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新探(修改版)

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新探内容摘要：10世纪初，西安丧失了全国政治中心地位，开始沦为一个地区性的城市，并且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地位再也没能得以重建。

西安的这种历史性的衰落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归纳为：一、历经周、秦、汉、唐，特别是经过唐末的历史大动乱，西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宜再做统一王朝的都城；二、从南北差异和对峙的意义上来看，西安的地理劣势在唐以后暴露得愈来愈明显，不宜作为后来王朝的都城（与其它城市相比）；三、中国古代的建都传统和乡土观念不利于西安政治中心地位在唐末以后的重建。

关键词：西安；全国政治中心；重建；乡土观念作为周、秦、汉、唐等一个个统一大帝国的都城，西安在中国历史上沐尽荣耀，出尽风头。

然而，唐末以后，西安开始让位于洛阳、开封、南京和北京等城市，丧失了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显赫地位，并且一去不复返，不能不令人忆昔伤怀，扼腕叹息。

对西安“失宠”的原因，学界多有评议，然而偏颇和不足之处也不少，如许多论著都侧重于从西安在唐末的破毁中找原因，要么就用“经济重心南移”来搪塞之，而对一些历史深层的以及宏观形势变化上的因素鲜有提及。

本文旧题重弹，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有所精进和发挥；题目中着一“新”字，意在敦促自己独立思考，不甘雷同。

然才学所限，难能勉强，唯求竭思尽力而已，恳请师长多多批评指正一历经周、秦、汉、唐，特别是经过唐末的历史大动乱，西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宜再做统一王朝的都城。

这是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的内在原因。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其《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提到，中国古都都经历过其“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过程，并且强调“都城在演变过程中是有一定规律的”①。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这一历史现象纳入西安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加以把握，从而认为西安经过周、秦的形成，汉、唐的发展，到唐末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走向历史性衰落，是西安城内在的发展规律使然，具有必然性。

以这种态度来探讨西安衰落的原因，有利于保持历史的公正与客观，从而避免因主观感情或视野狭窄而造成不应有的疏误。

同众多历史城市的形成一样，都城在一地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该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的。

关中平原南依秦岭，北临渭水，被山带河，金城千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而且，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壤肥沃，水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有“天府之国”的盛誉。

正是因为关中在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方面的优越性，位于这一地区的西安才有可能成为历代王朝的都城，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可是，反过来说，都城是人类积极改造自然的产物，一地区的长期建都必将导致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经济基础的削弱，而当这种破坏和削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城就因失去其依托而渐渐衰落甚至消失。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城市历史中屡见不鲜，如楼兰古国和统万城等。

据统计，“历史时期先后有十一个王朝、三位流亡皇帝和四位农民起义领袖在关中建都”，它们是“西周、秦、西汉、新、绿林、赤眉、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①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自序》，中华书局1998年。

隋、唐、黄巢的大齐和李自成的大顺”，“总计历时1077年”①。

如此多的朝代在西安建都，这不仅给西安这座古都带来了历史和文化上的无限荣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给西安带来了环境和经济上的重负。

回顾西安漫长的建都史，我们从字里行间随处可以感受到西安为其荣耀而付出的沉重代价，而且隐约可以听见西安在艰难承载起一个个巨型帝国时，在其重压底下所发出的阵阵呻吟和啜泣。

西周是第一个在关中建都的统一王朝，后历经秦、汉而迄于隋、唐。

在从西周到唐末的漫长历史中，西安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在开发中不断破坏，在战乱中不断衰落。

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周、秦属于开发的早期，西汉时达到较高的开发程度，隋、唐两代300余年，关中地区的人口激增，对其开发也随之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长期大规模的开发不仅使关中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而且使得西安在中唐以后“气候振动较大”，“地震活动频繁”，“水旱灾害不断”②。

打开《西安市志》，像“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陆游饿殍，人相食”③等等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目，令人触目惊心，很难相信这些是在堂堂一国之都附近发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记载在唐代中后期更多。

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关中地区粮食产量的剧减，，严重影响到西安作为一国之都的经济基础。

尽管关中平原以土地肥美，物产丰殷著称，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却是古而有之，从秦开始历朝历代都要通过漕运从关东运粮以解关中缺粮之急。

这种情况发展到唐代变得更为严重，甚至酿成震动京师的粮食危机。

据史书记载，唐中后期许多皇帝因为京城缺粮而率文武百官去洛阳“就食”，成为“逐粮天子”④，甚至高宗皇帝因此死在洛阳，不能终老故都，含恨而终。

可见，关中地区的经济基础在唐中后期已显现出明显的颓势，且政治中心亦随之向关东倾斜。

战乱对长安城的破坏也是极其惊人的。

从西周末年的犬戎灭镐，到秦末项羽火烧咸阳，再到西汉末年的新莽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西安不断地遭到战乱的洗劫，对西安的人为破坏可谓陈陈相因，变本加厉。

唐末的历史大动乱更是对西安致命性的破坏。

据史书记载，长安城及其郊区在僖宗和昭宗时曾四次陷于战火之中。

883年，黄巢在长安与官军激战空前惨烈，四月离开长安时，下令焚宫闱、省寺、居第殆尽，官军进城更是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居所存无几；885年，王重荣、李克用与田令孜大战于沙苑，田令孜败归后，令焚坊市及宫城，长安城唯昭阳、蓬莱等三宫仅存；896年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放火，使长安城宫室建筑统统化为灰烬。

⑤而到八年后的904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行前不仅“强令京师民按户籍迁居洛阳”，而且下令“拆毁长安宫室、百司公廨、民间房屋，将所得木料由渭水漂流而下运往洛阳”⑥，这使长安城遭受了致命的一击。

此后京城成为废墟。

严酷的战火摧毁了长安城，也摧毁了长安郊区，使长安不能作为都城继续沿用下去。

二从南北差异和对峙的意义上来看，西安的地理劣势在唐以后暴露得愈来愈明显，不宜作为后来王朝的都城。

这是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外在因素。

辩证地讲，任何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暴露出其相对劣势，即所谓的地理优势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时代性。

位于关中地区的西安也是如此。

人们习惯于这样来描述关中的地理优势，说西安“南依秦岭，北临渭水，被山带河，①史念海、萧正洪、王双怀：《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②同上，第240页。

③《西安市志》第一卷，西安出版社1996年，第51—56页。

④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443页。

⑤以上据史念海、萧正洪、王双怀：《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1页。

⑥《西安市志》第一卷，西安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金城千里”①，或者说关中“居于四塞之内”②，“有高屋建瓴之势”③，“近可攻退可守”④。

这是不错的，但却主要是从军事战略意义上来说的。

那么在沟通东西南北的意义上来讲又如何呢？作为一个统一帝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恐怕沟通的便利比军事的易于据守更为重要吧。

从关中地区自身的地理特点来看，关中地区显得太过封闭。

正如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关中地区在军事战略意义上的优势刚好是其在沟通不同地域方面的劣势。

作为一个统一大帝国的都城，其军事战略上的意义应比一个割据政权的都城要淡化得多。

虽然都城在军事战略上的优势对于一国在立国之初政权的巩固意义非凡，但随着帝国的繁荣和强大，这种军事战略上的全副装备则会转变为沉重的包袱，制约着都城在对全国进行有效管理和统一调度全国人力物力方面职能的发挥。

像秦、汉、隋、唐这样的大帝国，无疑需要一个足够开放的大都市与之匹配，而西安在这点上显然并不称职。

西安深居内陆，“居于四塞之内”，“周围有崇山峻岭环绕”⑤，具有很强的封闭性。

秦岭将西安与南方阻隔，这是西安要沟通南方所无法逾越的障碍。

水运方面，西安虽然河流不少，有“八水绕长安”之说，但河流的规模太小；而黄河又有三门峡之险，严重影响到黄河沟通东西功能的发挥，这成为历朝历代无法解决的难题。

因此，西安在唐代虽称国际性大都市，但交通却多由陆路，无法在水路交通方面施展身手，这与英国之伦敦、法国之巴黎及日本之东京形成鲜明对比。

而唐之后取代西安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洛阳、开封、南京和北京则无不是水陆交通的枢纽，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可见，唐以后的帝国统治者们在择都问题上表现出走出封闭，兼顾水陆交通的择都取向。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西安的地理位置太过偏西。

周隆兴于西岐，数迁而至于丰镐；秦国被关东六国讥笑为“西戎”，孔子周游列国而不入秦；西安在历史上也多次被称为“西都”。

可见西安之“西”在历史上由来已久。

地理位置偏西之弊有很多。

首先，都城地理位置偏西使国家对广大的关东之地的管理尤为不便，甚至酿出许多祸端。

如西周为了解决对关东管理不便的难题，于是大封诸侯，最后导致诸侯坐大，周室衰微；秦吸取周之教训，罢分封，置郡县，结果过犹不及，短命而亡；西汉初立，再行分封，又导致了“七国之乱”；隋炀帝为了加强与关东的联系而开运河、营建东都，却劳民伤财，激起民怨，使隋王朝顷刻土崩瓦解。

唯唐朝坐享隋炀帝之功，后来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国势所生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向心力才勉强维持了较长时间稳定和统一的局面。

其次，西安地理位置的偏西与中国当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大势相背离。

历史发展在地理位置上的趋向是由开发较早的文明中心向四周扩散。

隋、唐之世，中原地区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已经走向衰落，而南方作为一个新兴地区，其经济地位开始不断攀升，这就使得作为都城的长安对南方越来越倚重，而两者地理上的阻隔成为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唐以后的统治者倾向于将都城建于西安之东之南，以适应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势。

如“东汉时期，以及后来的北宋初年，也曾有人设想定都长安，只是考虑到粮食问题不好解决，方才作罢”⑥。

此外，从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形势来看，西安易于遭到游牧民族的侵袭，其位置极为不利。

西安的地理位置偏于西北，而这一地区正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最为频繁和激烈的地区。

当北方某一游牧民族兴起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西北向中原地区侵袭和骚扰，而关中地区南有秦岭阻挡，东又有黄河和函谷关相阻，往往形成自缚之困局，极不利于战略迂回和在纵深上的展开。

而开封、南京和北京等城市则不存在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借助河海进退自如，从而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