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索尔仁尼琴

解读索尔仁尼琴

熊飞骏

2008年8月3日，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作家，誓死坚守良知的勇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因心力衰竭在首都莫斯科寓所逝世。

二十世纪是人类文明由午夜走向黎明的世纪。黎明前的午夜总是最黑暗的，“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无疑是地球上最最黑暗的时空。伟大的索尔仁尼琴就生活成长在没有丝毫光明的极权时空里。在漠视人类智慧践踏生命尊严的极权专制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专制机器上的一个没有任何独立性的零部件，全部沦为服务野蛮体制的工具，人性和良知受到空间扭曲，社会文明大踏步后退。

在文明失语、良知泯灭、人性沦丧的漫漫长夜，索尔仁尼琴以罕见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点燃了一盏穿透黑夜的烛光，向从事“人性反祖”“体制列车”上的灵魂扭曲者们，发出了坚守良知捍卫“真相”的心灵强音。

索尔仁尼琴勇于揭露真相坚守良知的行为给他带来了普通人难以承受的灾难。他的经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和捆绑在高加索悬崖被老鹰啄食内脏的天火盗取者普罗米修斯。

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作为一名卫国战争的功勋军官在东普鲁士前线被自己誓死保卫的祖国逮捕。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莫须有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真到1956年的冬天。

在西伯利亚劳改营里，索尔仁尼琴一次又一次见识了专制体制宏扬的邪恶力量一次又一次挑战并最终冲破人类的道德底线，人性和良知的力量在有组织的犯罪面前竟然变得如此脆弱，因而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产生深重的忧虑，并因此产生出强烈的民族和社会责任感。 监狱生活给了索尔仁尼琴灵魂升华的契机。他在自传里宣称，被捕就是他开始忏悔并获得神启的时刻。他在囚室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癌病房境遇还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机。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做完手术的后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开了触电式的对话。越过无边的黑暗，病友向他低声说出福音，闪电般击中了内在的黑暗。他从此获得了毕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专制体制下的政治监狱有可怕的“监狱规则”，只会把好人改造成坏人，把不肯牺牲良心者逼疯。林昭被泼妇群殴和张志新被狱卒和事务犯轮奸的血泪悲剧，说明在有组织的犯罪背景下，什么人间悲剧都能制造出来。

1957年，索尔仁尼琴的祖国突然宣布他“无犯罪事实”，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就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给右派和反革命摘帽平反一样。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记得被平反的“右派”和“反革命”们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对邓政府感恩戴德，转眼就把自己曾经遭遇的灾难忘得一干而净。少数人则想起自己的冤屈，灵魂深层产生强烈的不平衡心理，并努力在以后的岁月里寻求对自己遭遇不公的补偿，甚至于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

索尔仁尼琴与我们的右派和反革命不同，他不但没有忘记自己曾经遭遇的灾难和骇人听闻的不公正，还进而联想到整个国家民族遭遇的灾难，并进而决心为拯救国家民族走出灾难勇往直前，即使因此再进监狱也无怨无悔。他很少为自己的悲剧命运不平，更多是为国家民族的悲剧忧心忡忡。为了俄罗斯的文明进步，他要努力使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停止在他走出监狱的那一刻，不再让其他同胞经受他那样的痛苦。这是一份“基督”情怀，只有拥有罕见良知和人性力量的极少数

智者才拥有这份情怀。

拥有如索尔仁尼琴般“天使情怀”的人在中国往往被视为“傻子”？

在拯救祖国走出磨难，推进民族文明进步的“天使情怀”感召下，索尔仁尼琴爱上了“文字”。 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文字和绝大多数文字工作者不同，字里行间写满了“良知”、“人性”和“真相”，这是专制体制下的文化领域最稀有的三样品质。

还在西伯利亚监狱的黑暗牢房里，索尔仁尼琴就决心要通过监狱这面污镜来揭露“盛世乌托帮”下的反人性反文明真相，把苏联人民从普遍的昏愦恶梦中唤醒过来。布尔什维克安全部门对“文字检查”的热情和细心亘古未有，为了躲避这号人无孔不入的“体制法眼”，索尔仁尼琴创造了一种外人根本无法读懂的蝇头小字，把看到和思索到的“真相”密密麻麻地写在安全人员根本看不上眼的各色纸片上，然后装在外观污秽的小瓶子里，传递或埋藏在有朝一日能把内容昭示于天下的安全区域……

索尔仁尼琴“恢复名誉”后，继续关注俄罗斯国家社会的苦难和悲剧，思索走出苦难的途径，把自己的观察和思索写成一页又一页的“良知文字”，试图唤醒俄罗斯民族沉睡的良知和人性。他知道这样做在专制社会要冒相当大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重新走入当初关押他的黑暗监狱。但良知的力量给了他无畏无悔的情怀和勇气，就算重返监狱也要点燃那盏穿透黑夜的烛光。

1962年，索尔仁尼琴的文字终于赢得了“不肯泯灭良知”的苏联元首赫鲁晓夫的注意。那一年的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

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巨大的荣誉和相伴而生的“体制关怀”一下子把索尔仁尼琴整个包围了。

在索尔仁尼琴的文字感召下，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大量涌现，“极权乌托邦”下的大好形势开始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灵天平上接受质疑。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和《为了事业的利益》。那一年是索尔仁尼琴的“黄金岁月”，索尔仁尼琴加入苏联作协，成为政府供养的文字工作者，既使不再写作没有稿费也衣食无忧。

在荣誉光环和“体制关怀”的温柔漩涡里，索尔仁尼琴并没有放弃坚守良知的初衷，既没有躺在荣誉上睡大觉；也没有和“体制内施恩者”合作转而书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马屁文字，而是继续以罕见的勇气、过人的智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揭露前苏联国家社会的问题和悲剧，置个人的地位荣誉于不顾，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一次又一次挑战专制政体的“容忍底线”，为俄罗斯社会的“文明开化”鞠躬尽瘁。

索尔仁尼琴的“黄金岁月”没有延续多久。1965年3月，随着前苏联“良知元首”赫鲁晓夫的倒台，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为了政治目的出尔反尔忽左忽右是专制社会的主要特征。索尔仁尼琴也从众星捧月的文学巨匠坠落成“问题作家”，他的作品也因此很难出版，随后创作的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

在高压和冷落的生存夹缝里，索尔仁尼琴没有在坚守良知的底线上退缩，没有象其余绝大多数作家那样转而撰写上面喜闻乐见的“总结成绩”文字，而是继续揭露谎言覆盖下的阴暗和罪恶，挚着地为俄罗斯社会点燃黑夜里照亮真相的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