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庄子序》的真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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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庄子序》的真伪问题

——兼论郭象“独化论”在当时缺乏回应的原因

韩国良

摘要:《庄子序》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也即为“王”的资格问题,而《庄子注》则强调的是万物的性分问题。“内圣外王”所以与《庄子注》相矛盾,并不在于“内圣”的提法不正确,而在于它与《庄子注》的侧重点以及主体精神不一致。“内圣外王”带有以道匡君,甚至以道自任的意思,而“各有性分”则更多地强调的是各守其分、欲不出位。二者在思想上差别如此之大,说它们同出一人之手显然是不可思议的。郭象的“独化论”所以在当时缺乏回应,最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关键词:郭象;独化论;《庄子序》;《庄子注》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关于《庄子序》是否为郭象所作,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庄子序》的思想能否代表《庄子注》的思想上。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涉及的并不只是《庄子序》的真伪问题,它还关系到如何看待郭象《庄子注》的哲学成就问题。笔者认为,《庄子序》非郭象所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前人所以长期未能就此达成共识,主要是因为主伪论者与主真论者一样,对郭象《庄子注》的哲学体系的认识同样存在着偏失。《庄子序》认为《庄子》一书的中心主旨乃在阐述“内圣外王”之道,但《庄子注》则认为《庄子》一书重在发明万物“各有性分”之理,说明凡圣所禀异气,天生而成,非由人为,万物的职分也即社会地位都是先天确定的。这也就是说前者强调的是君王的“内圣”也即作为一个君王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问题,后者强调的是社会分工也即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前者侧重于以道匡君,后者侧重于各守其分。二者在思想上存在如此明显的矛盾,说它们同出一人之手,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一、关于《庄子序》真伪之争的历史回顾

我们这里所说的《庄子序》是指三十三卷本郭象《庄子注》前的一篇序文,一共399字,旧题“河南郭象郭子玄撰”。这篇序文究竟在何时编入《庄子注》不得而知,但早在北宋就已受到质疑。《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五册《崇儒四·勘书》载,北宋真宗时欲重刻郭象《庄子注》,命国子监直讲孙奭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同校刻板:“镐等以《庄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册(删)去之。真宗当出序文谓宰臣曰:‘观其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耳。’乃命翰林学士李宗谔、杨亿,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等,别加雠校,冠于篇首。”

从现有文献看,对这一记载最早予以回应的是王叔岷,他在1948年完稿的《郭象庄子注校记》中指出:“宋人有谓此序非郭象之文,未足据信。”其中的理由就是他认为此序准确地反映了《庄子注》的思想:“序中‘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二语,实为全书(指《庄子注)纲领。”[1]也就是说王叔岷对这则材料并未作过多分析,他的重点乃放在《庄子注》与《庄子序》的思想是否一致上。

王叔岷先生之后,对这则材料再予关注的是王利器,他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9期发表题为《<庄子序>的真伪问题》的文章评价这则材料说:“当时对于这篇三百九十九字的《庄子序》是很慎重考虑的,所以才命李宗谔、杨亿他们专为此事而‘别加雠校’。这样的处理,在当时刻书事业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就反映了这篇序文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同时,他们认为这篇序文‘非郭象之文’,意见是一致的。只不过郭象原序早已失传,而这篇所谓郭象序,也还‘文理可尚’,因而宋真宗赵恒才自以为是的采取了自欺欺人的手法,并滥用他那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命令他的学士们‘别加雠校,冠于篇首’。”[2]显然他的观点与王叔岷先生是正好相反的。然而遗憾的是他在这里并没有举出内证,也就是说并没有列出《庄子注》与《庄子序》二者在思想上不相合的地方。仅凭这一孤证就认定《庄子序》是伪托,这在论证力上显然是有些单薄的。正因如此,所以此文发表以后,曾

有不少学者撰文予以商榷。

在这些商榷者中,力度较大的应属余敦康,他从文献材料、《庄子注》与《庄子序》在思想上的一致性两个方面对王利器的观点作了批驳。首先从文献上说,余先生认为王氏所谓“他们认为这篇序文‘非郭象之文’,意见是一致的”这一结论站不住脚,也就是说:“从这条记载来看,当时在杜镐和宋真宗之间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庄子》郭象序的真伪问题的争论,杜镐断定为伪作,但是文献上没有记载他怀疑的根据。宋真宗断定为真作,据了一条理由:‘观其文理可尚。’结果是宋真宗的意见占了上风。”[3]可见所谓当时“意见一致”云云,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再就《庄子注》与《庄子序》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来说,余先生认为《庄子序》一文按大意可分三个段落:

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虽无会而独应者也。夫应而非会,则虽当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与夫寂然不动,不得已而后起者,固有间矣,斯可谓知无心者也。夫心无为,则随感而应,应随其实,言唯谨尔。故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岂曾设对独遘,而游谈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

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义之所适,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仁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天光。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

故其长波之所荡,高风之所扇,畅乎物宜,适乎民愿。弘其鄙,解其悬,洒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观其书,超然自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怳之庭矣。虽复贪婪之人,进躁之士,暂而揽其余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犹足旷然有忘形自得之怀,况探其远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4](P3)。

每个段落各说一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讲对庄子的总评价,认为庄子不及孔子,只能‘不经而为百家之冠’。实际上是合儒道为一,把孔子庄子化。这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观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第二层意思是对庄子思想的概括,实际上是讲了郭象自己思想的两个基本观念,一个是‘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的‘独化’的观念,再一个就是‘玄冥之境’的观念。第三层是讲庄子思想的社会作用,实际上是讲郭象玄学所发明的‘忘形自得’、‘去离尘埃而返冥极’的精神境界。”由于“这三层意思就是郭象玄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所以“《庄子注》与《庄子序》是一个整体,其中找不出任何矛盾抵牾的地方。如果肯定《庄子注》是郭象的作品,《庄子序》就一定出自同一作者之手。”[3]

余先生之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同样从《庄子注》与《庄子序》的思想入手,对《庄子序》的伪托性再加论证的是王晓毅。他认为如果把《庄子注》与《庄子序》看作同出一人之手,则有五个方面说不通。第一,如果说是郭象的《庄子序》,则“绝无可能出现‘内圣’这个概念,因为在他笔下的‘圣’只能是圣人治国的外迹。”“‘圣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是圣人的‘无心’真性。‘迹’,是圣人‘无心’真性引导下作出的事迹。”这些事迹“犹如圣王用自然本性这个无形鞋子走路留下的有形的鞋印”,而并不是鞋子本身,因此“郭象不可能提出‘内圣’概念。”第二,《庄子序》中有“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一语,“源流深长”带有“宇宙本原论意味”,也同样“不可能出自郭象之手”,因为郭象是不承认万物有一个共同的本原的。第三,“郭象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神力的存在,对《庄子》书中所有的神话,均作了‘寄言出意’的理性处理”,也就是说并没有把它们当作真实看待,只是把它们当作一种特殊的修辞。而《庄子序》中却有“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怳之庭”之语,这也同样“是郭象不可能使用的”。第四,“在《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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