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新探(修改版)

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新探
内容摘要：10世纪初，西安丧失了全国政治中心地位，开始沦为一个地区性的城市，并且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地位再也没能得以重建。

西安的这种历史性的衰落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归纳为：一、历经周、秦、汉、唐，特别是经过唐末的历史大动乱，西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宜再做统一王朝的都城；二、从南北差异和对峙的意义上来看，西安的地理劣势在唐以后暴露得愈来愈明显，不宜作为后来王朝的都城（与其它城市相比）；三、中国古代的建都传统和乡土观念不利于西安政治中心地位在唐末以后的重建。

关键词：西安；全国政治中心；重建；乡土观念
作为周、秦、汉、唐等一个个统一大帝国的都城，西安在中国历史上沐尽荣耀，出尽风头。

然而，唐末以后，西安开始让位于洛阳、开封、南京和北京等城市，丧失了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显赫地位，并且一去不复返，不能不令人忆昔伤怀，扼腕叹息。

对西安“失宠”的原因，学界多有评议，然而偏颇和不足之处也不少，如许多论著都侧重于从西安在唐末的破毁中找原因，要么就用“经济重心南移”来搪塞之，而对一些历史深层的以及宏观形势变化上的因素鲜有提及。

本文旧题重弹，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有所精进和发挥；题目中着一“新”字，意在敦促自己独立思考，不甘雷同。

然才学所限，难能勉强，唯求竭思尽力而已，恳请师长多多批评指正
一
历经周、秦、汉、唐，特别是经过唐末的历史大动乱，西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宜再做统一王朝的都城。

这是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的内在原因。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其《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提到，中国古都都经历过其“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过程，并且强调“都城在演变过程中是有一定规律的”①。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这一历史现象纳入西安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加以把握，从而认为西安经过周、秦的形成，汉、唐的发展，到唐末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走向历史性衰落，是西安城内在的发展规律使然，具有必然性。

以这种态度来探讨西安衰落的原因，有利于保持历史的公正与客观，从而避免因主观感情或视野狭窄而造成不应有的疏误。

同众多历史城市的形成一样，都城在一地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该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的。

关中平原南依秦岭，北临渭水，被山带河，金城千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而且，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壤肥沃，水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有“天府之国”的盛誉。

正是因为关中在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方面的优越性，位于这一地区的西安才有可能成为历代王朝的都城，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可是，反过来说，都城是人类积极改造自然的产物，一地区的长期建都必将导致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经济基础的削弱，而当这种破坏和削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城就因失去其依托而渐渐衰落甚至消失。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城市历史中屡见不鲜，如楼兰古国和统万城等。

据统计，“历史时期先后有十一个王朝、三位流亡皇帝和四位农民起义领袖在关中建都”，它们是“西周、秦、西汉、新、绿林、赤眉、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
①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自序》，中华书局1998年。

隋、唐、黄巢的大齐和李自成的大顺”，“总计历时1077年”①。

如此多的朝代在西安建都，这不仅给西安这座古都带来了历史和文化上的无限荣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给西安带来了环境和经济上的重负。

回顾西安漫长的建都史，我们从字里行间随处可以感受到西安为其荣耀而付出的沉重代价，而且隐约可以听见西安在艰难承载起一个个巨型帝国时，在其重压底下所发出的阵阵呻吟和啜泣。

西周是第一个在关中建都的统一王朝，后历经秦、汉而迄于隋、唐。

在从西周到唐末的漫长历史中，西安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在开发中不断破坏，在战乱中不断衰落。

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周、秦属于开发的早期，西汉时达到较高的开发程度，隋、唐两代300余年，关中地区的人口激增，对其开发也随之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长期大规模的开发不仅使关中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而且使得西安在中唐以后“气候振动较大”，“地震活动频繁”，“水旱灾害不断”②。

打开《西安市志》，像“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陆游饿殍，人相食”③等等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目，令人触目惊心，很难相信这些是在堂堂一国之都附近发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记载在唐代中后期更多。

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关中地区粮食产量的剧减，，严重影响到西安作为一国之都的经济基础。

尽管关中平原以土地肥美，物产丰殷著称，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却是古而有之，从秦开始历朝历代都要通过漕运从关东运粮以解关中缺粮之急。

这种情况发展到唐代变得更为严重，甚至酿成震动京师的粮食危机。

据史书记载，唐中后期许多皇帝因为京城缺粮而率文武百官去洛阳“就食”，成为“逐粮天子”④，甚至高宗皇帝因此死在洛阳，不能终老故都，含恨而终。

可见，关中地区的经济基础在唐中后期已显现出明显的颓势，且政治中心亦随之向关东倾斜。

战乱对长安城的破坏也是极其惊人的。

从西周末年的犬戎灭镐，到秦末项羽火烧咸阳，再到西汉末年的新莽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西安不断地遭到战乱的洗劫，对西安的人为破坏可谓陈陈相因，变本加厉。

唐末的历史大动乱更是对西安致命性的破坏。

据史书记载，长安城及其郊区在僖宗和昭宗时曾四次陷于战火之中。

883年，黄巢在长安与官军激战空前惨烈，四月离开长安时，下令焚宫闱、省寺、居第殆尽，官军进城更是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居所存无几；885年，王重荣、李克用与田令孜大战于沙苑，田令孜败归后，令焚坊市及宫城，长安城唯昭阳、蓬莱等三宫仅存；896年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放火，使长安城宫室建筑统统化为灰烬。

⑤而到八年后的904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行前不仅“强令京师民按户籍迁居洛阳”，而且下令“拆毁长安宫室、百司公廨、民间房屋，将所得木料由渭水漂流而下运往洛阳”⑥，这使长安城遭受了致命的一击。

此后京城成为废墟。

严酷的战火摧毁了长安城，也摧毁了长安郊区，使长安不能作为都城继续沿用下去。

二
从南北差异和对峙的意义上来看，西安的地理劣势在唐以后暴露得愈来愈明显，不宜作为后来王朝的都城。

这是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外在因素。

辩证地讲，任何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暴露出其相对劣势，即所谓的地理优势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时代性。

位于关中地区的西安也是如此。

人们习惯于这样来描述关中的地理优势，说西安“南依秦岭，北临渭水，被山带河，
①史念海、萧正洪、王双怀：《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②同上，第240页。

③《西安市志》第一卷，西安出版社1996年，第51—56页。

④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443页。

⑤以上据史念海、萧正洪、王双怀：《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1页。

⑥《西安市志》第一卷，西安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金城千里”①，或者说关中“居于四塞之内”②，“有高屋建瓴之势”③，“近可攻退可守”④。

这是不错的，但却主要是从军事战略意义上来说的。

那么在沟通东西南北的意义上来讲又如何呢？作为一个统一帝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恐怕沟通的便利比军事的易于据守更为重要吧。

从关中地区自身的地理特点来看，关中地区显得太过封闭。

正如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关中地区在军事战略意义上的优势刚好是其在沟通不同地域方面的劣势。

作为一个统一大帝国的都城，其军事战略上的意义应比一个割据政权的都城要淡化得多。

虽然都城在军事战略上的优势对于一国在立国之初政权的巩固意义非凡，但随着帝国的繁荣和强大，这种军事战略上的全副装备则会转变为沉重的包袱，制约着都城在对全国进行有效管理和统一调度全国人力物力方面职能的发挥。

像秦、汉、隋、唐这样的大帝国，无疑需要一个足够开放的大都市与之匹配，而西安在这点上显然并不称职。

西安深居内陆，“居于四塞之内”，“周围有崇山峻岭环绕”⑤，具有很强的封闭性。

秦岭将西安与南方阻隔，这是西安要沟通南方所无法逾越的障碍。

水运方面，西安虽然河流不少，有“八水绕长安”之说，但河流的规模太小；而黄河又有三门峡之险，严重影响到黄河沟通东西功能的发挥，这成为历朝历代无法解决的难题。

因此，西安在唐代虽称国际性大都市，但交通却多由陆路，无法在水路交通方面施展身手，这与英国之伦敦、法国之巴黎及日本之东京形成鲜明对比。

而唐之后取代西安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洛阳、开封、南京和北京则无不是水陆交通的枢纽，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可见，唐以后的帝国统治者们在择都问题上表现出走出封闭，兼顾水陆交通的择都取向。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西安的地理位置太过偏西。

周隆兴于西岐，数迁而至于丰镐；秦国被关东六国讥笑为“西戎”，孔子周游列国而不入秦；西安在历史上也多次被称为“西都”。

可见西安之“西”在历史上由来已久。

地理位置偏西之弊有很多。

首先，都城地理位置偏西使国家对广大的关东之地的管理尤为不便，甚至酿出许多祸端。

如西周为了解决对关东管理不便的难题，于是大封诸侯，最后导致诸侯坐大，周室衰微；秦吸取周之教训，罢分封，置郡县，结果过犹不及，短命而亡；西汉初立，再行分封，又导致了“七国之乱”；隋炀帝为了加强与关东的联系而开运河、营建东都，却劳民伤财，激起民怨，使隋王朝顷刻土崩瓦解。

唯唐朝坐享隋炀帝之功，后来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国势所生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向心力才勉强维持了较长时间稳定和统一的局面。

其次，西安地理位置的偏西与中国当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大势相背离。

历史发展在地理位置上的趋向是由开发较早的文明中心向四周扩散。

隋、唐之世，中原地区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已经走向衰落，而南方作为一个新兴地区，其经济地位开始不断攀升，这就使得作为都城的长安对南方越来越倚重，而两者地理上的阻隔成为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唐以后的统治者倾向于将都城建于西安之东之南，以适应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势。

如“东汉时期，以及后来的北宋初年，也曾有人设想定都长安，只是考虑到粮食问题不好解决，方才作罢”⑥。

此外，从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形势来看，西安易于遭到游牧民族的侵袭，其位置极为不利。

西安的地理位置偏于西北，而这一地区正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最为频繁和激烈的地区。

当北方某一游牧民族兴起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西北向中原地区侵袭和骚扰，而关中地区南有秦岭阻挡，东又有黄河和函谷关相阻，往往形成自缚之困局，极不利于战略迂回和在纵深上的展开。

而开封、南京和北京等城市则不存在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借助河海进退自如，从而保护自己。

由此可见，西安虽然在东西对峙和南北对峙方面具有极大的军事
①史念海、萧正洪、王双怀：《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②同上，第310页。

③同上，第318页。

④同上，第317页。

⑤同上，第317页。

⑥同上，第318页。

战略优势，但在对付来自西北的威胁时则表现的力不从心，笨拙至极。

历史上每一次西北游牧民族的兴起和强大都直接威胁到西安的安全，尤其是在统一王朝的建立初年和末年，游牧民族会对定都西安的王朝的命运产生致命的影响。

三
中国古代的建都传统和乡土观念不利于西安政治中心地位在唐末以后的重建。

这是西安失去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

前朝都城被毁后，后面的朝代虽可以重建，但却不能无限重建，而往往是避开旧都原址，在同一地区另辟新址营建，这是中国古代的建都传统的一个方面。

因为一定的地理区域，其开发潜力是有一定极限的。

在历史时期，都城在被战乱摧毁后往往难逃被遗弃的命运而沦为一片瓦砾，百数十年后仍是杂草丛生，乱石遍野的惨象。

即使在同一地区要重建新都，一般都不会因袭旧址，而是在周围不远处另辟新址为城。

如西安虽说是十三朝古都，但都城的具体位置在不同朝代却多有变迁。

西周时，其京丰镐位于今西安以西的沣河两岸；秦都咸阳则位于今咸阳东部一带；而西汉长安城的位置却到了今西安城西北10公里的地方；隋的时候始建大兴城于汉长安城东南，才与今之西安市的位置大致相符。

唐代虽然继续以隋大兴城为都城，但仍对之进行了多次维修和扩建。

由此可见，当旧城被毁后，新王朝不会选择在旧址建都。

那么，当经历了唐末的诸般兵火，长安城变为一片废墟后，新的统治者欲在西安建都就必须另辟新址，而这时候陈迹遍野的关中已很难找到一块像样的地方了。

公元904年，唐迁都洛阳后，佑国军节度使韩建拆除外郭城和宫城，仅留皇城作为“新城”已经是一种历史的无奈了。

乡土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对列朝统治者择都取向的影响是不应被忽视的。

一般而言，统治者趋向于把都城建立在本族的祖居之地或者附近，这是乡土观念对国人的影响在统治者身上的体现。

乡土观念是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一方面，由于中国深居内陆，地区差异十分明显，交通不便，这些因素使国人形成一种“安土重迁”的观念，当然这也与中国很早以来就是一个定居的农耕民族有关。

另一方面，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历代的思想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影响中国数千年，被称为儒教。

而儒家思想有一大核心，即“孝”的思想，对国人的乡土观念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论语》中讲“孝”时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①，因此古人常常将父母及家亦即孝作为自己终生守望的精神家园和恪守的人生信条，即使位居九五至尊的皇帝也不能例外。

而且，除了对父母之孝外，“敬祖先”也是“孝”的内涵的发展和延伸。

因此，后代子孙能否“光耀门楣”，使父母祖宗脸上有光就被作为衡量是否尽到“孝”的一大标准，而建功立业也常被作为“光宗耀祖”的资本。

如楚霸王项羽就说富贵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结果放弃关中而定都彭城，最终落得自刎乌江的下场。

加之“祖坟”在国人心目中占据重要神圣的地位，为了保护“祖坟”不被破坏，历代统治者都愿意将都城建于本族的隆兴之地，即便不得已要迁离，也必须设重兵防守。

试看周、秦、汉、隋、唐的情况，周、秦起于西戎之地，都城数迁却不出关中，体现了就近隆兴之地择都的取向。

隋唐统治者起于陇西，以长安为都亦是如此。

唯西汉刘邦兴于江苏沛县，临近山东，初定中原就“即帝位于山东定陶的汜水之阳”②，后又欲以偏东之洛阳为都，因娄敬、张良力谏才决定定都长安，随后迁父母及家乡父老百余户到长安定居，才聊解缺憾。

唐以长安为都，尽管中后期长安城每况愈下，皇帝们甚至不得不到洛阳“就食”，但也是数月而返，没有长居不去的。

高宗在洛阳病危，犹表示因不能终老故都长安之遗恨。

904年长
①《论语·里仁第四》。

...
②史念海、萧正洪、王双怀：《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8页。

安久已残破，昭宗才在朱温的胁迫下被逼迁都洛阳。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迭兴。

因为唐以后统一王朝的统治者从祖籍渊源上多与关中无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西安不可能成为以后王朝的都城。

元、清自不用说，其定都北京，皆是由其故都就近迁徙而来的。

这样的处理既有利于适应全国大一统的需要，又不至于离本族的隆兴之地太远。

而北宋初年定都开封，虽说是“为了贪图当地漕运的便利”，但与宋太宗及其部众多属关东人氏有关。

朱元璋祖籍安徽（一说是江苏句容），故以南京为都；而成祖朱棣早年被封为燕王，留守北京，后以北京为都自在情理之中。

可见，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乡土观念，对历代统治者的择都取向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综上所述，西安在唐末以后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

想当然地认为西安失去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是战争的破坏和经济重心的南移，这是非常有害的。

本文从表面上看是从三个方面探讨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其实在每一方面的内部又有分层，如此则层层面面远不止三之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本文题目的不确定性。

本文的题目是“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的原因”，现抛开“原因”二字不论，单从“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这句话来看就存在很大问题。

首先，历史上的西安不仅名称不同，而且其指代的地理实体也有很大差异，那么题目中的“西安”二字显然用得不妥，必须加以规定和解释；其次，“丧失”之前没有时间的限制，因为西安在历史上曾多次丧失过全国政治中心地位，具体指那一次，该题目没有讲清楚，所以很成问题；最后，即便默认为“丧失”是指西安在唐末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那么，该题讨论的范围是只局限于“在唐末的丧失”呢，还是要延伸到西安在唐以后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重建，这依然是很模糊的。

正是因为题目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使得本文在行文过程中能够自由张弛，很少约束，从而易于网罗史料，比较能够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宽的角度挖掘新的观点。

当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缺陷和不妥之处，颇值得商榷。