔父与庄子的渔父有着惊人的相似，真是达到了“形不似而神似，言不同而意同”。

所以，总体而言，屈原笔下的渔父是一个有着道家无为思想的、不物于物、追求潇洒出尘的人物形象。

二、《渔父》中的屈原形象

除了渔父，屈原《渔父》中的另一个人物形象就是屈原。关于屈原的形象，在《渔父》原文中有十分明确的记载：“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一文当大致作于楚顷襄王一朝，并且稍早于屈原自沉汨罗江。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录载了《渔父》全文，并紧随其后罗列了屈原的绝笔之作《怀沙》，再结合《渔父》全文的思想感情和其中“宁赴湘流”之语可知，此时的屈原已经历了数年的放逐，茕茕孑立，漂泊不定。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⑬还有清代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也说：“憔悴枯槁，近死之容色也。”⑭很显然，此时的屈原，在历经数年的坎坷遭遇后，整个人的形象无论是外在容貌还是内在精神都有枯槁之色。无论是作品中所塑造的，还是现实生活中所实有的，都与早年那“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英俊形象判若两人。

纵观屈原一生，他曾先后遭到无情的疏远和流放。楚怀王时，屈原被疏远至汉北之地；楚顷襄王时，屈原更是惨遭流放至江南。从其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流放江南对于屈原的打击要远远超过怀王时的疏远至江北。《渔父》一文就作于这一期间。欲归郢都而不得，欲申美政而不能，这对一位忠君爱国、“深固难徙”的伟大诗人而言，打击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屈原在文中高呼“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这些都是屈原独立不迁之人格精神的最好注脚，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姿态。如果说当年被疏远至汉北时，诗人还存有返回郢都的念想，像《抽思》中“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那么，当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