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商业

明朝的商业第一节明代商业的特点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地位的提高。

明中叶以后，国家对商税的征收，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来源。

仅以钞关为例，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钞关收入二千七百十九余万贯，折合白银约八万两，在当年太仓收入中约占百分之三左右；至万历六年（1578），钞关收入增至三十二万五千两，为当年太仓库收入的百分之八；万历二十五年（1597）达四十万七千五百两，约占太仓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①。

可见明朝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与日俱增。

万历中期以后，明廷大兴土木，皇室奢靡无度，使国用陡增，财政日蹙。

不久，辽东战事又起，军饷无出，朝廷于是决定以加派重敛百姓。

商税又成为加派的对象。

据《天府广记》载，天启五年（1625），全国八个钞关岁入正余银②高达四百八十万余两③，为万历中期钞关岁入正银的十二倍。

足见商税已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较大幅度提高，国家的长期和平稳定，以及全国道路交通的改善和畅通，为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明代建有一套较为完整、系统、严格的商业制度。

这一制度是在沿袭过去历代，尤其是宋元两朝烦杂众多商业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有继承有创造地逐步形成的。

综观其形成过程，有前简后繁、前虚后实、前弛后严，由零散到比较系统，从较大随意性到逐渐有序的特点。

《明史·食货志》在言及关税时说：“关市之征，宋元颇烦杂，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

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大致反映了整个明朝商制形成发展的过程。

明朝的商业制度主要由朝廷制定颁立，同时在长期商业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些行业守则、条规，也属于制度范畴内。

明中叶以后，随着明朝政权危机的日趋严重，统治者利用订立制度的权力，加剧了对商业的重征暴敛和对商人的控制及超经济强制，严重压抑乃至摧残了蓬勃繁荣的商业活动。

尽管如此，在当时形势下，一些商制在保障商务活动的有序进行、保证商品的公平交易以及促进贸易在更大范围以更大规模开展等方面，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明代的商业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①参见何本方《明代榷关浅析》，刊于《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②指向国家交纳的正额（包括加派）和羡余两部分。

③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三。

第二节市场管理制度明初，由于遭连年战乱之累，社会生产力低下，朝廷又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因此当时商品交易十分有限，市场普遍弱小。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宣德年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大量富余的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刺激了市场的迅速发展。

明中叶以后，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各地市场繁荣，并日臻成熟。

其表现为不仅市场规模大、交易品种多，而且其结构也向多层次、多方位、行业化方向发展。

明朝统治者在不同时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强化国家对市场贸易的控制与管理。

与此同时，市场本身也在实践中约定俗成了贸易参与者务必遵守的一些条规、守则，由此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备的市场管理制度。

市场管理机构明代城市的市场由兵马司兼管。

洪武元年（1368），太祖令在京（南京）兵马司兼管市司，并规定在外府州各兵马司也“一体兼领市司”①。

永乐二年（1404），北京也设城市兵马司，成祖迁都北京后，分置五城兵马司，分领京师坊铺，行市司实际管辖权②。

农村集市，由地方官府管理。

集市的开设废销，集期的调整，集市的分辖等，都须由当地官府批准或指定。

此外，城乡许多官、私牙也参与市集管理。

明初，朝廷一度打算取缔牙行，以将市场管理权直接操纵于自己手中。

但随着市场的扩大，牙商普遍存在，并活跃于城乡之间，而且地方各封建势力又依赖于他们的协管作用，因此牙行非但取缔不了，而且迫使朝廷承认甚至保护他们，使其在市场管理之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有些集市，还有集头参与管理。

史载，“诸市皆官为校勘斛斗秤，又有牙役以分之，集头以总之。

山市则县倅亲往治焉”①。

“市之在乡者，恒有集头，以把持其中”②。

①《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②明代城镇置坊、铺、牌，市司在行政上理应由所在府县管辖，可是朝廷将市司的实际管辖权归兵马指挥司。

兵马指挥司本是城市治安管理机构。

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因为城镇市场、商贾流动性大，不易管理，比如北京，如沈榜言，“京城多销户，多非土著，两县未易制也”（《宛署杂记》）。

市司管理权归兵马司，意在更好地维持市场秩序和治安。

①万历《安丘县志》卷五《建置考》“街市”。

②乾隆《夏津县志》卷二《建置志》“镇集”。

市场管理项目明代市场管理项目众多，其中商税下有专章论述，其他主要如下。

1.度量衡管理制度。

度量衡的统一，是市司公平交易的保障，朝廷对此高度重视。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下令铸造新的铁斛、铁升，以为标准量器。

二年（1369），再下令，“凡斛斗秤尺，司农司照依中书省原降铁斗铁升，较定则样制造，发直隶府州及呈中书省转发行省，依样制造，校勘相同，发下所属府州，各府正官提调依法制造，较勘付与各州县仓收支行用。

其牙行、市铺之家，须要赴官印烙。

乡村人民所用斛斗秤尺与官降相同，许令行使”③。

明令市场贸易所用的度量衡必须与官定标准相吻，且经官府核定烙印后，方可用于市场交易。

以后每隔数年，如洪熙元年（1425）、正统元年（1436）、景泰二年（1451）、成化五年（1469）、嘉靖二十七年（1548）等，朝廷都颁布核校度量衡法令。

后来，司农司取消，制作和校定标准量器的工作由工部负责，“凡度量衡，［工部］谨其校勘而颁之，悬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①。

依照朝廷统一下发标准量器，各地逐级依样制造后，“立平准，悬于市肆，谕贸易之人，有大小低昂，听其较量”②。

各地对依标准样生产度量衡器具十分严格，如明中叶人陈铎描写等秤铺的制作，要求等秤“锤儿无捅移，杆干要正直，量数儿须匀密。

世人个个讨便宜，赖你成平易。

铺面营生，出入一例，好名头从此起。

轻重在眼里，权衡在手里，切不可差毫厘”③。

朝廷还严格对度量衡的监管。

一是派兵马指挥司二至三日一次定期“校勘街市斛斗秤尺”；二是针对违法作弊现象，制定法律，给以一定处罚：“凡私造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将官降斗秤尺作弊增减者，杖六十，工匠同罪”；“若官降不如法者，杖七十；提调失于校勘者，减一等，知情而同罪”；“其在市行使斛斗秤尺，虽平而不经官司校勘印烙者，答四十”④。

有些地方，发现度量衡不合法，则“重责枷示不贷”⑤。

统一度量衡制度对买卖双方进行公平交易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市场的发展。

如山东济南府莱芜县的十七个集市，因“斛斗秤尺，官为之谨，又有牙役以分之，集头以总之，故贸易平而争者鲜少矣”⑥。

2.物价管理制度。

物价平稳、合理，是市场有序乃至国家安定的一种表现，也是市场贸易渠道畅通的关键之一。

朝廷对此一直很重视。

③万历《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权置”。

①《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工部”。

②嘉靖《六合县志》卷一《地理志》，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③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等秤铺”，转引自路工《访书见闻录》。

④《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市廛》“私造斛斗秤尺”。

⑤崇祯《祁州志》卷十《杂事志》“兴革利弊”附：平量法。

⑥嘉靖《莱芜县志》卷二《集市》，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洪武元年（1368），太祖针对当时物价起伏较大的情况，命在京、在外兵马司每隔二三日“时其物价”①，即由官方确定物价，并向民间公布，以平抑市场价格。

二年（1369），又制定“时估”制，命“府州县行属”，“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逐一核实，依期开报，毋致高抬少估，亏官损民”。

如果“物货价直高下不一，官司与民贸易，随时估计”②。

二十六年（1393），又规定，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的价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于上司”③。

宣德元年（1426），朝廷颁令，凡“藏匿货物、高增价值”的客商，都要给以罚钞处理④。

《明律》对此有进一步规定：“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准盗窃论，免刺”⑤；“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若见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答四十”；“若已得物利，计赃，重者准窃盗论，免刺”⑥。

嘉靖二年（1523），中央政府再定市易之法，重申上述各项规定。

各地方也建立起“每月朔望，各集经纪，谨较斗秤，备访物价”⑦之制。

当时物价的基准，是以国民赖以生存的粮食的价格为转移的。

朝廷为掌握平抑物价的主动权，通过国家行为，如建立预备仓，实行收籴、平粜制度等，来保证物价的平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①。

对于赢利过多的行业，政府则采取限制措施。

如对既无“舟车之榷”，又无“江湖之险”的典当行业，《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

若他们违禁取利，要给予“笞四十”的惩处②。

商品质量管理制度商品质量问题，一般由各行各业的商品经销者自己来把握，但政府也有原则规定，并赋以法律形式。

《明律》定：“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③。

货物“不牢固”，纺织品“纰薄”、“短狭”，均属次、劣商品；“不真实”，则是指冒牌、假伪或者以次充好者；“短狭”，也指尺寸不合格、数量不足的商品。

实际上这是规定了伪劣与不合格商品不得在市场交易，否则要受到制裁。

①顾炎武：《日知录之余·校勘斛斗秤尺》。

②《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时估”。

③《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时估”。

④《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钞法”。

⑤《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⑥《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⑦梁材：《议勘光禄寺钱粮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二。

①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②《明律》卷九《户律》“钱债，违禁取利”。

③《明律》卷十《户律》“市廛”；《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市廛》。

平抑物价和质量管理制度，对于约束奸商，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均起过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机制本身的原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严重存在，市场贸易中高抬物价、弄虚作假、欺诈行骗的情形屡见不鲜。

尤其明中叶后，不法商人更和贪官污吏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使物价、质量等制度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

正德年间，流传民间的一首俗曲说，生药铺里“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

等盘上不依斤两，纸色中那管炎凉。

病至危亡，加倍还偿。

以假充真，有药无方”。

香铺内“有香名色无香味，戗喉喷鼻。

一团烟气，多半是榆皮”①。

货币规范制度货币在商品经济中是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是市场贸易得以公平进行的关键。

政府对货币的规范、管理一般都十分严格。

但由于明朝不恰当地推行“钞法”，致使几度出现国钞危机，造成流通货币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